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元

研究生入学面试，我时常会问考生：你读过何种学术期刊，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如果我听到有考生回答：读过《文学遗产》、喜欢《文学遗产》。我一定会喜形于色。报考古代文学的考生，知道《文学遗产》，读过这份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回答能让我满意的不是太多。每位参加面试的教授都有各自的评判，不能强求一律，但就我个人而言，却是来自内心的喜爱。

喜爱一份刊物，总有它的理由。我对《文学遗产》的喜爱，是因为《文学遗产》是一份长期以来令我敬畏的学术期刊。中学时期，热衷于创作，《人民文学》、《诗刊》是我最仰慕的期刊。上了大学，对中国古代文学情有独钟，后来又考上研究生专攻古典文学，不期然而然地转向学术，慢慢地就和《文学遗产》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就有五十年前淘《文学遗产增刊》之举，就有三十年前的投稿，就有十年前的获奖与主办论坛。

五十年前：淘得《增刊》两册

1964-1965年间，到图书馆翻阅《光明日报》上《文学遗产》，具体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在大一、大二时就知道有《文学遗产》有这样一个栏目，读过它的文章，则是确定无疑的。1966年四五月间，“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作为封建社会产物的古代文学读物，书店架子上的书越来越少。听说书店马上要关门，倾囊中所有的十来元钱，购买了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数据》上下册（《先秦》一册、《两汉》一册，前一年已经购买），没有想不到，这部书后来对我考研和作研究至关重要。这是“文革”爆发前我最后一次在书店购书。 

在破“四旧”最火热的那会儿，也是废品店收购生意最好做的当头。看到板车上拉着被遗弃的旧书，心里总是隐隐作痛，有一次，我还用讲义和拉板车的工友换回了几本，其中两三本，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一年秋天，串联时我认识了两三个比我髙一班的同学，其中一位是老乡，姓黄；另有一位在省红卫兵总部任要职，姓洪。有一天，黄同说，他从总部洪同学那儿打了几张空白条。黄同学说，我们可以用空白条打介绍信，说是革命大批判需要，到贵店（废品店）购买旧书，请予支持。步骤是这样的，先踩点，摸摸这座城市有几个大一点的废品仓库，其次还得了解管仓库的师傅和我们的证明是不是同一大派系。调查的结果有三四家。大概一星期左右去一家，第一家最顺利，要什么书都由我们自己挑，仓管还帮忙出主意；第二三家一般，也可以挑；到了第四家话不投机，落荒而逃。黄同学好坏还是“红外围”，我却连外围也不是，赶忙收线。这种和“破四旧”对着干的行当，现在想起来不免有点后怕。三次淘得的旧书，共一百多斤。淘来的书大体这样分割，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归黄，古代文学、古代史归我，书款平分。我分到的书有《古文观止》、《唐才子传》等等，其中有两本《文学遗产增刊》。

两本《文学遗产增刊》一本是第二辑，作家出版社，1956年1月第一版，1957年1月第2次印刷，印数6501-16500册。这样的学术论集，一年间竟然刷了两次。就是第一次印刷6500册，比当今大多数学术论著的一两千已经多出很多，16500册，更是非常罕见。可见当时《增刊》在古代文学界的魅力。不必讳言，受到当时主流思潮的影响，这一册有多篇论文讨论作家的人民性，也有几篇带有批判的色彩。尽管如此，还有几篇篇幅较大的“纯”学术论文，如杨公冀、张松如先生合撰的《论商颂》、许可先生的《读“文心雕龙”笔记》，每篇论文超过20页，比起那些数页至十来页的讨论人民性或批判文章份量要重得多（全书收文21篇，计231页），不知道是否编辑的有意安排？另一本是第十一辑，1962年10月版版。当我看到目录上俞元桂先生的《刘勰对文章风格的要求》时，大为吃惊。俞先生时为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怎么能写出为样髙水平的古代文学批评的论文？俞先生1943考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生，三年后毕业，毕业论文作的就中古代文学的题目（手稿藏中山大学图书馆），毕业后在协和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文心雕龙》等课程。当时，我读不懂《文心雕龙》，自然也读不懂俞先生的论文。尽管如此，至少我明白一了个道理，要做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没有宽厚的古代文学基础是不行的，后来，我陆续读了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王瑶先生的几部中古文学的著作，更加印证了我二十岁时读《文学遗产增刊》的认识。

我带着这两本意外得来的《文学遗产增刊》到军垦农场锻炼，1970年代初又带着它们到我任教的农村中学，后来又带着它们去上研究生。1980年代初我研究生毕业到大学任教，停顿了十五年左右的《文学遗产增刊》又陆续分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的第十六辑，同时刊登了孙映逵、杨海明、钟振振三位学长的论文，这一年，振振兄三十二岁。三位学长的学术研究都比我好，成绩也都比我大，后来，他们三位都成了《文学遗产》杂志的基本作者，振振兄还当上编委。

