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光起　　

    五十代前期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新来协会工作的同志，一般都要普遍地向大家介绍。我当时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看稿。一天上午，刊物的负责同志领进一位身材不高，头发花白、身穿一套深蓝色棉衣裤的老同志，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新来作协古典文学部工作的陈翔鹤同志。大家的眼睛一时亮了。因为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同志，而是一位享名已久，受人尊敬的老革命文艺工作者，一位五四时期《浅草社》和《沉钟社》的主要成员，曾编辑过《浅草》和《沉钟》两个文艺刊物的老作家。这位带有浓浓四川乡音的老作家，看来是那样朴素、谦冲，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殊出乎大家的意外。

　　事后，我们还听说陈翔鹤同志（以后我们习惯地尊称他为翔老）是甘愿放弃四川一个厅长官位，自愿来北京耕耘当时尚属荒废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园地的。

　　不久，经作家协会在古典文学部倡议，由翔老积极筹办并出任第一任主编的《文学遗产》终于问世了。郭沫若为它题写了刊名。这是全国唯一一份以刊载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为主的刊物，也是一件很受世人关注的事。也许是由于我国古代文学遗产太伟大、太丰富的缘故，也许是由于广大读者长久以来，渴望有这样一个刊物的缘故，《文学遗产》一发刊，立即受到普遍欢迎。以致当时《光明日报》的星期版，必须在原印数之外，加印若干份。才能适应广大读者的需求。同时，还出现了专门订阅《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周刊的现象。

《文学遗产》创刊于一九五四年三月。当时的作协古典文学部还没有同后来的文学研究所合并，工作人员极少，能够审阅古典文学稿件的人手更缺。而《文学遗产》却由于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爱戴，来稿与日俱增。稿件的得不到及时处理，这使责任心一贯很强的翔老，深感不安。他知道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是兼看古典文学稿件的，便同我商量，要我分担他们部分初审稿。我同意了。这是我同《文学遗产》的最初接触。但不久便由于胡风冤案而受到波及，因嫌受审而自然中止了。这期间，翔老由于不明真象，旦夕碰面，对我神情比较严肃。翔老喜欢养花木，每当花季，他在作协居室兼办公室的窗前，摆满了各种花草，他特别喜欢兰草。而我却是一如既往，不时地到他的窗前，去享受一些兰花的幽香。

　　时光流逝，一九五七年春，在何其芳同志、翔老，还有劳洪兄的坚持下，我终于同意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了。开始谈的是编辑室，到职后，编辑室计划有变，便到《文学遗产》协助翔老主持《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工作。这是我同《文学遗产》的第二次结缘。当时，作协的古典文学部已与文学研究所合并，原附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也改隶于中国科学院了。事事在变。只有《文学遗产》来稿日增现象与《光明日报》星期周刊，深受欢迎现象，依然未变。这期间我和翔老，可谓朝夕相处。当时文学研究所在西郊中关村，我单身住在文学研究所宿舍的一间平房里，白天办公，和翔老同室坐对面，晚间便被约到他家去。有时用餐有时清谈。翔老喜欢安徽的六安瓜片，每次去。他便给我泡一杯碧绿的，带有淡淡香气的瓜片茶。翔老的家和他的为人同样朴素。他的居室里，几把藤椅、几架图书，几缕清醇的茶香而已。在谈话中，我更多的是聆听，请教、受益；翔老所谈，有许多是关于《文学遗产》的。如：《文学遗产》的规章制度，《文学遗产》的现在和将来，以及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趋向、成就和不足等等。从翔老的这些谈话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翔老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热爱、造诣和远见卓识。

　　这是一段使人终生难忘的日子。在翔老的鼓励和影响下，正当我决心把此后的一生也像翔老那样贡献给我国古典文学事业时，时代对我进行了嘲弄。非常可惜，对我国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应当是黑色的一九五七年，终于显示了它的可怕面目。反右运动开始了。这一阴谋寡信、是非颠倒、强加罪名、斯文扫地的运动，使举世震惊。我也没能幸免劫难，也被作家协会和文学研究所"揪"出来了，打翻在地，一脚踹向大西北。待等文学研究所又把我从大西北乡间调回北京时，时光已经流逝了二十年。昔日老友，有的步履蹒跚；昔日小友，也有的头发花白了，。故人蒋和森慨叹我归来时的萧条，我则相对只有苦笑。

生活是滑稽？还是残酷！

　　《文学遗产》给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带来了繁荣。在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凝结着翔老的大量心血，特别表现在他为刊物建立的一些规章制度上。如：成立编委会，建立稿件的三审制度；聘请通迅员，建立全国古典文学研究通讯网络；尽可能地组织各种会议，以达到博采众长，兼听则明的客观效果；以及注意刊物文章内容上的有机搭配等。这些不仅与《文学遗产》的发展和繁荣，息息相关，也是解放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得以成长的基石。可以说，如果没有翔老的这些心血，就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一度繁荣。

