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鸿 

《文学遗产》从创刊至今已逾四十一年，我曾经两次在《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过，前后约计十二年，对于这个刊物的历史，特别是《文学遗产》周刊时期的情况也知道一些，现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以作纪念。

关于《文学遗产》的历史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之后，决定创办一个刊物专门刊登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读者对象以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古典文学教学工作者和古典文学爱好者为主。筹备创刊的任务落实到作协的古典文学部，刊物定名为《文学遗产》。当时作协古典文学部是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兼任部长，冯雪峰、聂绀弩、何其芳、陈翔鹤四人任副部长。四位副部长中，只有陈翔鹤一人是古典文学部的专职领导干部，其他三人都是兼职。经作协党组决定，由陈翔鹤负责筹备出刊，并担任《文学遗产》主编。

    翔鹤同志是1953年冬从四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在此之前已被选为作协理事会理事)。当时，作协各部门还处于组建阶段，所谓古典文学部，实际上除翔鹤同志外，还没有配备其他的专职干部。在他接受筹办《文学遗产》的任务之后，才调金玲同志作他的助手。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可是他的干劲儿绝不比年轻人差，他在办公室里安了个小木床，吃、住都在办公室，整天昼夜不分地为筹办刊物而操劳。常常亲自出马拜访在京的一些专家、学者，或请他们担任《文学遗产》的编委，或向他们约稿，同时也和外地的老朋友、老相识通信联系，请他们撰写文章支持这个刊物。因为忙不过来，又请了曹道衡同志兼任《文学遗产》秘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1954年3月1日，《文学遗产》便以《光明日报》的一个专刊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

    《文学遗产》这个刊物，最初是双周刊，从第11期起改为周刊。它的创刊号上除发表编者的《发刊词》外，便是郑振铎、冯至、俞平伯几位著名学者的文章，接着几期又发表了孙楷第、艾芜、余冠英、詹安泰、聂绀弩、罗根泽……等著名人士的文章，从而引起了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重视。不久，全国各地都有稿件和信件投寄《文学遗产》。为了开展工作，翔鹤同志几次向作协领导提出增加干部的要求，到这年七、八月份调来白鸿、劳洪、王迪若三人之后，连同先来的金玲同志一起，才在作协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编辑部。1955年张白山同志也参加了《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刊物很少刊登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以致许多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都寄到我们编辑部来，而其中也确有一些是够发表水平的。但是，周刊的篇幅有限，每期最多只能刊登一万二千多字。因此，从1955年起，又陆续编辑了《文学遗产增刊》，先后在作家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

    1956年7月，因为中国作家协会撤销古典文学部，《文学遗产》即并入中国科学院新组建的文学研究所(其前身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翔鹤同志仍旧担任主编，编辑部原有的工作人员，除金玲同志留作协工作外，也都转到文学研究所了。九月初，编辑部迁移到西郊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新建的社会南楼办公。1958年11月，文学研究所搬到建国门内原海军大楼旧址，《文学遗产》编辑部又随文研所搬进了建国门内。

城内的交通比较方便，《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读者、作者的联系也较为密切了。除了我们走访作者和关心我们刊物的朋友外，翔鹤同志还常召开小型的青年作者和读者的座谈会，征求与会者对《文学遗产》的意见和要求。在1960年前后的几年中，无论是在会上、或会下都有不少同志提出希望把《文学遗产》周刊改为月刊，单独发行；有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和爱好外国古典文学的同志甚至提出希望《文学遗产》扩大工作范围，发表一些关于外国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把《文学遗产》改为月刊，也是我们编辑部的愿望，但是因为经济困难，一时还办不到；至于扩大工作范围，增加关于外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翔鹤同志认为是可行的。他和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一再商议，并得到其芳同志的支持，便决定抽出人力，集中时间做些准备工作。1963年6月《文学遗产》暂时停刊，虽然也是为了整顿工作，但主要的还是有这个缘故。不过由于文学所精简机构及其他原因，他们的设想并未实行，而《文学遗产》周刊便由光明日报改版主办了。

