缘起

2014年11月，在安徽全椒召开的吴敬梓逝世2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志良提交了论文《宁楷与〈儒林外史〉》，首次公布了吴敬梓挚友宁楷《修洁堂初稿》所收《〈儒林外史〉题辞》（下或简称“《题辞》”）。郑志良根据《题辞》有关内容判定，《儒林外史》（下或简称“《外史》”）第五十六回为吴敬梓原稿所固有，并非后人伪作窜入；而据《修洁堂初稿》有关作品可以判定，宁楷即是《外史》中“武书”这一人物的原型。郑志良该文后以“《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为题，发表于《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该文公布的材料、提出的观点，被学界誉为近些年来《外史》研究的重要新成果。

郑志良的文章发表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叶楚炎博士又发掘了宁楷等人的相关文献，撰成“《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考论——兼与郑志良先生商榷”一文，指出载有《〈儒林外史〉题辞》的《修洁堂初稿》一书的完成，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也便是在吴敬梓去世至少十年后方才成书，郑志良判定该书成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的乾隆十八年（1753），值得商榷。叶楚炎同时指出，以宁楷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人物“武书”在书中有种种超乎寻常的表现，而宁楷的诗文作品与第五十六回“幽榜”之间也充满了诸多微妙的联系，因此，宁楷很可能便是《外史》“幽榜”一回的增补者。叶楚炎该文后发表于《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

2015年8月，在安徽大学文学院召开的第二届清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耿传友提交了论文《〈儒林外史〉原貌新探》，重申了章培恒先生的观点，即《外史》原本应是程晋芳所说的五十回，并指出宁楷很可能是《外史》萧云仙故事、“幽榜”等内容的窜入者。在这届研讨会上，郑志良提交了重要新成果《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探析》，首次公布了吴敬梓另一挚友严长明辑《八表停云录》所收吴敬梓《后新乐府》诗六首，据考证，这六首诗约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左右。其中《青海战》一诗写的是吴敬梓友人李亩的生平事迹，李亩即是《外史》中萧云仙的人物原型，据此可知《外史》中萧云仙之父萧昊轩的原型，就是李亩之父李世芳。郑志良指出，《外史》中的萧云仙故事，就是吴敬梓根据李亩的生平事迹写成的，章培恒先生等人认为萧云仙故事系后人窜入的说法，难以成立。郑志良又根据《后新乐府》中《茸城女》一诗，指出《外史》中的奇女子沈琼枝，其人物原型是沈珠树；沈琼枝的故事，是吴敬梓将沈珠树姑嫂二人的经历融为一体后写成的。《八表停云录》所附吴敬梓小传中，说吴敬梓“字仪张”，“仪张”这个表字，在其他吴敬梓传记中从未被提及，值得重视。郑志良该文同样是近些年来吴敬梓及《外史》研究的重要新成果。

郑志良上述两篇论文的发布，引起了叶楚炎、耿传友的追进研究与商榷，鉴于其中问题在《外史》人物原型及文本原貌研究方面的重要性，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会长李汉秋先生筹划召开研讨会，集思广益，对有关问题进行辨析，以推动《儒林外史》研究向纵深发展。2015年9月26日，《儒林外史》新文献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召开，中国儒林外史学会部分会员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安徽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及各高校研究生旁听了本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为与会专家印发了论文资料，除了上面提到的四篇文章外，叶楚炎还提供了重要论文《匡超人本事考论》，郑志良还提供了《吴敬梓家世新探——读吴国缙〈世书堂稿〉》一文。

会议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周月亮教授主持，下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主持。

共识：人物原型新发现

郑志良、叶楚炎分别考出了《外史》五个人物的原型：武书—宁楷、萧云仙—李亩、萧昊轩—李世芳、沈琼枝—沈珠树、匡超人—汪思迴。郑志良还透露了蘧公孙的人物原型。郑、叶在人物原型考证方面的贡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被公认为近些年来《外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外史》几个重要人物的原型被发现，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吴敬梓如何改造原型人物，塑造出符合其立意的艺术形象，如今具备了更丰富、更切实的材料，可以予以充分的说明。例如，叶楚炎在《匡超人本事考论》一文中指出，考察从原型人物汪思迴到小说人物匡超人的演变，可以作为窥知《外史》中小说人物的生成过程的范例。

其二，原型人物的发现，使我们对吴敬梓的交游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这对于把握吴敬梓的思想意识与创作意图，意义重大。