　　《文学遗产》创刊伊始，就聘请了若干编委。人数不多，但都是古典文学研究界学有专长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教授。请他们为刊物出谋划策，为刊物文章把关。凡在刊物刊出的文章，必须经过三审：即编辑部一审，编委一审，然后由主编审核通过发排。这样，就保证了刊物的一定质量。刊物定期召开编委会，除编委间互相交流沟通外，编辑部要向编委会汇报有关编辑和所掌握的全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情况，也使他们耳聪目明。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翔老一向关心青年人，认为他们是希望所寄，是事业的未来。也许缘此，他在《文学遗产》建立了通讯员制度。从全国各地，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卓有成绩的大专院校，文化部门，先请各有关单位推荐，然后遴选一批青年古典文学工作者，聘请为通讯员，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通讯网络。所选聘的通讯员，须具备一定业务水平，有志于古典文学研究者。一旦受聘，便具有各种权利和义务。如：定期向编辑部通报当地及周边的古典文学研究情况；代刊物组稿；参加通讯员会议；所撰写文章刊物给予优先发表；享受赠刊待遇；等等。这就使编辑部对全国古典文学研究情况，了如指掌。也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的远见卓识，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产生了大批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文章或著作。就以刊物聘请的第一批通讯员为例，当时的这几十个青年人，目前无不成为专家、学者、教授；成为所在部门的研究骨干，也成为全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厦的柱石。他们不仅本身研究成绩卓越；有的出国讲学，有的培养博士研究生，有的不仅本人是教授，他的学生也成为教授，学生也在带研究生了。有的更出任各该单位的行政领导任务。如：校长、院长、主任等。目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知名之士，很少有没同《文学遗产》有过交往，打过交道；很少有不是直接或间接，受过《文学遗产》的影响或栽培，而这正是翔老在创建通讯员网络时的宿愿。

　　由于我国清代一些特殊条件的影响，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考据之风大兴，到乾嘉时期以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而达到极盛。考据对古典文学研究来说，并非全不需要，但那毕竟更多地属于资料性质，还不能代替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探讨，如过分强调，便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更何况考据一旦流于繁琐，便有失偏颇了。由于乾嘉学派学者们，功力深厚，影响极大，解放后，在一些高等院校的文学研究领域，仍占有相当影响力。翔老有感于此。在同我的交谈中，一再谈起，一要理解，二要引导，既不能挫伤长于考据的学者们对考据的热情，又不能使考据文章不适当地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办法便是在刊物每期的文章搭配上，一定要表现出以对文学作品本身研究为主的倾向。翔老是这样想的，这样谈的，也是这样作的，翔老于此的用心，可谓良苦！

　　翔老不顾自己的年老体弱，对《文学遗产》的工作，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除主持刊物的方针大计外，对许多具体工作，从设计到执行，都积极参与。主持各种讨论会，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在研究工作上，他是相信辨则明的。基于这种理解，他为《文学遗产》制订了许多会议制度，除了定期的编辑部会议、编委会议、通讯员会议外，他还特别关注一些临时性会议。像：作者座谈会；读者座谈会；具体作品，具体问题的专题讨论会等，在这些会议上，他强调充分发言，充分讨论；有的讨论，事后还辑成专辑。正是由于这些会议，不仅使《文学遗产》显得蓬蓬勃勃，也使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显得十分活跃。对所涉及的问题，也得到了更深层次的阐明。从而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向前发展。

　　此外，诸如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理论上的科学化问题；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似是而非的贴标签问题；古典文学理论上的洋为中用问题等，无不都在翔老注意之中。但这属于专题，是很难在这里详谈的。

翔老通过《文学遗产》，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作的贡献，巨大而辉煌。《文学遗产》创刊到他因故离开的十年间，共出版了周刊四百六十多期；增刊、专辑十多集，累计文字达千万字以上；培养了不止一代人才，使得解放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但是，非常不幸，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尊敬和爱戴的老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含冤离我们而去。对此，我国老一代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郭绍虞先生，在一九八Ｏ年《文学遗产》复刊号上著文悼念，一次又一次的悲呼："天乎，冤哉！"这样一种出自当时已届八十高龄的老人的真挚、沉痛的心情，至今读之，仍不免催人泪下。

　　一九八○年春天，我调回北京，协助张白山同志筹备《文学遗产》复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全国古典文学界的支持下，《文学遗产》终于在同年六月又与读者见面了。复刊后的《文学遗产》，改为季刊，十六开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又成立了编辑部，聘请了编委，又组织了通讯员网络，恢复了稿件的三审制度。以前由翔老为《文学遗产》周刊所创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作法，大都得到了继承。《文学遗产》的复刊，又使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普遍感到兴奋。

　　一九八四年，随同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顺应潮流，刊物得到了改组，注入了新鲜力量，使刊物更加健康有力地向前发展。"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现在去《文学遗产》周刊的创刊，四十个年头过去了，复刊的《文学遗产》，也已经历了十五个春秋。主编几度易人，编辑部更形成熟，目前，在徐公持、吕薇芬二位先生主持下，我相信，不论世事如何变幻，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和《文学遗产》，将会得到继续发展

　　祝《文学遗产》今后将获得更大成功。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