《文学遗产》周刊时期的编辑工作

    《文学遗产》周刊，从1954年3月创刊到1963年6月暂时停刊，共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一直是由翔鹤同志任主编。据我所知，翔鹤同志主持《文学遗产》，自始至终都是自觉的以对待党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而努力工作的。他曾经对我说：办刊物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办好刊物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并解释道：依靠党的领导，就是要根据党中央制订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宣部的指示办事；依靠群众的支持，就要联系群众，了解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和群众的需要。十年中，他领导我们工作，也正是这样做的。

    翔鹤同志为人坦率、诚恳、平易近人，对编辑部的同志非常关心。我们都觉得他和霭可亲，毫无“领导”架子。而他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又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他给编辑部订了一些规章制度，要求我们严格执行。如在处理稿件方面，他规定凡投寄本刊的稿件，必须经过编辑部的初审、二审，一致认为不能用的才退稿，认为可用的就及时送编委审阅；经编委同意发表的再送主编审阅。如果主编与编委对处理某一稿件的意见相反，也可以再请一两位编委审稿，最后以多数编委(包括主编)的意见决定对稿件的取舍。此外，翔鹤同志还提了几条关于审、改稿件的注意事项，如：选用的文章中有的论点有问题，一般采取删而不改的办法，或者提意见请作者自己修改，若由编辑部修改，也必须征求作者的同意，绝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对于文字上的问题，可以修改，加工，但要保存作者的原有风格。翔鹤同志还特别提出，对老专家的文章要慎重对待，不要随便修改，即使是文字方面的问题，可改可不改的就不要改，要照顾老专家的自尊心；对青年人可以要求得严格一些，对他们的文章，必要时可以在文字上作较多的修饰。翔鹤同志所订的一些规章制度，和他提出的改稿原则，他自己也是严格遵守的。如由他直接审阅、选用的稿件也要送编委审阅，经编委同意后才发表。有时候为了修改一篇文章，他还反复地和作者通信商讨。我们审改稿件当然都按他的规定办事。大约每隔两三个星期，翔鹤同志还要召开一次编务会，让大家汇报工作，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翔鹤同志主持《文学遗产》时，非常尊重专家、学者，他经常说，我们要发挥专家、学者的长处，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1957年《文学遗产》的编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先生逝世后，翔鹤同志特地请吕叔湘先生写了一篇《纪念浦江清先生》的文章，还从浦先生的遗稿中选出《词曲探源》和手迹《踏沙行》，在《文学遗产》第183期上同时发表。1958年郑振铎和谭丕模同志出国访问阿富汗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因飞机失事遇难后，翔鹤同志还在《文学遗产》编了一期《悼念郑振铎谭丕谟两同志专辑》，发表了夏衍、俞平伯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以及他自己写的悼念文章。同时还发表了印度著名作家海曼歌•比斯瓦斯写的《悼念郑振铎》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郑振铎同志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撰著及编印书籍目录(其主要部分)》。后来又在1959年的《文学遗产》上发表了郑振铎同志的遗著《中国小说八讲(提纲)》。

    翔鹤同志也很重视新生力量，常提醒我们要注意从来稿中发现人材。他说，青年作者写的文章，若有新的见解，文章基本可用，就把它选出来，有什么缺点，可以帮助他修改。他还说，青年人如一棵幼苗，培养他成长，当然主要是靠大专学校，但是我们给他提意见，帮助他修改文章，又提供篇幅发表他的文章，犹如给幼苗多浇点水，再培点土，也是促进它成长。过去老一辈的作家和编辑，都很注意鼓励和扶持青年作者。十年之中，我们选用了很多青年人的文章，翔鹤同志自己也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翔鹤同志特别重视联系群众的工作，他要求编辑部多跟编委和通讯员联系，了解大学中文系的科研与教学的现状。每年都安排我们到外地去访问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了解他们的科研项目，并向他们组稿。还要我们在外地召开青年作者与读者座谈会，听听各方面对我们刊物的意见。翔鹤同志自己有时也到外地去作这样一些工作。我们编辑部通过上述种种活动，既加强了编者与作者、读者的联系，也争取到研究工作者对刊物的支持。《文学遗产》从1955年至1963年的工作计划，都是经过广泛地联系群众，征求意见，并联系古典文学研究现状而制订的。编辑部的工作基本上也是按计划进行的。

