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国

    中国古代文学从西周算起已有三千年的歷史，此间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无可计数，是极为丰厚的文学遗产。继承发扬前人的研究传统，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中深入研究古代文学，是当代学人的共同任务。60年前《文学遗产》的创刊，担负的正是这样的光荣使命。在国内外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界，《文学遗产》无疑有着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堪称泰斗之刊，万目所瞩，众望所归。她绝非仅仅是一个发表论文的学术平台，由于她的权威性，由于她对众多优秀研究者和优秀论文的有效组织和支持，她更是学术的引领者。自1954年创刊以来，在60年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坚守高标准，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在编辑部和广大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使之始终立于学术制高点，不断提供高水平的研究新成果，全方位地引领着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和进展，为古代文学研究建构起科学的研究范式，促进着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借用佛门的话说，“所作功德無量，不可述盡”。

多年前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到一位学者说，某某刊物出思想，《文学遗产》出资料。我不晓得他是说这两个刊物的品格差异还是含有褒贬轩轾之意，反正听起來觉得很别扭。某某刊物我很少看，不知都出了些什么思想，怎么出的思想，但说《文学遗产》出资料——作为对比，自然是不出思想或少出思想了，却很有点想法。首先是何谓思想？以我的愚见，思想是有层次的，它可以是思辨的、哲学层面的、高度抽象了的思想，也可以是而且常常是很具体实在的。一个作品，一位作家，总有它\他的思想——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如是以观，《文学遗产》也很出思想，并不单纯是资料。但若把思想片面理解为玄而又玄的不切实际的空疏之谈，特别是一味奉西方理论为圭臬，我看这样的思想还是少点为好。道理很简单，中国古人生活在儒释道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中的思想都来自特定的时代和背景，用异文化和异时代的思想来阐释，大抵扞格不通。叶嘉莹教授曾讲过一个有趣例子，就是西方学者研究唐诗中的蜡烛意象，说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征。她是用嘲笑的口吻说的，确实，这“思想”实在很够呛。我自己在教学中也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日本留学生在分析《桃花源记》的意义时说桃花源象征子宫，武陵渔人缘溪行是回归母体。这虽和陶渊明回归自然的出世态度有点沾边，但陶公何曾有这样的象征意识。有一种所谓“文本细读”的时髦理论，标榜以文本为中心，实际就是抛开“知人论事”的传统方法，由读者自己来臆想。“细读”出来的思想不是作者的是他自己的，往往牛头不对马嘴，请问这样的思想研究有何价值？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借鉴和吸取西方理论的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但必须切合实际，不能为理论而理论预设什么思想，不能生搬硬套。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从何而出。在我看来，思想从文学事象中产生，思想是文学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不是标签粘贴，不是概念游戏和时装表演。多年来流行套用时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变成西方理论的填充物和印证，实际解决不了多大问题，这方法并不可取。古代文学学科有着自身的特点，因此《文学遗产》很少有纯理论纯思想的东西，它更在乎如何处理好思想和资料的关系问题。这要求首先得把事实搞清楚，把文本的真伪弄明白，把文本读准读通，所谓研究，所谓思想，非此而莫办。可喜的是，这十多年来在古代文学研究界，人们越来越注重文献的发掘、考证、梳理和合理运用，朴实的学风已经形成，这和《文学遗产》的提倡和示范大有关系。由此来看，真可以把所谓“《文学遗产》出资料”理解成为一句赞扬的话，它道出《文学遗产》的性格，高度重视文献的发掘和运用，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高度重视严谨求实的学风。

