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光起 

一

“但我总觉得我人比文章好些，内心又比本人更好些。”这是父亲陈翔鹤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好友杨晦信中的自白。陈白尘赞扬道：“一般作家是用纸和笔写作的。革命作家是用血和肉写作的。翔鹤是用他整个生命来写作的，所以我称他为真正的作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1]那么，父亲又是怎样升始主编《文学遗产》的呢?陈白尘说：“四川解放后，消息传来，说翔鹤任教育厅长了；又不久，听说他一度出国访问去了。我想，他可以大展所长了吧?但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定住后，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工作之后，邵荃麟同志告诉我：翔鹤全家要迁来北京，并到作协来工作了。这很出意外。他来了以后，还是挟着一个布包袱，身上还是穿一件灰布的——但不是长衫，是干部服了。这是他唯一的变化。他被安排到古典文学部任副部长……唯一的工作是主编《文学遗产》，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之一，每周一期。他工作的很认真，很勤快。也有好评，不过，除了不署名的《发刊词》以外，他自己却从不写文章。”[2]《文学遗产》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创刊，在这之前，就父亲一人日夜为筹备刊物而操劳。《文学遗产》周刊出至第十八期，只有金玲同志一个助手，事无巨细都得由父亲亲自处理。到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才又调来白鸿、劳洪、张白山诸同志组成编辑部。从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十年中，父亲领导编辑部编《文学遗产》周刊四百六十三期，在《光明日报》发表外，又编有《文学遗产》增刊十三辑，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书。还编有《文学遗产》选集三集和《李煜词讨论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陶渊明讨论集》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书。上述十九个集子和四百三十六期周刊，我计算一下，总计字数在九百万字以上。

《文学遗产》日常来稿是较多的，但采用的稿件较少。编辑部在《关于退稿》一文中说：“不用的稿子都是经我们反复审阅了以后，认为有不能发表的理由才退还的。即从退稿与用稿的比例来看，用稿虽只占来稿的百分之三左右，但较之创作刊物的采用率，还是较高的。”可以想象从来稿、组稿、初审到终审，直到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就不仅仅是九百多万字，而是它的几十倍的工作量，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文学遗产》是解放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刊物。父亲领导三、四个编辑一同工作，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啊!在这期间，父亲对工作非常主动积极，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成都等各大专院校，拜访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和正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征询他们对《文学遗产》的意见，和他们讨论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并约请他们为《文学遗产》撰稿。父亲从青年时代就读过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知识渊博，他对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轻易不肯放弃。但在他主编《文学遗产》期间，却能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都很快地接受下来，改正或充实自己的主张。因此他和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关系都很好。好像他当年在成都文协做文艺界的统战工作一样，把北京和外省市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团结在党的周围。那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朋友们也乐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交给《文学遗产》发表。除了审稽处理稿件之外，父亲有时还召开通讯员座谈会、青年作者座谈会、读者座谈会，倾听与会同志的意见和要求。

父亲在主编《文学遗产》的十年中，在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上，是非常认真的。经常有意识地在刊物上开展对古典文学问题的自由讨论，并通过讨论宣传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客观上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些大学中文系的青年学生常寄文章请我父亲审查指点，他总是十分认真仔细地阅读。有时我半夜里醒了，看见父亲房间的灯还亮着，我到他房间里去，见他已经躺下了，还以为他忘记了关灯，便轻手轻脚走到父亲书桌前，把灯关了。刚要转身，却听见父亲说：“不要关灯。”他向我解释道：“还有两篇青年作者的文章需要修改，我休息一会儿还要工作。”父亲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为青年作者看稿、改稿，有时为了修改一篇文章，他甚至两次三番地给作者去信谈他的观点，或者亲自动笔修改后再征求作者的意见。这样不仅丰富了《文学遗产》的稿源，也培养了许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今有许多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取得成就，成为学者的人，他们都没有忘记我父亲当年对他们的鼓励和帮助。1993年六月间，我到成都参加李劫人学术讨论会，会见了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同志，他们因为看了我刚发表的《陈翔鹤与李劫人》一文后，不约而同把话题转到了父亲主编的《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集刊》。有的同志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对父亲主持的两个刊物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一直在怀念着他。    