三十年前：我的一篇文章

    1980年6月，停刊了十四年之久的《文学遗产》复刊。6月至12月，共出版三期，每期我都及时购买。当时我还在南京师范大学师从段熙仲（1897-1987）先生治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二期发表了段先生的《汉大赋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其政治意义》，这一年先生已经八十三岁。段先生每次上课都作精心准备，这篇论文就是根据授课内容改写而成的。听了课，再仔研读这篇论文，对汉大赋的理解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因为研读段先生的论文，同时也就细读了同期和前后数期《文学遗产》，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研究，也把我带进《文学遗产》这份学术期刊。

1982年我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其后的两三年间，我给自己补课。补课的内容有二，一是遍读先秦经籍、诸子以及《国语》、《战国策》等；二是细读百篇典范性的论文。我自已定下典范性的论文的大致范围是：名家的研究集和《文学遗产》上的论文。每篇论文我都作了详细的笔记，包括论题的选择、文章的结构、论证层次、论证时所采用的资料等。哪些题目我写得了，哪些写不了；如果这个论题我可以试着写，我大致上会怎样写，哪些问题我会想到，哪些想不到；哪些材料我看到过，哪些没读过，看到过的材料我会怎样取舍。

1984年，我写的《江淹“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辨》一文发表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四期上。此文从江淹诗的特点、训诂学、以及钟嵘对永明声律说的态度等方面对《诗品》“江淹条”进行辨析，得出钟嵘认为江淹诗比王微来得有力、江淹诗成绩比谢朓来得髙的结论。一篇小文，本不足道。没想到三十年间，这篇文章既得到同好的赞许，也偶有讨论的意见。曹旭先生编《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收入此文，评曰：“前人注释江淹‘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皆不得要领。拙著《诗品集注》亦无所适从；此文一出，自可安顿江淹而告慰钟嵘。”曹先生增订本《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采用本文的结论。曹先生是《诗品》专家，广泛采撷诸家之说，足见其学术胸怀。《文学遗产》2014年第一期有一篇讨论钟嵘《诗品》“江淹条”的文章，列举了“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十数条诠释，三十年前我的旧作及曹旭先生修订本《诗品集注》也在其中。该文作者偶然翻检一部训诂著作，以为“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之“於”，释为“如”，即筋力如王微，成就如谢朓。亦是一说。我的旧作，从训诂的角度释“筋”，义谓“强力”：“就”，义谓“髙”。如果说文字的诠释是外在的，那么我的旧文论述江淹诗的特点、钟嵘对永明声律的评价较低，则是内在的。内外的论述诠释，也许比较全面。三十年前，撰写此文时尚未读到王叔岷先生的《钟嵘诗品笺证稿》（台北《文史哲所中国文哲专刊》之一，1994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王先生的著作论述此条时，认为“筋”、“力”是复词，“成”、“就”也是复词，王先生还从作品入手，认为此二句，应释为江淹诗較王微有力、亦較谢朓有成。虽然小文的论证角度与王先生不完全相同，但结论暗合。

    《江淹“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辨》发表十余年之后，不意被人抄袭，换了一个题目发表。我致电该刊编辑部，编辑说是此文是某研究另一领域的老专家介绍的，抄袭者比我小不了几岁，是某校教授。我一直以为，文章有人抄，抄后还能发表，至少说文章还不算太坏。或许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办法。我没有提出让抄袭者公开道歉，或打官司，是不想把事情闹大，抄袭者受不受惩处是一回事，发表抄袭的刊物、责编、介绍的老专家、抄袭者的单位都不免难堪。息事宁人，相安无事。近年来，发明一种软件，可以检索雷同文字的百分比，但学风端正的路子似乎还还很长。我的国内和境外的朋友中，好些都被有被抄袭的经历，内心都比较纠结，好像说出事情真像，就是和抄袭者、和抄袭者的单位过不去似的。抄袭者因此也有机可乘，抱着侥幸心理一试。冷静想想，我们的不揭露、不要抄袭者公开求道歉、不去要求抄袭者单位正视这种行为，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助长了不良风气的滋长？一篇文章被抄，除了对原作者不公外，还有对原刊、原出版社的不公。譬如说，抄我那篇文章的人，照理说，除了应在所发表的刊物上道歉之外，还应该向《文学遗产》道歉，因为你抄的是人家刊物的文章。