    翔鹤同志主持《文学遗产》时，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经常有意识地联系古典文学研究现状，开展一些问题的讨论，并通过讨论宣传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有时候对某一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他还特别请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毛星同志写文章参加讨论，发表意见。尽管有些读者对《文学遗产》发表的某些文章还有异议，并且认为讨论的问题往往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可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讨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问题，还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且科研工作必然不断地前进，要作定论性的结论也不是很容易的，不管有无结沦，《文学遗产》客观上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还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回忆《文学遗产》周刊时期的编辑工作，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如发表了一些科学性较差，学术水平较低的文章，特别是在1958年的学术批判中，有一些批判文章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学术著作，而是将别人的某一论点断章取义加以夸大、引申，再无情地批判，甚至于扣上政治帽子，“拔白旗”，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在当时影响很坏。编辑部发表这些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虽然与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水平有关，更是受到“左”的政策的影响，当然，主要也还在于我们政治、理论水平低和工作上的粗疏，以致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后来编辑部向领导上汇报工作时已作了检查。1959年翔鹤同志在《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联合召开的编委会上，也曾代表编辑部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查，并向受到错误批判的专家、学者道歉，以消除不良影响。

    在《文学遗产》周刊时期，我们经常联系的作者老、中、青都有，其中有翔鹤同志在二、三十年代时的知交，但更多的是编辑部建立后才和我们相识的朋友。他们中比较关心《文学遗产》的，除编委、通讯员(也都是作者)之外，聂绀弩、刘大杰等老作家都对我们编辑部的工作提过建设性的意见，并且常以文章支持我们的刊物。在编委中，王任叔(即巴人)、赵其文、谭丕模几位同志对我们的帮助都很大。《文学遗产》能够出《增刊》便有赖于王任叔、赵其文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谭丕模同志除给我们推荐通讯员外，还帮助我们组织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老师们在他家里开座谈会。现在许多老同志已经去世，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四十一周年，绝不能忘记他们生前对这个刊物的支持与帮助。

    《文学遗产》转到文学研究所之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有增也有减，由于有的同志工作有变动，以及精简机构、压缩编制等等缘故，留在编辑部工作的，经常只有四、五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三个人。但是在翔鹤同志领导下，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地工作。有时候稿件太多(一个月高达一百二、三十万字)，看不过来，便送出一部分请人帮助审稿。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刘世德和北京大学的陈贻掀、北师大的牛仰山、中华书局的程毅中等同志都曾经帮助编辑部审稿。《文学遗产》从创刊到1963年停刊的十年中，共出“周刊”463期，“增刊”十三辑，“选集”三辑，和《(胡笳十八拍)讨论集》、《陶渊明讨论集》、《李煜词讨论集》等。编辑部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也有赖于来自四方八面的支持和帮助。

毛主席对《文学遗产》的关怀

    毛主席生前喜欢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也要看《文学遗产》，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了。回顾《文学遗产》的历史，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比较突出的事，都与毛主席看《文学遗产》有关，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一是关于《文学遗产》发表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