二

父亲很善于团结人，在他主编《文学遗产》的十年中，几乎把全国的古典文学工作者都团结起来了。他既注意发现新人，也没有忘记他的许多老朋友，发动他们搞文学研究，动员他们写文章。例如沈从文，父亲和沈从文的友谊始于二十年代初期。那时，他是沈从文住在沙滩附近小公寓时期相熟的朋友中来往比较密切的。他们的友情，在全国解放后依然保持着。以前，我对沈从文这位文学天才在文坛上顿然消逝而转向故纸堆钻研冷僻的学问感到困惑，看过他写给我父亲的许多信，才恍然明白了。信中说：“我只是从为他人服务出发，才来做打杂事情，对个人生命也可以说不怎么经济合算，但是主要大致还是求对大家有用，供各方面咨询参考，才在一些冷门上继续用用心，人弃我取，取来的东西只要对于整个文化提高有点好处，个人即在此情况下没有什么真正成就，也不觉得难过了。”这是多么博大坦荡的作家的心胸啊!沈从文在给我父亲的信里，还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他直言述说着自己对那时文学研究现状的忧虑：“从近年文学论文水平也可以看出，许多大处大问题，还少有人分析议论，提得出新见解。常见的还是些老问题，在翻来覆去，或停留于猜谜子，文章意见多而水平不高。若真的有些国文系大学教授、讲师、助教在更新情况下必需来学学文物艺术，此后教文选、谈欣赏或许都会面目一新!这种新事可能会等十年二十年才有实现可能。”正是我父亲理解沈从文的处境和心情，他才多次动员沈从文把他对于一些冷门学科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章，这才有后来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略谈考证工作必须与实物相结合》、《学习古典文学与历史实物问题》和《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等五篇文章。从而使全国古典文学的青年研究者和青年读者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位著名的老作家！从文物研究入手，使文学批评、史学研究另辟蹊径，达到一个新的美学境界；从文物研究入手，使戏剧、小说等文学艺术的创作呈现新的突破，大概正是这种文化理论观念的一致，父亲和沈从文在文学与文物的边缘上契合了；大概也正是这种理论观念指导的正确，我父亲创作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才具有那么大的可读性，才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搞历史小说的创作跟古代文物风情的研究，看来似乎互不相干，而事实上二者却异曲同工。父亲在小说写作中，每遇古人服饰、习俗等问题，他都积极就教于沈从文；并且还在沈从文的建议和陪同下重去参观了故宫。丰富的民间风情、文物知识，加强了小说细节的真实性，作品写好后，又送交沈从文阅读，直到他们都认为细节上没有疏漏为止。三十多年过去了，《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被誉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双璧。这也说明父亲为艺术渐臻佳境，实心实意地讨教；沈从文为实现艺术真实，无私地奉献；珠璧合一，天衣无缝。

    我父亲和陈白尘同志是同辈人，远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相识了，两人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战士，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文协最困难的时期，两人共同主持过成都文协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白尘同志离川去上海，两人才天各一方。解放后，他俩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三年两位老战友又在北京相聚，而且同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可以说从父亲筹办《文学遗产》刊物开始，就得到了白尘同志的全力支持。白尘同志不仅把他夫人金玲同志调到《文学遗产》来帮助我父亲工作，而且还帮助我父亲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如父亲当时要到各大专院校去组稿，连用车这样的小事白尘同志都亲自过问、安排。父亲曾对我说：当他把《文学遗产》发刊词写好后，第一个想到的是请白尘同志过目，提出修改意见。父亲最后据此定的稿，才送邵荃麟等领导审阅。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父亲对白尘同志的信赖和尊重。

