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鹏

《文学遗产》六十周岁了。我在这个学术期刊做了二十多年的编辑，为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尽了一分绵薄之力，颇感欣慰。回顾这漫长却又感到短促的编辑生涯，让我觉得最快乐、最幸福的，就是结识了全国各地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发表他们的论文，并成了他们的知音。

作为国内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文学遗产》要体现它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每期至少要有二、三篇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论文。文学所有钱钟书、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等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大家。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时，这些大师大家年事已高，俞、吴二先生曾为本所办的这个刊物撰写过文章。稍后，所里的唐弢、孙楷第、吴晓铃、范宁、陈友琴、张白山、胡念贻、曹道衡、杨柳、沈玉成、侯敏泽、邓绍基、陈毓罴、等老研究员，还有众多的中、青年学者等，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论文。但《文学遗产》是面向全国、全世界的刊物，必须更广泛地向所外约稿，才能满足需要。所外的老学者不少，有的已是耄耊之年，封笔了；有的忙于教学和搞课题，腾不出手写单篇论文；更多的是心有顾虑，怕文章不被采用，因此，老学者很少主动投稿的。怎么办？做编辑要走出去约稿。我是北大毕业的，我就常回母校去，拜望林庚、吴组缃、陈贻焮、吴小如、褚斌杰、裴斐、袁行霈等老师，顺便也去北大的中青年教师的办公室或家里串门，在交谈中恳切地请他们为《文学遗产》撰稿。此外，我还拜访过北师大的钟敬文、聂石樵、邓魁英、郭预衡、李修生先生，首都师大的廖仲安、李华、张燕瑾等先生。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林庚先生已年迈体弱，因为我数次登门，他欣然提笔，为《文学遗产》写了《汉字与山水诗》。文章虽短，但见解精到，文情并茂，使刊物大放光彩，我既高兴又感动。我向吴小如先生约稿，他说：“精力不济，写不了长篇大论。”我说：“几百字、一千字的学术随笔札记我都要，可以数题合成一篇。”于是，吴先生就一再寄来短文，由我合成发表。有一段时间，裴斐先生接连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显然，他要夺回因遭受政治劫难而白白流逝的宝贵年华。于是，昼夜笔耕，以至操劳成疾，溘然辞世，使我哀痛不已。因为那几年里我同裴先生交往最多。至今，我常常回想在他家里就着花生米碰杯饮酒的畅快情景。在我到编辑部前，傅璇琮先生很少给《文学遗产》写稿。我想，傅先生和我同是北大人，他是唐代文学研究大家，我也搞唐代文学，他在中华书局上班，离我的住处很近，于是，我隔一、二个星期就去拜访他。我知道，傅先生最想听我介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唐宋文学研究的新情况、新动向、新人新作等，我也就趁机向他请教并索稿。从此，傅先生就经常把文章寄给我们发表。

我每次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总是尽可能多地结识老学者，征求他们对《文学遗产》的意见，约请他们撰稿。和我比较熟识的老学者，有程千帆、叶嘉莹、张中行、徐朔方、徐中玉、霍松林、金启华、郭豫适、刘世南、吴调公、朱金城、王达津、章培恒、吴熊和、周祖譔、陈祥耀、王运熙、马积高、蔡厚示、严迪昌、郁贤皓、安旗、邱俊鹏、周勋初、徐培均、钱鸿瑛、袁世硕、王水照、马兴荣、罗宗强、宁宗一、陈允吉、孙昌武、陈伯海、曹济平、黄天骥、刘学锴、喻朝刚、刘乃昌、刘庆云、陶尔夫、刘敬圻、谢桃坊、薛瑞生、余恕诚等，还有老作家王蒙。这些老先生都有论文在我们刊物上发表，多数先生还发表了不止一篇文章。文学所和所外那么多大家、名家为《文学遗产》撰文，使读者一打开刊物，便如见星月交辉，光华璀璨。

这里，我想说说我与徐朔方先生颇有戏剧性的结交。大约是二十年前，我应杭州大学中文系邀请，去参加在浦江召开的宋濂研讨会。在杭大门口，萧瑞峰与我遇见了徐先生，萧便把我介绍给他，我向徐先生问候致意，但他竟不予理会，扭头走了。过了几天，在浦江会议期间，游览附近一座名山，我就有意跟着徐老，同他攀谈。可能是我的热情爽快博得了他的好感，他忽然带点儿狡黠地笑着说：“陶老弟，你敢同我比赛，看谁先登上山顶吗？”我说：“我小您十几二十岁，您不可能胜我。”他说：“那就比吧！”从一开始，我就跑在前面，他却从容不迫地迈步向前走。但我跑到离山顶还有几十米时，已是气喘吁吁，满身热汗，两腿发软，蹲在路旁。这时，徐先生赶了上来，步履矫健，直登峰巅。他走下来时，哈哈大笑说：“老弟，认输了吧？”我说：“甘拜下风。”此后，我同徐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多次为《文学遗产》撰文，都是直接寄给我处理。有一段时间，我还与程千帆、吴调公、王达津、陈祥耀等几位老先生书信往来。程先生在信中批评我的诗“有佳句，然不精匀”，赞扬我发表在《古典文学知识》“名句掇英”栏的文章是学人应当做的普及工作，“将古贤摘句图现代化，极具妙解”。程老的亲切鼓励给予我巨大动力，使我一直坚持为这个专栏撰稿，至今犹未搁笔。

