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礼

 一

　　《文学遗产》专刊在《光明日报》创刊的那年，我正在北京市一所中学里教语文。我们这里的语文教师阵营很强大，其中一位老教师，解放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过书，而且教得很好，只是由于有点历史问题，才屈居于此。由于《文学遗产》一上来品味就很高，首先受到老教师的欢迎。老教师带动年轻教师。每周集体备课的时候，总要谈谈近期《文学遗产》有什么好文章。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受益非浅。那时，《文学遗产》每周出一次，邮局为了方便读者，可以单独订。我们语文老师差不多都订了。

　　也许看《文学遗产》多了，我萌发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念头。1957年，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陆游。陆游的作品看得多了，看得熟了，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就一个一个地出现了。于是，我开始集中力量．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陆放翁的卒年"。我作了充分的准备，论定陆游卒于宋宁宗嘉定二年除夕前（1210年1月）。我把稿子寄到《文学遗产》。那时，"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反对所谓右派的文章。我想，我这篇纯学术性质的文章，大约短期内发表不了，甚至有可能夭折。

　　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文学遗产》并没有放弃学术，我的文章在寄出后半个月多一点就发表了。当然，《文学遗产》的编辑部也做了一点调查，据学校的一位年轻干部告诉我，编辑部也专门了解过我，没有什么问题，也就发表了。《文学遗产》在创办初期，对待稿件，就是这样认真负责。

　　《陆放翁的卒年》发表在《文学遗产》1958年2月9日的专刊上。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我影响很大。我意识到，我大体上具备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和信念。我今天能成为专门从事古代文史研究工作的人，其第一步就在此。

　　"反右"斗争结束以后，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学术界、知识界得到了一点喘息。《文学遗产》编辑部不失时机地开展了《胡笳十八拍》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进行得有声有色，郭沫若同志一篇篇持有独到观点、笔锋犀利的文章，吸引了广大读者，讨论一步步深化。

这时，我对陆游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为了进一步了解陆游，我全面翻阅南宋人的所有著作。一天，我翻到南宋初李纲的《梁溪先生全集》；此书的卷引，有一首《胡笳十八拍》的集句诗。诗有小序，第一句即肯定《胡笳十八拍》为蔡琰所作，与郭老的论断一致。我把我的所得写信告诉郭老，很快，接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信上说："您提到的李纲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我从《梁溪全集》中也翻出来看了，这对于宋人肯定蔡琰的《胡笳》，又增加了一例。谢谢您。"信是1959年6月20日写的，我一直珍藏在箱底。我提供的资料，郭老用在《光明日报》1959年6月21日《四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载《文学遗产》专刊第266期。我写这段往事，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次讨论，都是平等参与，郭老不是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现，他给人的形象只是一个学者，学术气氛浓烈。第二，这个讨论，影响很大，连我这样普通的中学教师也卷进去了。我虽然没有写文章，但我把我的所得奉献给郭老，也算是间接地参加了这次讨论。直到现在，我还引以为自豪。那段时间，《文学遗产》实在办得红火。我衷心感谢参与这一段工作的《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所有同志们。

二

　　万象更新。经过十年大动乱，到了1980年，《文学遗产》终于以期刊的面貌恢复出刊了。期刊较之专刊，篇幅增加了。这就是说，从事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同志，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利用这个园地，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从容地进行学术探讨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这时，我已提前办理退休手续，集中全部力量，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和宋代文学古籍的整理（兼及历史）的工作。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机遇，我决定好好把握这个机遇。

　　从1981年到1985年五年间，《文学遗产》发表了我七篇文章，其中期刊的6篇，专刊的篇。其中两篇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一篇是发表于1982年第2期的《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年和著述》一文。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较早地看到了这篇文章，说材料、观点均有新意，写得不错，约我于1982年6月25日下午到中央联络部相见。见面以后，他委托我整理汪元量的著作，并把他珍藏的清汪森本《湖山类稿》借给我。我接受了委托，并在这以后不久完成了任务。这便是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湖山类稿》。

　　另一篇是发表于1985年第3期的《艾子是苏轼的作品》。《艾子》是不是苏轼的作品，历来没有定论，宋代著名藏书家陈振孙就说过《艾子》"未必"为苏轼所作。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资料，作了强有力的论证。此文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先生说我一锤定音，说此文是一枚重磅炸弹。从此遂成定论。

　　从1986年到现在的十年间，《文学遗产》发表了我四篇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见于《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的《郭祥正略考》一文。郭祥正现存诗1400多首，是北宋中、后期一个才华卓著的作家。长时间遭到歪曲，从来没有人进行深入研究。我对他的作品，初步作了全面考查，从他的生年到他和王安石的关系等等，第一次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墙里开花墙外红。我这篇文章，在大陆，似乎没有什么反响，却受到了日本青年学者内山精也的重视。原来，他正在对郭祥正的《青山集》进行研究。我的文章在中日学术交流活动上起了作用。还可以值得提的是1994第五期发表的《赵令畴的生年》那篇短文。此文发表以后，我接到一位研究古典文学同志的一封信，说该文在考据文章方面可称"典范"。说"典范"，我不敢当，但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大量材料作了高度凝炼，这却是真的。《文学遗产》的篇幅太可贵了，我不能浪费。

　　应该说，我在宋代文学研究上、宋代文学古籍整理上，确实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海内外有了一点影响。出现目前这样的局面，与《文学遗产》的关怀、鼓舞是分不开的。

　　现在。再说几句与题目无关而又非说不可的心里话。

　　近些年来，《文学遗产》面临着经费不足等许多困难。《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同志们，以极大的努力，克服了这些困难，把刊物办得生气勃勃；不仅保持了高品位，而且不断创新。令人钦敬。

　　我觉得，有两点特别值得提出。

　　第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同志们，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纯洁，敢于同诸如抄袭等不良现象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我说的是1993年第一期那篇《编者的话》。这篇文章，初读觉得笔锋凌厉，不大好接受；细想想，觉得合情合理；再读，不禁拍案叫好。在我看来，这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信心和决心。这就是我上面说到的"生气勃勃"的一种表现。

　　第二，近些年来，我注意到，《文学遗产》连续地推出了一批年青作者。这样做，具有战略意义，是推进和发展我们的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中华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到现在为止，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还没有认真研究过，还有很多领域没有接触到。就是研究得比较多的大家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待深层次的发掘。弘扬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青年同志，思想敏锐，有强烈进取心，肯于学习，是我们的事业希望所在。他们是生力军。

　　祝愿《文学遗产》办得更好。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