十年前：获奖与论坛

1990年代末，王季思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基金会设立《文学遗产》杂志优秀论文奖。王季思先生是段熙仲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央大学前身东南大学的同学，王先生过世后，他的学生创立以先生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旨在奖励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有成绩的论著。《文学遗产》杂志优秀论文奖，一年评一次，后来改为两年一次；凡是得过一次奖的，不能再得第二次奖。开始几届得奖的优秀论文，大多是著名的专家，也有学界的新秀。2004年8月，我在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遇《文学遗产》编委傅璇琮先生，傅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奖掖后进，颇受学界尊重。傅先生微笑地对我说：“现在可以讲了。”我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傅先生又接着讲：“祝贺你，你的论文获得《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了。优秀论文评讲经过好几道程序，最后一轮的投票，最终得奖的只有四篇论文，你的论文得奖了！”紧接着，《文学遗产》编辑部李伊白主任也来电通报，说发表在2002年第一期的《大明泰始诗论》获得2002-2003年度优秀论文奖，后来我拿到的奖状，证书的日期果然就是2004年8月。

我是《文学遗产》读者，长期订户，也忝列作者的行列，对《文学遗产》的各种活动比较关注，哪篇论文获奖、作者是谁？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个奖似乎可望而不可即，没想到自己也得了奖。近二十年来，各种奖项林立，主流评价体系重视政府奖。我当然也看重政府奖，但是我很珍惜《文学遗产》这个优秀论文奖，因为这是同行所评的奖，除了基金会颂发的奖金，也没有层层的“配套”，不太带有行政的或功利色彩；再说，凡是得过奖的作者，按评审规则，不能有第二次得奖的机会，这也是一生中的“唯一”。

更没想到的是，2002-2003年度的颂奖仪式随即在福州市西湖宾馆举行。早在2003年，《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先生和我商订，2004年的论坛和编委扩大会在福市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为主办单位。论坛是陶先生任内的一个创举，在陶先生之前，徐公持先生主编《文学遗产》时，也举办过多次的学术会议，有在北京办的，也有在地方与院校合办的，每次会议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名称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有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中国古代文学界都很关注这些活动。到2004年，《文学遗产》论坛已经举办过两三届，这届刚好评过奖，所以也就连带举行颂奖仪式。所谓西湖宾馆，其实就是一个老式招待所，每个标间一百多元。论坛结束之后，如果想在福建各地走走的学者，有两条线路供与会者选择，一条是武夷山，一条是湄洲岛、泉州，当然都是自费的。会议组织者只协助联系旅行社而已，我也没有陪同。

这次论坛，也有一些创新，如每篇论文都安排评议人，这也是和国际会议的“接轨”。后来，《文学遗产》杂志发表了会议的部分论文，论文之后也都附有评论，这些简短的评论，都是论坛上评论的简要版。那几届《文学遗产》论坛，会议规模都不大，正式代表一般是四五十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参加者多是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精英”，“规格髙”，不过那时还没有“峰会”一说。限于规模，保证规格，“入场券”（邀请函）一“券”难求。就主办单位而言，也只好根据早先设置的门坎，本校同仁虽然都应邀参加了会议，但是教授是代表，副教授以下为列席代表。不要说是过后，就是当时，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那些要求与会而我没有给他们发邀请的朋友，也对不起本单位那些当时还不是教授的同仁。如果说，论坛也有不足，这是其中之一，责任在我。

    半年前，现任《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先生带领文研所十几位专家走出中国社科院大院来到福州，与福建师范大学开展“一对一”活动。刘先生此举，解决了上次我主办论坛的尴尬，文研所十几位专家和福建师大二十来位同仁围成一大圈，“没大没小”，更没有代表与列席之分，发表论文，畅所欲言。福建师大，既不是“985”，也不是“211”，论地域也不在京津、沪宁杭，刘先生“走出去”第一站来到福建师大，说明在刘先生心目中，研讨学术，是不必太讲究学校的层次和地域所在的。

《文学遗产》创刊的那会儿，我刚上小学，但是当我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和它结下不解之缘。我是它的读者，长期订户，还是它的作者，为它审过稿，得过它的奖，办过论坛。1990年代中期，我还担任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编委。《文学遗产》老一代的编委，有的是我的老师或师辈，他们给我许多的关心和帮助。如曹道衡先生，第一次主持答辩的硕士生就是我；又如章培恒先生，他曾把明代文学的年会交给我去主办；还有吴熊和先生，他嘱《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长年给我寄杂志，这几位先生现在都不在了，他们将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二三十年来，我把自己的学生苗建青、田彩仙、汤江浩、金文凯、徐华送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师从徐公持、陶文鹏、刘扬忠、刘跃进诸先生，或当访问学者、或从事博事后的工作……和《文学遗产》有关的人和事太多了，有机会再另文叙述吧！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