一九五八年初春，白尘同志在颐和园内写作，邀请我们全家去颐和园游园。在龙王庙吃茶时，听白尘同志对我父亲说：前几天他去北大，听到有人对《文学遗产》发表批判陆侃如的《中国诗史》一文，有不同的看法。具体都谈了些什么，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当时白尘同志创作和工作都相当繁忙，但凡是有关《文学遗产》的事，只要他看到或者听到都要把信息反馈给我父亲。这也可以看出白尘同志是真正关心《文学遗产》的。

一九八八年六月白尘同志来京，约我在白鸿同志家会面，饭前饭后谈了许久，都晚上九点多了，还提出让我带他到我家去看望我母亲王迪若，我说改日再去吧。太晚了。他坚持要去。我们从东四头条一直步行到建国门外我家。一路上他问我们兄弟姐妹近况，问家里有困难没有？说有困难要及时告诉他。有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他与我父亲可算是生死之交了，在蒋家王朝末日，相濡以沫；解放后共事于作协，翔鹤写的两篇历史小说正是他亲手发表的。他希望这种友谊在我们下一代继续下去。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因受林彪、陈伯达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摧残、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逝世。十年后，党为我父亲平反昭雪，白尘同志挥泪写下两篇怀念我父亲的文章《哭翔鹤》和《一个真正的人》。这两篇文章真实地记载了这两位作家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读时感到情深意切，娓娓动人，又催人泪下。现在白尘同志也作古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吧!

父亲为编《文学遗产》，经常向他的老朋友写信组稿。沈老(尹默)是父亲的老前辈，二十年代他在北大念书时，沈老就是教授了。全国解放后，沈老担任了不少重要职务，又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一九五八年初，又亲向沈老组稿时他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你要我对玉溪生诗写点意见，因而愿为。但近年冬季总感不适，俟天气稍和，当用《读玉溪生诗散记》发表一些短文，先此奉告。”后来，沈老多次给我父亲写信，谈身体欠佳，不能动笔的原因。虽然《文学遗产》从未发表过沈老的文章，但我想沈老对《文学遗产》的支持，胜过他写文章了。

    林辰同志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五四年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十卷本)的注释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在《文学遗产》发刊以后，父亲逐渐忙碌起来，稿件很多，他一人看不过来时，曾几次送文稿给林辰同志请他帮助审阅，林辰同志二话不说，放下手中工作，挤出时间来审稿。记得有一次，一篇关于《聊斋志异》的文章，说蒲松龄的生年为“一六三〇”，林辰同志在原稿上径改为“一六四零”。发表后有位读者来信说：“一六四零”年错了，根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应为“一六三〇”。我父亲请林辰同志为编辑部拟一封回信，他在信稿中列举材料说明《中国小说史略》在这一点上致误的原因和应为“一六四零”的根据。我父亲对这封信很满意，立即发出。林辰同志是在《文学遗产》创刊后，我父亲请诸多专家帮助审稿、看稿中最多的一位，其功不可没!

    文化革命的中期，父亲被迫到单位“集中”。除了“学习”、批斗、挨整，还要体罚劳动。父亲被列入“黑帮”的行列，既然是“黑帮”就要无休止地写一些材料，开始叫“思想检查”，后来叫“交待材料”，再后来叫“认罪书”。父亲在他写的交待材料中有一篇题为：“在编辑《文学遗产》时我所犯的错误”，其中写道：

    一、一九五八年，我曾提出过反简单、反粗暴的意见，并曾向在本刊受到过不正确批评的老专家道过歉。此外还提出过发表有“一得之见”，不要求每篇都要有批评的文章。

    二、一九五九年，我提出过文章可以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大意是指“无害”的也可以发表。