其三，考察从原型人物到小说人物的演变，有助于理清《外史》具体故事的创作时间。谈凤梁先生在《〈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中，曾经指出“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吴敬梓几乎全部取材于历史和社会的传闻”，“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侧重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为题材”。叶楚炎在《匡超人本事考论》一文中，指出《外史》有关匡超人的几回故事，出现在第十五回至二十回，而匡超人是以吴敬梓好友汪思迴为原型的，可见《外史》前二十五回中的一些部分与吴敬梓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四，原型人物及其作品的发现，有助于解决《外史》的原貌问题。郑志良便曾依据宁楷《〈儒林外史〉题辞》，认为第五十六回为吴敬梓原稿所固有。叶楚炎、耿传友等学者则认为第五十六回为宁楷所增补。郑志良考出《外史》中萧云仙的人物原型，是吴敬梓好友李亩，并据此指出《外史》中的萧云仙故事，出自吴敬梓本人之手，而非后人所窜入。叶楚炎、耿传友则否认这种推断。

郑志良在《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探析》一文中，考出《外史》中的奇女子沈琼枝，其人物原型是沈珠树。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井玉贵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井玉贵指出，吴敬梓从沈珠树身上所取，一是替沈琼枝命名，二是写了沈琼枝的诗才。但沈琼枝从盐商家逃出，应算作沈琼枝的主要事迹，这一主要事迹实来自现实生活中沈珠树的小姑。井玉贵曾就此点跟郑志良通信，郑志良在回信中进一步指出，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第38条提到的张宛玉，“就是沈珠树的小姑子”，“吴敬梓与袁枚所说是同一件事情，而吴敬梓塑造沈琼枝这个人物时，把姑嫂二人融为一体”。井玉贵认为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理由有三：

其一，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第38条说“松江女张氏二人”，松江即茸城，跟吴敬梓、程廷祚、宁楷等人提到的茸城是一个地方。

其二，袁枚说张宛玉“嫁于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跟沈珠树小姑的经历完全一样。“淮北程家”相当于《外史》中的盐商宋为富。

其三，袁枚说松江女张氏二人，自言“文敏公族也”。此“文敏公”，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中指其为张照。井玉贵完全认同何先生这一判断。著名书法家张照（1691—1745）的谥号，就是“文敏”。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一第36条所记“张文敏公”事，同样是关于张照的。程廷祚《与吴敏轩书》中说茸城女子“生于名门”，此“名门”亦指张照家族。

张宛玉就是沈珠树的小姑，她富有诗才，曾有从夫家脱逃的经历，袁枚曾审问过她，综合这些要点，完全可以断定，《外史》中沈琼枝的原型，非张宛玉莫属。吴敬梓从沈珠树那里，不过命名了一个“沈琼枝”而已。而《外史》中审案的江宁知县，无疑就是袁枚。前辈学者对沈琼枝、江宁知县的原型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郑志良的新发现使前辈的判断更加稳固了。

井玉贵还指出，张宛玉、沈珠树姑嫂二人，都不会武功，而《外史》中的沈琼枝有不错的武功。可见吴敬梓塑造沈琼枝这一奇女子形象，并不局限于张、沈二女，他是多方取材的。与会专家一致强调指出，考察原型人物到小说人物的演变，必须把握好分寸，吴敬梓毕竟是在进行小说创作，而非写作纪实文学。

分歧：原貌问题的争论

《外史》原貌问题，是《外史》研究迄今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与会学者围绕郑志良、叶楚炎、耿传友提供的上述几篇论文，对《外史》原貌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第五十六回即“幽榜”一回是否出自吴敬梓之手？二、《外史》其他章回是否存在后人增补的情况？

自金和在苏州群玉斋本《外史》跋中提出原书仅有五十五卷，“幽榜”一卷系后人妄增以来，认同其说的学者不在少数，一些学者还列举了种种理由，证明“幽榜”一回不可能出自吴敬梓之手。郑志良称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中“玉堂金马，被薜荔而来游；丹诏紫泥，杂椒浆而共锡”，乃指《外史》第五十六回内容，而《题辞》所在的《修洁堂初稿》应成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约在乾隆十八年（1753），此时吴敬梓尚在人世，故推断《外史》第五十六回为吴敬梓原稿所固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鹏飞等学者对郑志良的论证表示赞同。郑志良还指出，第五十六回“幽榜”中，以作者吴敬梓为原型的杜少卿位在一甲第三名，实际上是蹭蹬一生的吴敬梓不甘心的心理的反映。

