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音

六十年代的中文系学生，对于《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并不陌生。我在上北大以前，就常常阅读上面的文章了。入大学以后，更是每期必读。那时对于老一辈学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文学遗产》，所以这个副刊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圣的。五十年过去，《文学遗产》已经发展成一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依然保持着它不同于一般刊物的风骨和传统，成为古典文学学术领域的标杆。而我也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个作者和编委，虽然在《文学遗产》发表的论文不算太多，却和它有过一段曲折的关系。

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可说是一份殊荣。文革以后，我考上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跟随陈贻焮先生攻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陈先生多次自豪地说起他在文革前曾经担任《文学遗产》副刊的通讯员。以前在文章里见过的那些老前辈的名字，也因为他的回忆而更加熟悉。1980年，《文学遗产》要改报纸的副刊为定期刊物，这是古典文学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但是作為無名小輩，我根本沒有這個胆子去复刊号上投稿，纯粹是陈贻焮先生把我推上去的。读研期间，陈先生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两周就要交一篇读书报告。平时赶读书进度，到寒暑假才能把读书报告中有点心得体会的东西整理成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陶渊明诗歌艺术的报告，因为联系形神关系和诗画关系来思考，陈先生觉得较有新意，就鼓励我先把这一篇改成论文。修改过程中，才知道从报告到论文有多难，改了七八遍也通不过，最后还是经陈先生为我在稿纸上逐字逐句改了一遍才定稿。投寄给《文学遗产》后，没想到竟被复刊号采用了，当时的激动是难以言喻的。须知经过十年动乱，老先生们积压的成果该有多少，复刊号当然应该尽量刊发他们的论文，可是居然能给我这个还在读研的学生留出一席之地。这里包含着前辈们对古典文学研究后来者的多少期待呢?  多年后,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推荐论文的时候，甚至是自己主办刊物，遇到该不该发研究生论文的争论时，就常常想起这件难忘的往事。

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也曾有三篇投寄给《文学遗产》，但连续三次都被退稿了。当然这些文章都没经陈先生修改过，水平比不上第一篇发表的论文。其中有一篇关于庾信生平和思想的小论文，因为张明非也有一篇论庾信诗歌艺术的论文投寄，编辑部曾经建议我们俩合成一篇再修改发表。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写成，这一篇论文我也始终没有再拿出去。由此我觉得编辑部对我们这些后辈还是很宽容的，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实力不够，所以就再也不敢投稿了。直到有一次《文学遗产》编辑部主任吕薇芬老师带着一位编辑来北大看我，问我为什么不给《文学遗产》寄稿子了？我老老实实告诉她因为老是被退稿，没自信了。吕先生亲切地鼓励我不要气馁，并详细地说明了《文学遗产》对于来稿的要求。她的这次探访，令我在感动之余又振作精神，同时也反思了那几篇稿件份量太单薄的问题。决心好好读书，增加积累，等写出一些比较厚重的论文之后，再试着投稿。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因为集中做初盛唐诗歌繁荣原因的专题，在反复细读大量文本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于是接连写了《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说起》、《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等长篇论文，先后投寄给《文学遗产》，很快都发表了。前一篇得了《文学遗产》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评委的评语都刊登在《文学遗产》，编辑部还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和座谈会。后来又有一篇得了第三届优秀论文奖。这对于我是极大的鼓励，但是也产生了很大压力。事实上，研究过程中不可能经常有新发现和新创获，问题难免有大有小，论文分量也有轻有重，要始终保持在同一水平是很困难的。不过在《文学遗产》这类重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可以视为自己前进路上的一种标尺，不断提醒自己要战战兢兢地对待学术研究，虽然不敢说总有进步，起码也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倒退。所以后来每次给《文学遗产》寄出的稿子，总是写完后事先要搁置半年到一年之久，中间不断拿出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再三修改之后才敢寄出去。 

回想八十年代前期我被《文学遗产》连续退稿到九十年代中在《文学遗产》上连续得奖的经历，正是一个初学者在学术道路上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确实是《文学遗产》这样的刊物培养和扶持起来的。但是《文学遗产》的这种传统，目前能有多少刊物保持下来呢？现在的刊物越印越讲究了，各种规范化的条条框框也越来越多了，投稿人成几何倍数增长，看起来是一片学术繁荣景象，然而优秀的论文并没有与之俱增。各种关于学术刊物评比的繁琐制度，迫使编辑们为了争取转载率和引用率，无法下功夫去发现和培养学界的新苗，只能争抢那些成熟的学者。这就令我特别怀念八十年代那段在学术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的日子。那时的我们虽然在论文形式上不够规范，论证过程可能也不够严密，但是都有一股创新的冲劲，敢于大胆提出问题。我们在一篇论文思考成熟之前，都没有预设的结论，要在文本的阅读中不断质疑，不断否定自己，最后得出的可能是与最初的想法完全不同的见解，但那也许正是最有价值、最有创新意义的结论。现在的课题申报制度造成了一种预定成果的研究模式。书还没来得及读几本，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一大堆批评，对于课题今后的发展方向已经有一番高瞻远瞩的指点，甚至许多非我莫属的“重要突破”和“创新点”在大纲里就都已经形成了。每年看到这些申报表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学术界似乎是过于成熟了。熟得研究任何问题都成了一个套路，熟得大家都没有了学术的个性。而学术的创新恰恰是和“生”联系在一起的。最近看到一篇台湾学者的小文章，指出目前世界流行的课题申报制度将会毁了人文学科的学术，我也深有同感。事实上这种制度的“成效”已经显示出来了。近日曾听到南方一家学术刊物的编辑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已经感到古典文学研究的优秀稿源难以为继。今天我们纪念《文学遗产》六十周年，是否也有必要反思一下目前的困境，找找突破的路径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