    三、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后，我曾提出应加强发表艺术分析的文章。

就在这期间，父亲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承蒙“造反派开恩”，回家来住过几天。父亲让我代他抄所谓的“交待材料”，我才把上述问题向父亲问清楚。父亲对我说：他在编辑《文学遗产》的十年中，都是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五八年他提出的反简单、反粗暴，是考虑到周总理早在五六年一月就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那些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在文艺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等运动都存在着扩大化和简单、粗暴的做法。现在既然党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我对在《文学遗产》上受过不正确批评的老专家道歉，有什么错？还不是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古典文学研究多贡献力量。至于提出发表有“一得之见”不要求每篇文章都有批评，也是考虑到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创造一个写作的宽松环境。还有我提出过文章可以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认为无害的也可以发表。那也是考虑到早在五七年五月，文化部已经通令所有原来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的情况，为什么对“无害”的文章不可以发表呢?有不同看法还可以争鸣嘛!父亲在谈到他曾提出应加强发表艺术分析的文章时说：六〇年他参加第三次文代会，听了周扬同志的讲话：“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责任心，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长来选择什么题材和采取什么表现形式。”父亲认为要有政治责任心是前提，但不发表有艺术分析的文章，使刊物停留在批判上也不是一回事，既然周扬同志讲了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特长选择题材，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倡多发表艺术分析的文章呢?在文化革命中，父亲这些见解，又有谁相信呢?他不断地写“交待材料”，但“造反派”总认为他想蒙混过关，直到他被迫害至死也没有放过他。

    还有一件事是不大为人所知的。那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期，父亲有一天回家后，我看见他步履蹒跚，一只手抬不起来。在家人的追问下他才讲了当天发生的事：造反派打着追问他所谓反对康生的事。因为康生在一九六三年曾指示：《文学遗产》应改进工作，加强批判。后来乔木同志又指示刊物应停刊，问他为什么不向编辑部传达?说他是拒不执行中央领导的指示，意在抵抗。还让他承认和周扬、何其芳串通一气对抗中央领导。他们把父亲关进屋子里，叫他下跪认罪。在他们一再催逼下，父亲仍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说出有损周扬同志和其芳同志的话，那些“造反派”就在他身上拳打脚踢。打完还把他衣服上的灰土拍干净，还不许我父亲对外说，并且恐吓说要是说出去下次再打。后来父亲伤情好转时，一谈到这件事就非常气愤，他说：“至于未向编辑部传达康生指示的原因，倒并不是有意欺上瞒下。而是因为其芳同志当时在二楼过道问匆匆忙忙地告诉我了一句，康生对刊物有意见，叫我注意改进工作。关于乔木同志认为刊物须得停刊问题，在当时我也并无抗拒不停的意思。其所以未能立即执行原因，是因为周扬部长有不同的指示(乔木同志的意见也是由他转告的)；即或者改为双周刊，边出边改进，或者全停。二者之间可以斟酌办理。究竟如何办理才好呢，因与其芳同志正在商讨中，以致未能立即停下来。”父亲讲完这些情况后又说：“批我、斗我、打我；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绝不能把真实情况说出来。那时周扬同志和其芳同志的处境都很困难，不能再给他们增加麻烦了。”

    就在父亲被批斗最厉害期间，他哪里知道他所主编的刊物是毛主席最喜欢读的刊物之一。在逢先知写的《毛泽东读报章杂志》一文中说：“毛泽东阅读报刊也是有所侧重的。……他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刊特别有兴趣”，又说：“毛泽东阅读报刊也常常写一些批注，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还批给别人看。例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里发表了《如何评价(文赋)》一文。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将此文给一些同志看，并说这里一篇好文章。”[3]这是毛主席对《文学遗产》发表好的学术文章的肯定。但对发表的有些文章也指出不足的地方。在林克写的《忆毛泽东学英语》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学英语时常探讨历史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刊登了一篇论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对我们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4]

一九六四年初，《文学遗产》改由《光明日报》社的专刊组负责编辑。父亲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古代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兼主编《文学研究集刊》去了。《文学遗产》在“文革”期间，曾一度停刊，“文革”后又以“季刊”和“双月刊”的形式复刊，主编这个刊物是父亲负责最久，也是他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项重要工作。《文学遗产》是解放后全国性的著名期刊之一，对开展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起过积极的作用。

今年是《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之际，祝《文学遗产》今后越办越好，培养出更多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来。

注释：

    [1][2]见陈白尘《一人真正的人》，《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3][4]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