    大约在1954年的8、9月间，编辑部收到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金玲同志看后，认为这篇文章对《红楼梦》研究有新的见解，是一篇好文章。她在审稿单上写上她的意见之后，便把文章送给翔鹤同志审阅。翔鹤同志审阅后，同意金玲的意见。他们两人还在编辑部议论过是否可以提前发表。按照编辑部的审稿制度，翔鹤同志又将这篇文章送编委审阅，征求编委的意见，却被编委否定了。翔鹤同志为了争取发表这篇文章，便将它送给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审阅。其芳同志看后，也认为应该发表。翔鹤同志得到其芳同志的支持后，还召开了一次编委会，在编委会上传达了其芳同志的意见，编委们才一致同意发表。发表的时间是1954年l0月10日。不料在此期间，因为有的刊物不发表李希凡、蓝翎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主席知道后，于1 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在信中对该编辑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文学遗产》虽然已经发表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但是毛主席还是派人到《文学遗产》编辑部进行调查，看看是否扣压过李、蓝的文章。那时，翔鹤同志正住在编辑部，他半夜里接到电话，听说毛主席派人来检查工作未免有些紧张，连忙找出关于李、蓝文章的审稿单给毛主席派来的同志看。审稿单上有金玲和翔鹤同志署名的审稿意见，都是肯定李、蓝的文章，并且认为可以提前发表。后来翔鹤同志告诉我：听说那位同志回去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也没有再批评我们。

    其次是关于光明日报社决定撤销《文学遗产》专刊的事。

    1958年10月，光明日报社决定自11月1日起，将《文学遗产》、《史学》、《哲学》、《文字改革》、《民族生活》五种专刊一律停刊。翔鹤同志将报社的决定向编辑部传达后，便安排我们分头进行关于结束停刊的工作。如清理稿件，写信给作者退稿．写信通知编委和通讯员、整理档案卷宗等等。到10月底，编辑部原有的和新来的稿件都由王则文同志一批一批地送到邮局去寄还作者了。编辑部的工作大体已告结束。那时，我和王西方同志已经作好去农村劳动的准备，只等文学所安排好时间、地点就该出发了。没想到这时候光明日报编辑部负责人高天同志突然来到中关村《文学遗产》编辑部，说是有急事要找陈翔鹤同志商量。究竟是什么事，我们谁也不关心。

    高天同志走后，翔鹤同志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告诉我说：“高天同志来找我，是要《文学遗产》继续出刊，而且这个星期日就要见报。”“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已经决定11月1日就停刊了么?”变化未免太快了，我真不明白。翔鹤同志说：“他们决定停刊，已经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光明日报》的特色，就在于有几个专刊，你们把几个专刊都停了，谁还看你们的报纸?’毛主席还说他星期日就要看《文学遗产》。”翔鹤同志讲到这里，我可着急了，我说：“编辑部一篇稿子都没有，星期日马上就要到了，《文学遗产》怎么能见报?”翔鹤同志听说编辑部一篇稿子都没有也有些着急。他略作考虑后，决定先将《文学遗产》还要继续出刊的事告诉编辑部的同志(那时编辑部只剩下王西方、王则文和我三个人)，请王则文同志拿着编辑部公函马上到邮局去联系，把当天送到邮局的稿件全部追回来；再请邓绍基同志帮忙征询文学所古代组的同志手头有没有稿子。

    当王则文同志从邮局取回稿件后，我和王西方两人便加班加点地审稿，改稿，送编委审稿。邓绍基同志支援了一篇文章。我们这才编出了一期《文学遗产》送光明日报付排。报社方面也积极地配合行动。结果，这个早经报社决定停刊的《文学遗产》，居然一期也没有停。

    上述的两件事，我认为既表明了毛主席也要看《文学遗产》，也体现了毛主席对《文学遗产》的关怀。

    此外，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有一篇逢先知的《毛主席读报章杂志》的文章，其中说：“毛主席阅读报刊也是有所侧重的，每天必读的报纸有《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又说：“他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特别有兴趣；而对《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比较缺少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提出过意见。”这篇文章还提到1959年12月27日《文学遗产》发表了《如何评价〈文赋〉》一文，“毛主席将此文给一些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2]

    我读了逢先知同志的文章，再联系本文前面所说的两件事，我以为当年《文学遗产》已被决定停刊之后，毛主席还要它继续出刊，恐怕主要在于它专门刊登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文章，而且也确实发表过一些好文章。现在《文学遗产》早已改为双月刊在国内外发行，我衷心希望这个刊物越办越好，也希望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多给它一些支持与帮助。

注释：

     [1]毛主席这封信下达后，影响很大，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并发展到对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全面批判。

     [2]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