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至8月1日，2016年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近70所高等院校、出版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80余篇。元代文学学会（筹）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李修生教授，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李修生先生在致辞中表示，元代文学研究在不断深入，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并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既要探讨微观问题，又要具备宏观视野和全球观念，以元代文学学会为平台，坦诚交流，互帮互助，群策群力，共同将元代文学研究事业推向更高水平。

莫砺锋先生在致辞中谈了自己对元代文学的看法，认为宋亡于元，元代文学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元代疆域广阔，文学表现的空间扩大；二是元代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作家开始汉文创作，元代文学是多民族共同创作的文学，体现出南北融合的特点；三是文体方面的扩展，就是元散曲，元散曲中的渔父词、悲情主题、怀古主题等表现出来的抒情方式，在唐诗、宋词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莫先生还提出“汇通宋元”的设想，希望有机会可以召开“汇通宋元”文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是元代文学学会（筹）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三次学术会议，由元代文学学会（筹）主办，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阴山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与会学者深入交流了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探讨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共同谋划元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论文研究范围广泛，论题多元，特色鲜明，涉及元代诗文、元杂剧、元散曲、元代文学理论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元代诗文研究，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也是元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外，研究者借助新理论研究元代文学，关注元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域外材料的运用等，体现了元代文学研究者的全球视野。研究者们紧密结合元代族群多元、地域文化多元、诗画交融等特征，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文献考辨、文本细读、理论阐释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深入探讨元代文学的独特价值，体现了元代文学研究者多样化的路径取向和严谨踏实的治学之风。总之，本次会议既有对老问题的重新审视，又有对新问题的深入阐发；既展现了元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研究界重建元代文学史叙述的理论自觉，从而从整体上将元代文学研究推进了一步，为重新书写和建构元代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从宏观视野反思元代文学研究

不少论文从宏观视野出发，反思元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彰显了重构元代文学史的学术史意识。北京师范大学李修生《关于元代文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提出对元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包括对元王朝的认识问题、民族问题、华化问题，以及金元之交、宋元之交文学家的遗民问题。该文认为，我们应该突破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思维框架，立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以全球视野和科学态度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逐渐建构我们的学术话语体系，进一步推进元代文学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郝青云《关于重构元代文学文化语境话语系统的思考》也认为，在元代文学史中存在概念化解读的问题，为了更科学地回答元代文学的成就及原因，有必要重构元代文学文化语境系统。武汉大学余来明《易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与断代文学史书写——以“明初”诗人为中心》结合对“明初”诗人类型、明初诗分五派等问题的辨析，认为要客观全面地认识文学史进程，有必要将元末与明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照。河南大学杨亮《融合与开新——论大德、延祐诗坛的多重面相》指出，元代大德、延祐诗坛表现出融合与新变两大现象，这是在大一统地理格局的背景下，政治话语对文化权力的辐射而形成的，也是厘清元诗风尚转型的重要节点。

有些论文打破学术史上的成见，审视成说，提出新见。北京师范大学魏崇武《“宗唐得古”小议——兼谈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及地位》对元代诗歌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宗唐得古”一说加以辨析，认为“宗唐得古”说不大妥帖，改用“宗唐复古”更好一些。而戴表元诗论的主要特色和价值在于“酿蜜”说而并非宗唐复古，其宗唐复古主张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宜提得过高。

二、结合元代特征把握元代文学价值

元代海宇混一，疆域辽阔，族群多元，地域文化多元，诗画交融，不少研究者紧密结合元代这种时代特征，深入探讨元代文学的独特价值。

研究者将元代文学研究与元代不同地域文化紧密结合，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内蒙古师范大学高林广《“土异产灵瑞，永宜奉天明”：上都白翎雀歌述略》探讨了数量众多的元代上都白翎雀歌，认为上都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白翎雀和《白翎》曲，也为诗人们提供了极富地域特色的抒写题材和创作源泉。河南大学张进德、李会芹《宋元东京话本价值初探》指出，宋元东京话本故事全方位地展现了东京的城市风貌、经济现象、地方风俗等。大同大学赵敏、李小瑞《元代平阳作家群杂剧创作特征简论》认为元代平阳作家群杂剧创作在艺术上体现出浓厚的山西地域文化特色。包头师范学院李春丽《金元词“类曲”风格及文化考察》认为，金元词“类曲”风格是金元时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显现。

