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逊  

《文学遗产》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一份学术期刊，能有如此长久的办刊历史，并始终保持较高的学术品位和旺盛的生命力，这在中国期刊史上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固然得力于我国是个文明古国，有足够丰富的文学遗产供我们不断地、深入地开掘；同时，和刊物前后同人无私的奉献、不懈的努力，以及正确的办刊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学遗产》比较重视发现和培养新人，因而六十年来，作者队伍如源泉不竭，不仅保证了来稿的数量和质量，而且也因此和一代又一代学人保持了良好的学术联系。

余生也晚，对《文学遗产》创刊之初的情况所知甚少，十年浩劫期间又遭停刊，自己真正接触该刊，已是到了它复刊的时候。那是1980年6月间，正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时代，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在遭到毁灭性破坏之后，一片荒芜。记得这一年或1981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卢兴基先生来到我家里，当时我还住在筒子楼的集体宿舍里，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正是我站在五斗橱上写文章的时代，他来时连个好好坐的地方也没有。是他告诉了我《文学遗产》要复刊的消息，并诚恳地向我约稿。当时我才三十六七岁，是个讲师，还没出道或刚刚出道，也没有在高级别刊物上发过文章，真是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并为卢先生的诚意和眼睛向下所感动。因为当时手头上正在搞古典小说评点派资料，因此答应就这方面写点什么。这就催生了自己在《文学遗产》1981年第四期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这在当时还是较早从美学上关注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研究论文。记得同一栏目内还有周楞伽、韩进廉和舒芜先生的文章，两位是我的前辈，韩讲廉先生是我同辈，都是关于小说研究方面的。现在打开当年的杂志，虽然没有今天设计的气派、大方，分量也没有今天的厚重，但一种朴素、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使我顿时想起了当年卢兴基先生来约稿时的情景。这是我与《文学遗产》的第一次结缘，其实也是我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始。

自这以后，我与《文学遗产》的缘分不断加深。在1980年代，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古代小说理论对艺术和生活关系的论述》，仍是有关古典小说评点派的。进入1990年代，先后就《金瓶梅》西门庆人物形象、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古代小说结构、唐传奇文体发表了三篇论文；跨入二十一世纪，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有关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古典小说和民间宗教、《红楼梦》回目与人物关系等五篇论文，这样加在一起一共是十篇文章，而我在这期间也从讲师变成了教授、博导，不用说，《文学遗产》的论文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间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学生潘建国合作写的一篇论文《唐传奇文体考辨》，还获得了2000年《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如果说我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那么这点成绩便是和《文学遗产》的扶持与支持分不开的。

我本人是如此，我的学生一辈中更有一些完全是《文学遗产》发现和培养起来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是潘建国，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到今天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中坚，每走一步，都是和《文学遗产》的支持与培养分不开的。他最早发表的一篇论文是和我联名的，说是合作，其实我只是出了一个想法和题目，具体都是他一人写的。同年他还独立发表了一篇短文《徐兆玮和黄车掌录》。这以后他一发而不可受，先后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至今共十五篇。其中重要的有《世说新语元刻本考》、《新见法国巴黎藏明刊新刻全像批评西游记考》、《孔尚任艺术鉴藏与文学创作关系考论》、《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等，都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另一位是宋莉华，她于2000年《文学遗产》第四期上发表了《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一文，当时她还是在读的博士生，我于1993年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绣像：文学和绘画的结缘》的文章，她受此启发，在上课讨论和“还书”时，提出了想研究小说插图的想法，我当然很支持。不久写成文章，经过了几个来回，投寄《文学遗产》。选题的角度很得当时的责编竺青的欣赏，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她又一连打磨了几次才得以发表。这是当时较早涉及小说插图研究的论文，以后有关图像的研究就慢慢蔚然成为大国。此后，她又在《文学遗产》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有关西方来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的论文，从而奠定了她在该领域的地位。

还有一位是宋丽娟，她70后出生，近年来先后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三篇论文，都是有关西方汉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其研究视角和材料运用都颇有特色，虽刚刚起步，但前景看好。当然，还有像梅新林、周建忠这样来时已非常成熟的学生，他们的成长与成熟和我关系不大，但都和《文学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是我和我的学生的例子，其他例子还有很多，就我知道的，和我年龄相仿或稍小一点的，或者说1940年代出生的，如黄霖、陈洪、李建国、陈大康等；1950年代出生的，如郭英德、蒋寅、吴承学、张伯伟、谭帆等；1960年代出生的，如钱志熙、刘勇强、黄仕忠等。以上所举，只是自己有限视野内所了解的，且多偏于小说研究领域，并未做全面深入的统计，因而挂一漏万是肯定的。他们的成就都在我和我的学生之上，他们的成长和成熟也都离不开《文学遗产》的支持和培养。

从上述举例不难看出，《文学遗产》在发现和培养新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可以说，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哪一位学者的成长不和《文学遗产》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我经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如果一个年青人，在《文学遗产》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他肯定就会引起圈内的关注；如果后续的研究跟上，他一定会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古典文学研究者。

由此想到了学术期刊的职责和使命，以及当前学术期刊的现状。目下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即刊物都只注重发表著名学者的稿子，一般年青人的文章，特别是讲师以下和研究生的文章，很难找到发表的地方。据我所知，有的刊物公开声明或内部规定不发表讲师和研究生的文章。而学校和单位又有这方面的考核要求，讲师升副教授要有论文，博士生要拿学位也要有论文，所以现在的年青讲师压力很大，导师则很头疼为学生推荐文章，于是就出现了导师和学生联名发表论文的现象。现在一些刊物规定不能师生联名发表文章，《文学遗产》也是这样，这是对的。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刊物只发表名人的文章，不发表年青人的文章，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倾向，自然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过想想也难怪这些刊物，因为它们也面临了引用率、转载率的考核压力，名人、名稿影响大，容易转引，年青人的文章则比较难以引起关注。其实这是一种比较短视的行为，有些年青人特别是博士生，他们的创造力正在旺盛时期，博士生更是三、四年磨一剑，文章的质量并不差，而相比之下，一些名家则难免江郎才尽；更何况你首发年青人的文章，他一辈子都记住你，以后他成名了，自然也会把他的好稿子寄给你，这样你就会和一代又一代学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你的稿源质量自然就会得到充分的保证，《文学遗产》就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良性循环的榜样。当然，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改变那些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考核指标和办法。比如规定，哪家学术期刊首发后来成为名家的年青人文章多，它就应该受到奖励。只是这种标准不能立竿见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出，故而很难进入现在的评估体系，而只能存在于学人的口碑之间。这些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也不知哪一年能够解决，但最近国务院网站上公布了停止国家重点学科评审的消息，这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相信总有一天，会从根本上去掉那些外加于学术研究的条条框框，把学术还给学术。

回到本文的主题，发现和培养新人应该是学术期刊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文学遗产》走过的一个甲子，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希望所有的学术期刊都能这样，希望我们的学术生态环境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