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兴基

五、六十年代，《文学遗产》作为《光明日报》的一个专刊，受到学术界和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的重视和热情欢迎，报社安排它在周日刊出，并允许单独订阅，因而给报纸增添了不少的读者和周日的订户。说明它作为一份全国性的学术专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也是与当时正确的办刊方针和编辑部的努力分不开的。

古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份重要遗产，过去几乎是人人必修的“国学”内容，从儿童启蒙开始便要读它，在选拔各种人材的时候也是必设的考试项目。建国以后，读者关心它的地位和对它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教师们希望用比较正确的观点进行讲授，学者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讨论和发表成果的园地，因此创办这个刊物。当时老作家陈翔鹤主编本刊，受命伊始，便很重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制订了一个适应于当时需要的正确的办刊路子。在发表材料翔实、确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包括考证)的同时，也发了许多讨论问题的文章。建国初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分歧很大，如何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还很模糊。《文学遗产》在发表正面研究文章中做出“示范”外，还在一定时期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关键问题展开讨论，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抓焦点和难点吧。陈翔鹤经常强调在学术争鸣和讨论中推动研究。当时刊物的许多讨论，确实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帮助了教学，推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包括文学)遗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关于它的讨论，在《文学遗产》创刊之前就已展开了。建国以后最初的几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祝辞，先后都提到了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的理论方针。但报刊上发表文章。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时，往往强调其批判的一面，而忽视如何继承的问题，二者是割裂的。有的文章有意无意地贬低古代文化遗产。甚至抱虚无主义的态度。《文学遗产》从创刊伊始，便重视把批判和继承作为辩证统一的观点来对待。发表的正面研究，也希望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眼光。一些问题的讨论，目标也在如何更好地继承的问题上。《文学遗产》的讨论，有时还集中到一些理论问题，如1955年集中发表的探讨文学遗产是不是上层建筑的问题几篇文章，认为文学是并不随着时代消亡的。

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研讨有关的，还有1956年至1962年围绕新的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展开的讨论和1959年、1960年二年中开展的关于“中间作品”和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的讨论。后面两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五十年代初期，用阶级性、人民性来衡量古代文学，加上“厚今薄古”口号的提出，普遍地存在贬低古代作家作品的倾向，同时还将文学史上一大批曾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和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都一古脑儿否定掉了。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并不是给它简单地划分阶级性和人民性来决定的。所谓“中间作品”，就是考虑到古代还有大量的作品即使未明显地同情人民，也并未反对人民；未见明显的进步性，但也未见其反对人民而提出来的。象王维、孟浩然的许多山水、田园诗，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人的作品，李煜、李清照和姜夔的许多词。讨论强调了对它们应取审慎的态度。

《文学遗产》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讨论。由于这些作家作品拥有广大的爱好者和读者，而他们身上确实存在相当的复杂性，问题抓得准，因而引起广泛的注意，全国各地从古代文学爱好者、教师，到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都纷纷来稿，参加讨论，如1954年创刊初期开始的关于陶渊明的讨论；1955年的《长恨歌》的讨论，《琵琶记》的讨论，李煜词的讨论；1957年开始的李清照的讨论和1959年的《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在文学史上，或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或是传诵不衰的作品，与现实的评价形成巨大的反差。譬如对于陶渊明，他可说是我国早期田园诗人的代表，但五十年代出现了对于他的出身、阶级立场、他是不是现实主义诗人的苛求。这样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长恨歌》写了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帝王爱情，但却以它的艺术魅力打动了古往今来的读者。这样的问题成了讨论的焦点。《琵琶记》作为戏曲作品，不仅拥有它众多的读者，舞台演出也历久不衰。但追究到它的主题，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全忠全孝的思想，当人们用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时候，都不由产生了疑问。李煜和李清照，在文学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词的发展，作出过创造性的贡献。但他们的作品的审美理想、所反映的生活情调，建国以后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李煜身为帝君，南唐被灭后，他作词追忆旧国，哀痛感人，后世有借以抒发亡国之痛的。这类问题和复杂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和讨论，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可以达到举一反三，有助于对同类问题和文学现象的认识。《胡笳十八拍》的讨论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有属于考证的问题，关于这首长诗的真伪、作者、时代，历来有疑。讨论缘起于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和为曹操翻案，涉及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这一美学问题，所以也受到广泛的关注。上述的讨论，还扩大到许多大专院校和文艺单位，许多地方报刊和高校学报也纷纷发表了有关的文章，形成一时之盛。通过讨论，不仅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提高了对于许多复杂的文艺现象的认识，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也锻炼和培养了年轻一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文学遗产》的讨论，后来还汇辑为《胡笳十八拍讨论集》、《陶渊明讨论集》和《李煜词讨论集》等先后出版。

