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乘健　

    回想起来，我的前半生自己觉得最适意最快乐的时光是我的上学时代，只是太短暂了。从小学到初中，我几乎受到所有教师的赞扬和爱护。我所上的中学是温州第四中学，这是老教育家谷寅侯先生创办的学校。1957年，一位女干部下来到这个学校蹲点，不知何故，她不喜欢教书教得好的教师，也不喜欢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而那时我仅仅十三岁。

　　第二年，班主任传达这位女干部的旨意，叫我不必去考高中了，理由据说是家庭成份不好。我想不通，我要读书。即使普通高中进不了，不论什么学校都行。一天，在报纸角落里读到一则招生启事，说是"钢铁学校"招生。我非常高兴，按招生启事上写的地点，走了十多里泥泞的小路，终于到了尽头。我惊呆了："学校"在哪里？

　　我的面前是一片茫茫的荒野。

　　我就在这片荒野上走上入世之路，也走上求学之路。所谓"钢铁学校"连我在内仅有三个人报名。学校办不成了，我却被推入工厂半工半读。在稻草盖顶的工棚里读完高中数理化课程。后来职工业余学校开办大专班，仅有两门课程：高等数学和古典文学。不知怎的，我选择了古典文学，经过考试后获准入学。想不到厂里搞职工教育的同志却态度迟疑，说是"工人不必要读古典文学"。我那时年纪小，而且生性腼腆，这时忍不住大声抗议："有什么理由说工人不能读古典文学？"抗争换来的结果是每天往返二十多里路去上课，当然很疲劳，但这是抗争换来的，也就不觉得辛苦。然而仅读了半年，到下学期的教材发下来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再在城里读下去了，因为事情的变化太富于戏剧性了。

　　那是1962年的初夏，进正规大学的希望竟然逼近我的眼前。一所美术学院到温州招生，我并不是对美术有专注的热情。我的想法仍然是：只要有书读，什么学校都行。我到教育局报名，负责招生的同志见了我，态度很和气，要我先交作品，初试后再报告。当我把我的"美术作品"呈上时，他微笑着指点我填好报名表，要我到厂里盖个印再拿来。我怀揣着报名表和要求离职读书的报告，怯生生地敲开了厂长室的门。

　　等待着厂长的批复，在等待中我做着进大学的梦，我梦见那杨柳依依、绿草如茵的校园，在春风拂面的湖边，我和同学们一起，读书，写生、讨论、交谈……

　　我终于等到了"入学通知"。那是一天上午，我刚刚做完夜班打算躺下睡觉，突然厂里派人送来通知，要我到厂办公室去。厂里决定把我调到乡下一个单位去。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那一纸要求上大学的报告产生了后果，厂里认为我不安心工作。

　　我于是进入了我的"大学"，那是风声萧飒、一灯如炬的原野上的"大学"，那是既无门槛亦无界别可以神游千载可以心驰八极的"大学"。

　　不知道过了几世几劫。1984年的一天夜里，我在市区人民中路18号的一所房子里值夜。尽管地处市尘，我却睡不着觉。从这所房子出门走数十步，便是一座小小的寺院，叫做庆福寺，数十年前，李叔同先生便住在这座寺院。若是李叔同先生还在那里，我真想跑过去求为门下狗。叔同先生早已走了。走了，可惜；一时走不了，更难。几年来自己写了一大叠东西，但写了给谁看？偶然翻出一篇搁在抽屉里的东西，那是一篇数年前写的文稿《<桃花扇>发微》，多年来一直搁在那里。我当时自以为是的偏见：我似的身份，还能向学术刊物"投稿"吗？忽然起念，何不请《文学遗产》的同志们看看，我知道这是中国大陆最高学术机构的刊物，请他们看了以后，似乎可以不必再出以示人了。

　　稿子寄出去后，说实在的，我丝毫没有想到会发表。几个月后，我接到了用稿通知。我生平第一次向学术刊物投稿，这意外的后果纠正了我把世界看成一团漆黑的偏见。

　　更令人惶恐的是，《文学遗产》的编者在《编后记》中特意介绍我的情况，称我"坚持自学二十馀年，业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他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欢迎的"。我当时颇为诧异：我的情况何以为人所知？直至1995年，我赴北京参加《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庆祝会，见到了卢兴基先生，才了解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

　　《文学遗产》的勉励实际上是鞭策。在中文里，"学习"与"研究"这两个词分得很开，我既无"学习"之缘，岂敢有"研究"之想？但既然已被称为"研究"。总得稍稍地名符其实。于是我只得挤时间勉力写点东西。多年来陆续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涉及一些不同的领域。我哪有什么雄心壮志去从事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我只不过象一个无立锥之地的农夫，只好在边角隙地上偷偷地耕耘，如果有地主出来吆喝，便拿起锄头赶紧跑开。我所写的文字并不全与古代文学有关，但古典文学研究依然象一块磁铁吸引着我，磁力的磁源来自《文学遗产》。1988年，温州有纪念近代墨学大师孙诒让之举，逼得我去温习《墨子》，被《墨经》中简古神秘的名词弄得头昏脑胀，取古诗文以自遣。偶然写了《感怀鱼玄机》一文，这是把已死的古人当做活着的女作家评论。我总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没有死，古之作者比今之作者更容易亲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似乎都是不得志者的心声，似乎只有不得志者可从文字的形迹中比较真切地感知内在的心迹。文章写得不合格式，冒昧地寄给《文学遗产》。不久，收到陶文鹏先生的热情的来信。

　　同年，我着手撰作话剧《杨玉环》与史论《开天史考论》，这是受鲁迅先生的启发而孕育的课题，鲁迅生前曾有创作话剧《杨贵妃》的构想。作为这个课题的副产品，是《<长恨歌>与<梅妃传>：历史与艺术的微妙冲突》一文，这个副产品倒在《文学遗产》最先披露了。

　　我的业余研究受到海内外师友的勉励。南怀瑾先生寄信给我，引古人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谆谆勉勉："先生盛年，应更上层楼，如我垂暮之年，一无所成，将徒增悲悔也。"深感惶愧的是，我并没有一贯地坚持学习和探索，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近年来文化界盛传"下海"之说，苦恼的是我既非岸上生物亦非海中生物，名为两栖实际上两处皆不容栖。个中境况若非身历其境殊难体味。正当彷徨苦闷之际，90年我在桂林见到徐公持先生、吕薇芬先生。我觉得，即使仅仅是为了对得起《文学遗产》的知遇，我也不应该半途而废。

　　承温州师范学院及有关部门支持，我于1994年调入温州师范学院。第一次进入校园，景象初看似觉得平常，猛然想起：这不就是我少年时代梦寐求之的地方吗？回顾走过来的道路，不是一片荒野，竟是一片光明。可以说，我是极幸运的。以中国之大，天下之广，何处无才，而困厄于榛莽消磨于市俗终至于湮没于寒烟蔓草的真不知有几，只不过他们没有遇上《文学遗产》这样的人们而已。

　　在师院承乏讲授"佛教与中国文学"、"红楼梦研究"及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第一次登上讲坛，面对同学们的纯朴热情的面容，我不禁感慨万千。我坦率地说：我愧为人师，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青春能够复活，我能够和同学们坐在一起，不论要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也愿望。但我不感到悲哀，"轻轻地在我的琴弦上，抚去了成年的忧伤"（何其芳诗），能从一己的困顿中看到群体的新生，看到学术和文化在如此的艰难颠沛中依然薪传有人，这已是平生最大的欣慰，这岂仅是个人一己的安慰！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