年富力强、成就卓著的中年学者，是《文学遗产》作者队伍的主力军。这些年来，我认识并结交的中年学者更多。我们在会上会下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交谈治学心得，也谈诗歌、话人生、侃大山。大家坦诚相见，无拘无束。有时为了某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热，但心无芥蒂，交情愈笃。这些中年学者所在的单位，分处在祖国的东西南北中和两岸三地，他们的研究各有专长，学术个性与文章风格也不一样，但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热爱和信任《文学遗产》，乐于把好文章投来。大家挥洒心血和汗水辛勤浇灌这个共同的学术园地，使它年年春花烂漫，岁岁秋实累累。写到这里，我要对这些可亲可敬的学友说：你们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眼前闪现。每当想到你们，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我衷心感谢你们对《文学遗产》的关爱与大力支持！

在老主编徐公持先生的倡导下，《文学遗产》一贯重视发现和培养学术新人。上文所列举的中年学者，绝大多数在《文学遗产》首次发表论文时都还是青年。我是1988年12月从文学所古代室调到编辑部工作的。上班没多久，就见到一篇题为《关于唐诗分期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作者吴承学，当时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审稿笺上已写明“此文不用”，但我对文章的论题很感兴趣。等忙完手头上的事，我便仔细阅读。我认为作者对传统四唐说的精神、内涵、优点、缺陷的认识深刻独到，对当时一些学者提出的新的唐诗分期法的批评也有理有据。作者有理论功底，思路清晰，分析辨证细致，行文精炼流畅，是一篇好文章，应当发表。于是，我写了近千字的审稿意见，连同文章一起送请主编定夺。徐先生阅后批示：“同意陶说，此文应予发表。”此文发表在1989年第3期。这以后，直到2008年，吴承学先生几乎每年都给《文学遗产》投寄一篇文章，篇篇都被采用，可谓弹无虚发。我再举一例。1994年8月，《文学遗产》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儒学与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一个小伙子请我看他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叫杨庆存，是刘乃昌先生的硕士生，文章题目是《论辛弃疾的上梁文》。篇幅不长，我当时就读完了，对他说：“辛弃疾的上梁文确有文学性，有特色，你的文章论题新，写得不错，让我带回去处理吧。”杨庆存这篇论文在《文学遗产》发表后，他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王水照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工作，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在《文学遗产》发表多篇文章。其中《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还荣获了优秀论文奖。

多年的编辑工作，使我养成一个职业习惯，就是每次参加学术会议，总是尽快把会议论文阅读一遍，从中挑选出大家、名家的好文章，马上联系作者，请他们给《文学遗产》。对于青年学者写的有基础的文章，也找作者交谈，提出修改意见，鼓励他们改好后大胆投稿，也可直接寄给我。我还体会到，做一个编辑，要炼出灵心慧眼，随时注意发现学术新人，发现好文章。有一年，我应邀到安徽师大做学术讲座，晚饭后去拜访余恕诚先生。余先生放下手中的一篇文章迎我进门。出于编辑的敏感，我问：“你在看谁的文章？”余说：“是在我们这里毕业的学生写的，他让我看看是否有进步。”我说：“让我也看看。”我从桌上拿过文章一看，题目是《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署名吴言生。好哇，我原来只知道李商隐学道，同女道士有恋情，原来他对佛学也有如此浓烈的兴趣。于是，我把此文浏览一遍，并请余先生让我带走。回京后，我给吴言生写信，要他更紧密地联系李商隐诗歌来谈佛，谈佛也不必过多过深，因为我们刊物叫“文学遗产”，而非“佛学遗产”。他修改后，文章获得通过，发表在1999年第3期。当时，他正师从霍松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还有一年，我去四川大学参加庆祝杨明照先生八十寿诞的学术研讨会，在一个小组会上听到当时还很年轻的吕肖奂发言，谈邵康节体诗，我感到论题和论证都有新意，就请她写成文章寄给我。但过了七、八年，也没见她寄来。到了2004年，我忽然收到她的信，问我是否还记得她，并向我说明未能写出论邵雍诗的原因。信中附了她新写的文章《论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请我指正。我读后很高兴，她发现了矛盾，提出了别人未能提出的问题，但解决得还不够好。当时我已接任主编，就邀她参加在福建师大召开的“文学遗产论坛”，并在大会上发言。她思考并吸收了与会专家、学者提的意见，认真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在2005年第2期上。