元代族群多元，多民族文化在不断交流中走向融合。有学者引入北方民族视角，突出北方民族对中华文艺思想的贡献。安徽师范大学胡传志《北方民族对辽金元文艺思想贡献刍议》认为，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尚意气”、“壮伟狠戾”、“尚通俗”的文艺思想，强化了辽金元时期诗歌刚建豪迈的品格，推动了俗文学的发展，为丰富中华文艺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青岛大学周潇、张婷《从元杂剧中的蒙古语看元代社会生活和习俗》从饮食习俗、马文化和军事用语等三个方面，探究了这些常用蒙古语词背后的蒙古文化。

元代诗歌与绘画交融的现象非常突出，众多文人兼备画家和诗人双重身份，画上题诗，成为一时风尚。西北民族大学胡蓉、高人雄《诗画交融现象与元代文艺思潮》指出，诗歌与绘画思想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元代主流文艺思潮，在简率浅易、古淡天然的表现形式中，追求主观情思。

    三、多层面推进元代作家研究深入

作家研究也是学者关注较多的议题。学者们从地域群体、族群身份、士人阶层、文化交融、文学活动等多个层面入手，使元代作家研究更趋全面深入与立体化，对重写元代文学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北京师范大学李修生《词人王沂孙出仕时间与生卒年考述——兼及<乐府补题>的写作时间》考述了王沂孙出仕时间与卒年，并根据王沂孙至元二十三年在杭州与诗词友人唱和的情况，推断《乐府补题》写作于此年。通过对王沂孙等词人的考索，有助于我们对元代词坛有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认识。复旦大学黄仁生《杨维桢晚年寓居松江的文学史意义》指出，杨维桢晚年寓居松江，与松江文人交往密切，使松江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推动了元末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中央民族大学云峰《元代状元泰不华族籍考》梳理了学界有关泰不华族籍的争论，认为泰不华应为蒙古人。西北民族大学高人雄、胡蓉《元前期北方学者治学之驳杂及其成因》指出，元代前期的北方学者们治学特点是内容驳杂，旨趣多元，这与元代的多族文化圈、以世界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元初文化生态等有关。上海外国语大学史伟《宋元之际士人阶层分化论析》分析了宋元之际士人阶层多样化的职业选择，认为元代士人阶层的分化愈趋激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职业化的特点。这对于我们认识元代士人阶层的生存处境颇有启发意义。

元代西北色目作家群的崛起是诗坛的重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李军《论伯颜子中和他的诗》考察了元末明初色目遗民诗人伯颜子中的生平行实和诗歌创作，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认识元明易代之际的色目遗民群体的生存状况与心态。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胡汉文化交融中的元代唐兀氏文人群体》指出，元代唐兀文士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取得了较好的文学创作成就，这与唐兀人自身素养、民族特性等紧密相联。

此外，部分论文涉及元代士人的采诗、雅集、隐逸等文学活动，这对于我们认识元代文人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南开大学黄二宁、河北地质大学唐萌《元代采诗活动综论》指出，元代采诗活动空前活跃，其目的、功能和意义均发生明显变化，从“采诗观风”的政治功能向“以诗存人”的历史功能、“采诗流布”的文学功能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谷卿《雅集的现场与追忆：<万柳堂图>及其题诗新论》认为《万柳堂图》并非赵孟頫真迹，而是后人根据元代以来笔记所载万柳堂雅集故事编绘而成，画上题字亦非赵孟頫笔迹，内容则系赵氏诗作，诗中既有对雅集的记录和对主人的赞誉，也暗含赵孟頫复杂的退隐心理。山西大学牛贵琥《元代后期隐逸现象之特殊性及与文学的关系》认为，弥漫元代后期整个朝野的隐逸风尚，不同于传统的避祸式的隐逸、节操式的隐逸、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也不同于元初以民族气节为主旨的遗民式的隐逸，消除了对抗性的因素，增强了普适性，走上自适、自足的富有自然情趣的隐逸道路，最终落实到诗文、艺术对雅趣真情的追求上，成为纯审美的、艺术的、文士型的隐逸。

四、引入新方法拓展元代文学研究角度

不少学者通过引入新方法、新材料、新理论，进一步拓展元代文学研究角度。浙江大学徐永明《<全元文>作者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呈现》对1794位有籍贯或省级行政区域著录的《全元文》作者的地理分布进行了数据分析，并利用西方开发的QGIS地图制作软件对分析的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使我们对《全元文》作者地理分布的认识更加清晰化和精确化。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海《马致远<汉宫秋>及其散曲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介绍了马致远《汉宫秋》及其散曲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情况。北京交通大学童晓峰、陆晓春《印度莫卧儿帝国开创者巴布尔汗世系考述》借助蒙古、波斯、印度的《蒙古秘史》、《史集》、《赖世德史》、《巴布尔回忆录》、《帖木儿帝国》等典籍，系统梳理了印度莫卧儿帝国开创者巴布尔汗家族世系。