叶楚炎坚持了他在跟郑志良商榷文章中的观点，认为第五十六回很可能是宁楷增补进来的。叶楚炎首先从《修洁堂初稿》的成书时间入手，质疑了郑志良对此书成书时间的判定。叶楚炎征引了《修洁堂初稿》中的《赠严东友四首》其四及《〈五声反切正均〉序》等文献，推断《修洁堂初稿》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郑志良乾隆十八年的时间判定有误。《修洁堂初稿》既然成书于吴敬梓逝世之后，那么《〈儒林外史〉题辞》中对小说有关内容的概述，就不能证明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

对于叶楚炎提出的《修洁堂初稿》的成书时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傅承洲等学者都表示较为可靠，但这些学者同时也指出，对于判定成书时间的一些关键材料，例如《赠严东友四首》其四中的“迟我十年城市里，看君垂手到公卿”两句诗，还需要进一步斟酌其所指。

叶楚炎还曾分析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中“金函石室，传死后之精神；虎竹龙沙，绘生还之气骨”之语，推断宁楷写作《题辞》的时候，吴敬梓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以此否定郑志良提出的《题辞》作于吴敬梓在世之时的观点。李鹏飞则认为《题辞》上述语句乃泛指，指著述能将人的精神传诸后世，未必与吴敬梓去世有关。

耿传友则从另一角度得出了跟叶楚炎几乎全同的结论。他指出，宁楷《〈儒林外史〉题辞》几乎处处关涉“幽榜”一回，实际上是宁楷在为“幽榜”张本，反复提醒阅者注意“幽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宁楷很可能就是“幽榜”一回的窜入者，至少也是知情者。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周月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国风教授认为，从思想倾向上看，“幽榜”一回不大可能出自吴敬梓之手。有的学者从“幽榜”一回人物鱼龙混杂，跟第三十七回祭泰伯祠人员的情况类似，作为“幽榜”一回同样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证据，张国风认为这一证据并不具备说服力，因为两处人物鱼龙混杂的性质有所不同。如何看待第三十七回祭泰伯祠人员鱼龙混杂的现象，张国风在《〈儒林外史〉试论》第二章第四节“《儒林外史》与雍正之治”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国风还指出，从写作动机上看，“幽榜”是要给分散的人物交代结局，以形成结构上的完整性，对于打破常规写法的《外史》来说，其作者吴敬梓未必认同此种结构方式。

李鹏飞从另一角度支持了郑志良“幽榜”一回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观点。他认为，“幽榜”具有讽刺意味，是对朝廷标榜的“野无遗贤”的讽刺。前人曾揭示“幽榜”一回中不合常理的种种漏洞，来证明“幽榜”一回乃由后人窜入。李鹏飞则反问道：“幽榜”一回的“儒修”名单中，出现了释道人物、女性、骗子等人物，作者为何不避免出现这种漏洞呢？难道我们一眼就能看出的这些漏洞，其作者竟然会惘然无知么？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最早记载吴敬梓“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历来都有学者认为，《外史》原著应为五十回，今本《外史》中窜入了后人增补的章回。除“幽榜”一回真伪难定外，《外史》其他章回是否存在后人增补的情况？对此，吴组缃、章培恒等前辈学者早已提出了肯定的论断。本次研讨会上，部分学者对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郑志良考出吴敬梓友人李亩是《外史》中萧云仙的原型，由此推断《外史》中的萧云仙故事，出自吴敬梓本人之手，而非由后人窜入。耿传友、叶楚炎从各自角度切入，对郑志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耿传友从宁楷《题辞》中“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两句切入，梳理了今本《外史》在叙事时间上存在的错乱，推断今本《外史》中的萧云仙故事非吴敬梓原著所有，而是后人窜入，宁楷很可能就是萧云仙故事的窜入者，至少也是知情者。

叶楚炎则指出，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凤鸣岐的故事，相当于一部“武林外传”，偏离了“儒林外史”的正常的叙事题材。由此推测，《外史》后半部涉及武打、战争的一些章节，可能是在吴敬梓后人的要求下，由宁楷增补进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民众喜欢传奇性故事的需要。针对叶楚炎上述观点，刘勇强指出，萧云仙虽是武人出身，但《外史》作者是从“儒林”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李鹏飞则强调指出，不要把“儒林”一词看得过于狭窄，因为将具有儒林色彩的武将放在小说里，不存在任何问题，这正是通俗小说驳杂性的正常表现。

廖可斌认为今本《外史》存在旁人增补部分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叶楚炎对于原貌问题的考察与章培恒先生的相关论述相一致，可以沿着这样的路径继续探讨下去。但无论如何，文献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也可以尝试其他研究方法，例如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分析，看所谓增补的部分与其他部分是否存在词汇、语法、句子长短、句式表达习惯方面的差异。