《文学遗产》处理来稿，有一段时间是编辑部三审制，从2000年开始，正式实行 “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对来稿按程序审阅，通过即可发表，不论作者的年龄、性别、学历、工作单位和职务。我到编辑部不久，就读到浙江温州食品公司职工张乘健先生的来稿《感怀鱼玄机》，当时我还不知道此前他已在《文学遗产》发表过《桃花扇发微》等两篇文章。他这篇文章，用抒情的诗的笔调感怀鱼玄机诗及其悲剧人生。在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之后，这样的学术美文几乎绝迹。我想，一个食品公司的职工，自学成材，能够写出这样一篇有学术有才情的文章，真是难得。此文又经副主编吕薇芬先生和主编徐先生审阅。主编批示：“同意陶说，此文可发，别具一格。”不久，张乘健被调到温州师院任教。《文学遗产》一共发表了他的七篇论文。去年四月，他不幸因病辞世。《温州都巿报》用一个版面报道他的学术成就，称誉他为“温州学界奇士”。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从此阴阳永隔，使我悲痛与惋惜不已。

《文学遗产》每一任主编，都要求编辑处理稿件要出以公心，客观公正，慎重精审，不能以自己的学术兴趣、成见乃至偏见来取舍稿件。拿我来说，我坚守文学本位，坚持以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审美研究为主，我不喜欢离开文学的文化研究，不喜欢用什么热力学、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理论来研究文学，不喜欢那些与作家创作毫无关系的繁琐考证，也不喜欢近十年来过分热门的传播学、接受学与统计学的研究。但作为编辑，我在20年前就已推选发表了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几年前也发表了张中宇的《〈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也不止一次地推选、发表王兆鹏与刘尊明关于唐宋诗词量化研究的论文，王兆鹏先生那篇论题新奇醒目的《论宋代的“互联网”》，我们也发表了。此外，我们还发表了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还有江弱水的《独语与冥想:〈秋兴〉八首的现代观》。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遗产》60年来，一直努力使刊物呈现出光昌流丽的气象。

为了使《文学遗产》多一些学术创新的朝气，多一些活力和新鲜感，刊发的文章风格更丰富多彩，我还有选择地向文艺理论、现代文学领域中的一些名家约稿。曾任文学所所长的杨义先生是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他后来向古代文学掘进，写了《李杜诗学》等多部著作。他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楚辞研究和先秦诸子研究论文，在古代文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文中多有作者“感悟思维”和努力考证得出的独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我在北大读书时的学长孙绍振先生，是著名诗评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给我们寄来一篇论析李白七绝《下江陵》（即《早发白帝城》）的文章。我回信说，只赏析一首诗，不适合《文学遗产》。但我读过孙先生的《美的结构》，于是向他建议：从李白这首绝句引申、发挥，谈绝句的结构，这样，文章就有学术含量。他欣然采纳，改写了论文，题为《论李白〈下江陵〉——兼论绝句的结构》，发表在2007年第1期。因为他是名家，文章发表后反响颇大。以后，他继续给我们投稿，也得以发表。还有蓝棣之先生，研究卞之琳与中国现代派诗的专家，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窗好友。我问他是否愿意给我们写文章？他回答很乐意。不久，他写成一篇《论新诗对于古典诗歌的传承》交给我，获得通过后，在2001年第3期头条发表，他特别高兴。此文也体现了《文学遗产》对章培恒先生一贯倡导的古今贯通研究的重视与践行。我个人体会，做《文学遗产》的编辑，不能只盯着古代文学，也应当关注哲学、史学、文学理论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挤出一些时间翻阅《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权威刊物，知道这些学科的研究动态、趋势，对于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发现、辨别、评价文章的能力都是有益处的。

以上，拉拉杂杂地谈了我在20多年的编辑工作中与古代文学的老、中、青学者的交往，是想表达我对那么多学者关爱和支持《文学遗产》的感激之情。而许多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对《文学遗产》和我本人亦怀着感恩的心意，这更使我深深感动。我在三年前已退休。这三年来，仍有一些学者赴京办事时来看望我，甚至没有预先告知就专门来京相聚。我去年患病，一些学友得悉后，就打电话或来信慰问。今年春节，我仍然收到不少学友的贺年卡、贺信，真是人虽走，茶犹热啊！我很高兴，《文学遗产》已走过了六十个春秋，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巨大的影响。我坚信，《文学遗产》编辑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体同仁齐心协力，进一步加强与全国各地学者的联系，就一定能把刊物办得更好，发表出更多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的优秀学术论文，总结和吸取中国古代文学精华、弘扬民族精神，为繁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提供丰富深厚的思想艺术营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