古代文学博大精深，说实在的于我辈而言，弱水三千也仅取一瓢而已。博古通今的大师是有的，但从来不会很多，甚至是凤毛麟角，绝不像时下“大师”帽子满天飞，好像笑话说的在北京公交车上一脚可以踩到三个处长。梁启超总结清代“朴学”特色十端，第九个就是“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是新派人物，但对清学是肯定的，说：“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专治一业”就是抓住一个有研究价值和有发掘空间的学术方向（当然不只是一两个题目），作深入长久的开拓。不要怕别人说你路子窄，不要眼馋别人的“博古通今”。拿我自己来说，专攻的主要就是文言小说，包括小说文献、小说史研究，也涉及文化史的研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收心敛意，莫肯旁骛”（《治稗晬语》，《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我引用章学诚的话说：“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有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文史通义·假年》）章学诚提倡专精之学，说 “业必贵于专精”（《文史通义·博约下》）。程毅中先生有“打深井”的治学主张，也是这个意思，我十分赞赏。专就是专门，也就是韩愈所说“术业有专攻”（《师说》）的专攻；精就是精深，打深井。精深对空泛而言，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只能制造文字垃圾。精深见出博大，这是精深的高境界。研究可窄，学术视野却不能窄，知识结构不能窄。我们知道，不仅文学研究本身要求具备多种文史知识和基本功，而且文学关涉着广泛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问题，需要博览群书，不断丰富自己的学养。古人以一事不知为耻，凡是和自己研究有关的东西都要尽量掌握。从《文学遗产》的学术实践来看，她坚守的正是“专精”之学，唯陈言之务去，唯空言之务去。说她是“专精”之学的学术殿堂，殊不为过。

梁启超归纳朴学的特色还有三项值得提出，第一是“凡立一义，必有证据”，第四是“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第十是“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概括起来就是求实务实。论证靠事实说话，事实要全面要可靠，文风贵在朴实，这实际都是学风问题。学风问题带有根本性，学风不端正必然走上邪路。我们当教师的指导学生治学，反复强调的也正是学风问题。比如要最充分地占有资料，要获取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要辨析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要准确恰当地分析资料和运用资料，要从文献资料中引出观点，不要先带帽子后填资料，要从微观见出宏观，从具体而到抽象，要实话实说，不要华而不实，哗众取宠，要讲究学术规范，引用必有出处，要简洁明快，不要故作高深，不要扯面条，弄注水猪肉……，如此等等，我以为唯有如此才能谈到“学问”二字。其实这都是学术共识，我相信在年轻学子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会这么想这么做，别的文学学科我不敢说，在我们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学科中多半就是这样的。这种求实学风的形成，是前辈学者和当今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学遗产》的学术追求和品格，也无疑成为这种优良学风建设的推动者。

我本人和《文学遗产》的交往时间不算太短，从1992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瞿佑仕宦经历考》（和弟子陈国军合作，刊于1992年第4期）开始，至今已经22年。此间总共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11篇，数量不算多，平均两年一篇。但如从整个庞大的古代文学研究界来考虑，这个数字也足以使我感到荣幸。我非常感谢《文学遗产》编辑部先生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1997年7月在武夷山参加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我发表了题为《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关于文言小说研究的几点看法》的论文，竺青先生拿去发表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2001年第2期发表的《干宝考》，还获得2003年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基金《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近几年竺青先生还年年向我约稿，《唐传奇校读札记》（一）至（四）都是应约撰写而发表的。近六七年我一直在辑校《唐五代传奇集》（中华书局即将出版），这些札记都是一些校勘成果的整理。此前发表的《〈李娃传〉》疑文考辨及其他——兼议〈太平广记〉的引文体例》（《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也是根据《唐五代传奇集》的校勘成果发挥而成的。《文学遗产》编辑部之所以发表这些校勘文字，乃是认为校勘学是文献学一个重要分支，清儒和近代学者已经总结出一套相当成熟完整的校勘原则和方法。如何科学地运用和完善校勘学，对于古籍整理来说非常重要。编辑部发表这组札记，就是希望通过对唐传奇的校勘总结出一般意义的校勘经验，把握好校勘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认识到学养对于校勘的重要意义。竺青先生曾对我讲过编辑部同仁们的意见，我以为确实很有见识。我也经常感到在当前的古籍校勘中问题不少，不谙校勘原则，操作不当，而且学养欠缺，从而造成校勘质量的低下。我不敢说我的校勘多么高明，但我要求自己在唐传奇校勘中掌握最为充分的校勘资料，慎重处理文字的改与不改，牢记颜之推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篇》）遇到疑问和拿不准的问题多查书，避免误判误改。古籍校勘的任务就是正讹补缺，最大限度恢复古书原貌，如果适得其反那就是失败，前人说“书籍之讹实在于校”，实在是当头棒喝。