傅承洲认为，按照小说刊刻的惯例来看，在小说刊刻的时候进行修改和整理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今本《外史》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状况。但现在的材料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也无法分辨哪些是原书所有，哪些是增补进去的内容。所以现在分析作品、评价人物、探讨作家的思想等等，都只能依照现存的本子作出一个基本的分析。

对于《外史》的原貌问题，李鹏飞总体上赞同郑志良的判断，认为原著为五十六回的可能性比较大；即使“幽榜”一回有问题，原著也是五十五回，原著只有五十回的可能性很小。他说，《外史》征战部分没有写好，是因为吴敬梓不熟悉征战生活，这是他的短板，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部分出自吴敬梓之手。对于一些学者将小说进行编年，找出其中的时间错乱，以此判定某些章回是否出自原作者之手的研究路数，李鹏飞也提出了质疑。他说，不少古典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存在错乱，并非只有吴敬梓的《外史》为然。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吴敬梓即使意识到书中有时间计算不严密的地方，但是出于小说情节逻辑的需要，他是没有办法加以改正的。有的学者曾从《外史》前后半部语言风格不一致的角度，判定《外史》后半部乃由后人窜入。李鹏飞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认为《外史》全书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全书应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不存在有人增补的情况。

刘勇强也强调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小说经典作品，都没有精致到无懈可击的程度。我们也不要拔高吴敬梓的思想。比如说萧云仙在青枫城招老师教八股，过去都认为，这样写跟吴敬梓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态度不相符合，以此证明此处描写系后人窜入。可是，吴敬梓对八股的态度就那么单纯吗？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李汉秋先生在本次研讨会的最后发言中，重点讲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李先生兴奋地说，《外史》几个人物的原型认定下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武书、萧云仙等好几个人物的原型，其中可以增进对吴敬梓创作方法了解的，很突出的有两点：一个是沈琼枝。关于沈琼枝，李先生比较同意井玉贵的意见，她实际上是“杂取”了张宛玉、沈珠树两个人的特点，捏合在一块，并吸取其他材料，塑造而成的形象。这很能代表吴敬梓的典型化方法。另一个是匡超人，过去觉得《儒林外史》里的肯定性人物，友人的文集愿意记载，比较容易找到原型，否定性人物则不易找到原型。现在，在高翰林之外，匡超人这个地道的否定性人物，居然也找到了原型，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可见即使是吴敬梓自己的朋友，他也可能取其某一点塑造出否定性人物形象。这更能见出吴敬梓确实是按照小说创作的形象思维来写的。从这次新认定的几个人物原型，可以更为深入地研究吴敬梓的典型化方法。

其二，李先生指出，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比如说乾嘉学派、朴学，主要在治经、史中形成，研究经、史是卓有成效的。对于新兴的小说，艺术虚构成分比较多，《儒林外史》毕竟不是编年史，用传统的治经、史那种方法，是不够的，有些方面也不一定很合适。对小说年代的比勘这种做法，他一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治小说，需要几方面综合运用：社会历史的观念，传统治经的方法，美学的赏鉴，文化学的功力，叙事学的观照，小说理论的考量，等等，综合起来运用可能好一些。对于程晋芳讲的《外史》原为五十卷之说，他认为不必太拘泥，因为对“稗说”，程晋芳原不曾像治经那样作认真考覈。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赞成李鹏飞、傅承洲的看法。

李先生最后强调指出，老中青的专家，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就一专题，“坐冷板凳”，“纯学术热议”，“当面锣对面鼓”地切磋，深入研讨，这种学术研讨会值得提倡。他希望《外史》的研究队伍继续扩大，吸引更多的年轻学人，80后、90后，新世纪之后的，都一起来继续我们的研究事业。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郑志良、叶楚炎等学者广征博取深入钻研的精神，他们的成果是近些年来《外史》研究的重要收获，这次会议已成了肯定他们重要发现的学术论证会。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掌握的材料，尚不足以论定《外史》的原貌，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材料；对于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中的关键语句，还需要进行推敲，以确定其具体所指。总之，本次研讨会肯定了贡献，明确了分歧，对于推动《外史》研究的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井玉贵）

《儒林外史》新文献研讨会合影

为学会副秘书长颁发证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主持会议

《儒林外史》学会会长李汉秋先生讲话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周月亮教授主持会议

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主持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郑志良副教授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叶楚炎博士发言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井玉贵副教授发言

安徽大学中文系耿传友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国风教授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傅承洲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廖可斌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鹏飞副教授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