关于《红楼梦》，虽然从1954年开始了全国性的以《红楼梦》的研究为代表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古典文学领域的统治的运动。《文学遗产》成为主要阵地之一，发表了一些“大批判”文章，脱离了学术讨论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但从创刊到“文革”，《文学遗产》所发表的有关的论文共约六十篇，其中属于研究、考证和正常的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仍然占多数。这与刊物力求文章需以理服人，至少是有一得之见的选稿要求有关的。

建国初期，对于继承古代文学遗产的认识还很模糊、怀疑，存在着“左”的轻视的时候，国家文化领导部门决定创办一份《文学遗产》专刊，在突出它的学术性的同时，利用报纸每周一刊的有利条件，运用讨论问题的方法来推动学术研究。这一方针，无疑是很正确的，表明了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当时每一个论题的讨论，都是存周密的计划中有序地进行，并非随心所欲，讨论中也能做到围绕中心，有所引导，而不随波逐流。主编陈翔鹤非常重视抓每年的讨论计划。根据当时学术研究的现状、发展的趋势，研究者的心理动态确定重点。所以讨论时有针对性，有中心。即使处在某种以政治代替学术的批判运动中，也尽可能地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发表出来。陈翔鹤经常说：“只要有一得之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我们都要让它发表。”但他也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材料运用要准确、严肃，忌重复他人已经论证过的结论，所以《文学遗产》所发表的论文和参加讨论的文章，一般都很精粹。学术的发展，常常是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争鸣和讨论中推进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更是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总的来说，在《文学遗产》创刊的四十多年中，一直是努力贯彻的。

但《文学遗产》在总结它的早期编辑经验的同时，更应从它的曲折经历中总结教训。创刊之初，《文学遗产》对于《诗经》、楚辞，以及此后的诗、词、戏曲、小说等都刊发了一些正面探讨的文章，包括俞平伯先生的《曹雪芹的卒年》这样的有关《红楼梦》的考证。不久全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文学遗产》于1954年10月10日的一期发表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同时加了一条编者按语，其中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的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由于这一本无大错的按语缺乏对于文章的热烈肯定而受到批评，编辑部作了检讨。此后，注意处处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研究”的批判，发表了许多偏离了学术讨论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文章。反右以后，1958年，许多高校开展了“拔白旗”运动，青年学生对教师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也反映到全国学术刊物上，表现了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左”的倾向。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从对于胡适文学史观的批判，进而对此前出版的稍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带有批判性的文章，《文学遗产》几乎都刊发过。此外关于人性论的批判，更带有明显的政治批判的色彩。今天这些已经经过学术界检讨的事实证明，它无助于学术的推进。

今天，古代文学的研究，较之五、六十年代已有大大的推进。当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时常常出现的把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之类作标签硬贴的方法，未免给人以或多或少的形而上学的粗浅的印象。但学术研究总是从初级的形式向深层次的高级阶段发展的。当年许多严肃的研究，使我们获得的初步认识，也正是我们朝向高级阶段研究的基础，而且《文学遗产》当年发表的大量研究和考证论文，其中所具的见解和结论，直至今天仍然未可移易，因而保留着它的学术价值，理应得到尊重。当年在刊物上引起全国关注的讨论的某些基础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今天的学术探讨，更多地表现为在不同领域、分门别类地朝着各自不同的方面向深层探索，但学术的切磋，同一的或相关的领域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在研究工作中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值得提倡。《文学遗产》应该仍然是这种学术讨论的宝贵园地。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