有研究者借鉴文学地理学等理论，对元代上京纪行诗作出新的意义阐释，凸显元代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独特价值。河南大学梁建功《从“天下之中”到“荒服千里”：历史地理视野下的李陵台诗歌》提出，和其他朝代有关李陵台诗歌的“不在场”的想象不同，元代李陵台诗歌多是一种“在场化”的纪实性描写，其背后暗含的是元人地理视野的扩大与地理观念的转变。河南大学王桢《从地理实体到文学意象——论元诗中居庸关意象的生成与转化》指出，居庸关在元代完成了由地理实体向文学意象的生成与转化。经过元代文士的反复书写，“居庸叠翠”成为文学符号，丰富了居庸关意涵的历并赋予居庸关承平颂圣的意象涵指，对明清诗人的居庸关书写具有示范意义。

部分论文涉及元代诗歌接受研究，既包括元代诗人对前代诗人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的接受，也包括后代诗人对元代诗人如元好问的接受。这类论文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刘伟、朱君《元代陶渊明接受研究》、西华大学潘殊闲《元代名儒郝经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忻州师范学院张静《从创作层面看清人对元好问诗歌的接受》等。

    五、考辨相关文献夯实元代文学研究根基

    文献研究历来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不少论文涉及校勘、辑佚、版本等文献考辨。忻州师范学院狄宝心《<元好问全集>点校失误补正——兼及如何恢复元著原貌的校勘理念》提出校勘的目标是尽量恢复古籍原貌，校勘的原则是求真不求善，不应替古人改正错误。新疆师范大学和谈《耶律楚材作品存佚考辨》考察了耶律楚材作品的存佚情况。内蒙古师范大学陆有富《略谈文廷式著录中所见元代文献之价值》考察了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等笔记随笔中钞存的元代文献资料对元史编修、元代诗文校勘辑佚等的价值。北京师范大学翟丹《<燕石集> 版本考述》梳理了元人宋褧诗文集的版本源流，提出整理《燕石集》的版本选择建议。北京师范大学张相逢《元赋考辨数则》 从辨作者、辨体、辨伪三个方面对相关元赋篇目做了考辨。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大学张建伟《<全元诗>与杨镰先生的学术》一文总结了《全元诗》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认为《全元诗》体现出杨镰先生的学术特点，即秉承乾嘉学派之传统，重视文献的考证辨伪，又结合实地调查，重视细节，融汇个人的人生体验。《全元诗》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值得期待。

此外，部分论文涉及元代文体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花兴《<中州启札>的编刻与价值》、北京师范大学范雪琳《黄溍碑志文浅析》）、科举制度与诗文创作关系（安阳师范学院任红敏《元代科举及对元代诗文创作的影响》）、经学研究（中国石油大学张欣《汪克宽及其<春秋胡氏传纂疏>》）、历史考证（武汉体育学院辛梦霞《元代“射柳”浅探》）等。相对而言，元代散文、元词、元赋、元代宗教与文学等方面的论文较少，研究相对薄弱。

近年来，随着《全元文》（李修生主编）、《全元诗》（杨镰主编）、《元代别集丛刊》（李军主编）等元代诗文文献的全面整理与出版，元代文学研究日趋深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局面逐渐打开，元代文学研究再次焕发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元代诗文的研究，更是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为了进一步团结同道，更好地推进元代文学研究，2013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主办了元代文学与文献研究高端论坛暨元代文学学会筹备会，与国内元代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商讨筹备成立元代文学学会事宜。2014年8月，元代文学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元代文学学会(筹)成立大会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召开。元代文学学会（筹）是由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从事元代文学与文献研究的教师、科研人员自愿组成的学术性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在中国断代文学学会中，元代文学学会（筹）是成立较晚的。自成立以来，元代文学学会（筹）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着力搭建以文会友的学术平台，营造切磋琢磨的学术氛围，凝聚全国元代文学研究力量，培养元代文学研究后备人才，有力地引领和推动了元代文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可以期待，随着元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将会破除有关元代文学的诸多观念上的偏见，重回元代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重新评估元代文学特别是诗文的独特价值，最终重新书写和建构元代文学史，为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出更大的贡献。

（南开大学文学院 黄二宁）

2016年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开幕式

2016年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开幕式

元代文学学会（筹）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李修生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元代文学研讨会分第一分会场

元代文学研讨会第二分会场

元代文学研讨会第三分会场

2016年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闭幕式

元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李梦生先生发言

元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发言

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汇报第一分会场讨论情况

西北民族大学高人雄教授汇报第二分会场讨论情况

武汉大学余来明教授汇报第三分会场讨论情况

元代文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