我发表的其他论文，除《干宝考》，还有《赵弼生平著述考》（与弟子陈国军合作，2003年第1期）、《〈蒲氏漫斋录〉新考》（与弟子任德魁合作，2004年第6期）、《〈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2009年第1期），都是些考证文字。和那些校勘文字一样（其实许多校勘也常常是个考证过程），也都是所谓“出资料”的。我并不排斥理论，但我始终认为，文学研究无非就是弄清事实和阐释评判，考据就是弄清事实——关于作家的、作品的、版本的、史实的事实。搜集材料和考证事实是第一位的工作，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既重要而又艰苦，需下大力气。我在那篇谈治学的文章中说：“有些人认为考证是技术性工作，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不客气地说，这是无知和浅薄。”以前考据派常被嘲笑为“考证癖”，或举考证李清照是大脚小脚为例，证明考证成癖，毫无用处。在我看来真要考清楚李清照是大脚还是小脚，无论对中国缠足史研究还是对李清照的研究都不无裨益，就怕你考不清楚。除一些卖弄学问的繁琐考证外，考证成癖未必是坏处，起码反映着尚实的态度，对事实的尊重和执着。

考据学的建立和完善清儒功不可没，梁启超论清代考据说：“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又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清代学术概论》）他说的全盛期考证学就是所谓乾嘉学派。他举出的代表人物是惠栋和戴震，尤其推崇戴学之精深，认为戴震的考证具有“科学精神”。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册《戴东原图书馆缘起》）。考据学讲究实证，以事实为依据，绝对排斥臆想和空谈。而所谓“义理之学”必须以文献学和考据学为根基，否则就是“空疏之学”。自然崇尚考证而漠视对义理的探究并不可取，故某些清人的考据也每受后人诟病，但考据的重要意义绝不能低估。前代的考据学是宝贵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借鉴。如今我们有很先进便利的查阅搜集资料的手段，没有理由比前人做得还差，应当超过前人才说得过去。

最后我还想说说《文学遗产》提倡的学术规范问题。1997年在参加武夷山会议时，竺青跟我谈到学术规范问题，问我能不能写写文章。遗憾的是那时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想法。以后对此开始留意，注意到海外学者对我们的批评，揣摩他们论文的题例范式，反思80年代以来的浮躁学风、学术失范和无序状态，觉得必须确立正确的符合国情的学术规范，提高遵从学术规范的自觉性。2001年10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河北大学中文系在保定联合召开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学术规范研讨会，我参加了，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意见。与会学者认为，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规则、范式、标准和尺度，它包含三个层面，即学理——学术价值观念，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道德——学术道德，学术使命感，责任感；技术——论文写作范式，技术操作。其实质是治学思想、方法、态度问题，是学风问题，是学术人格问题。具体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参考文献问题，引文问题，注释问题，体例及语体风格问题等等。记得竺青的发言谈到参考文献问题，说编辑部审稿要看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包括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必须穷尽一切。如果重要研究文献未加参考引用，就很难通过。我很赞同他的意见，我在发言中也说，据说香港中文大学要求每篇论文至少引用50种文献，这看起来机械实际很有道理。这次会议很重要，提高了我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自觉贯彻到自己的论著写作中。我在我们大学对研究生作了一次《关于学术规范》的演讲，结合事例比较全面细致地总结了那次会议所形成的学术共识。平时在指导研究生的学业和论文写作时也反复讲学术规范问题。例如讲论文的注释，讲注释的功能和方法，特别强调注释要充分引述有关资料或论点，提供学术信息，这就要求你多查多读。注释不是简单地注个出处，乃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释的原则是凡直接间接引用别人的观点及资料必须注明出处，不能掠人之美，更不能抄袭。常看到许多论著被揭露剽窃，除有意为之外，很多是年轻学子不懂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对学生无疑是有益的。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受益于《文学遗产》甚多，我为她做得很少，只是审过几篇稿子而已。时值六十华诞，回顾《文学遗产》的经历和不凡业绩，回顾她对我在学术上的支持和鞭策，感触良多，特赋五律一章以志云。诗曰：

岁月今逢甲，

高坛望大旗。

声名驰远域，

文字树丰碑。

鼓倡专精学，

编开严谨仪。

风骚千古业，

还向万年垂。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