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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寅
对创刊时间比我年龄还长的《文学遗产》来说,"转眼已四十年了"之类的感慨是轮不到我发的。尽管如此,值《文学遗产》四十年刊庆之际,我还是怀有特别的感触,像躬逢老师或好友的生辰。算起来,从进大学始读《文学遗产》已有十七年,给《文学遗产》投稿也有十年了,她是我投稿最多、发表论文最多的刊物。自1986年第6期首次刊登我的论文以后,《文学遗产》就一直是我尊敬的良师益友,是她携着我的手引我步入了学术界。
我清楚地记得,1986年《文学遗产》为推动古典文学研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发起宏观研究征文,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许多著名学者撰文响应。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跟
对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来说,《文学遗产》不啻是个龙门,说一文刊出天下知,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虽然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一些论文,但许多朋友都说还是从那篇论文知道我的名字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是《文学遗产》引我步入学术界的。不过,比发表论文更让我感铭的是编辑部给我的教益。离开学校
从1988年进入文学所工作以来,与《文学遗产》对门办公,朝夕相处,编辑部的各位先生可以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承他们垂青,我也帮忙看过稿,有时还坦率地贡献自己的意见。相交也久,相知也深,这个集体让我怀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尊敬。虽然各位编辑性情不同,待人接物的方式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同样都有着热情、正派、朴实的品质,开放、团结、认真的精神,故而这个人数不多的集体不仅能成功地维持一份专业核心刊物的高效运转,还以她独特的地位给学术研究以积极的影响,赢得学术界的普遍尊敬,享有崇高的声誉。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古典文学界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思潮──提倡宏观研究与建立文学史学,都是由《文学遗产》发起和倡导的。前者与八十年代中叶的方法论热相呼应,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方式与思路的变革,后者则在九十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反思总结,建设开拓,提出了具有深远学术意义的学科建设问题。它们对九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到下个世纪。实际上,近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面貌、新气象,与《文学遗产》的开放态度和学术观念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徐公持、吕薇芬两位主编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开放的学术襟怀和长远的学术眼光,通过陶文鹏、李伊白两位编辑部主任的组织和策划,落实为刊物一系列卓有成效、富有建设性的学术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对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起了扎扎实实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在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起成立的中国古典文学学会,是《文学遗产》所做的又一件团结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有益工作。在《文学遗产》上日益增多的外国学者论文,是刊物联系海外学者,日益走向世界的标志。《文学遗产》曾以若谷虚怀刊登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批评大陆学术界不良作风的尖锐文章,并迅速组织笔谈予以回应,显示出编者的坦荡襟怀和对严肃学风的倡导,在国内外引起良好的反应。如果国内的学术刊物都能这样引导学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更快的学术进步是不难期待的。目前,《文学遗产》在国内外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她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我辈躬逢其盛,还可以有几十年的追随。
愿学术之树常青,愿《文学遗产》繁荣。
(选自:《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1954-1963,1980-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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