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洪

甲子纪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或有贬之者，以为其表现出封闭循环的思维模式。此说不无道理，但又难免以偏概全之讥。以六十年为一循环周期，给予一个回顾盘点的年轮“节点”，其实与以百年为世纪大意相仿佛。而当我们盘点《文学遗产》一甲子走过的风雨途程时，不由想到古人所云：“世间甲子须?过，逢着仙人莫看棋。”又或“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六十年，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发生了多少事情，有了多大的变化！可是，《文学遗产》却还是《文学遗产》，“山中”与“世上”并没有同步。

这样说，决不是讲这份刊物没有发展，没有进步，而是说，作为一份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刊物，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雨中，在举世逐利的商品大潮中，没有随波逐流，没有迷失自己，坚持着这份责任，坚守着这块阵地，在学术面貌上，依然故我——这份定力，在灯红酒绿、烟尘涨天的大环境中，实在是十分难得的珍稀资源。尤其是，社会的浮躁风气不断浸染到学术领域，而来自上方的指挥棒又频频向非学术的方向挥动之时，这种品性就更值得刊物的同仁们自豪了。

出于”盘点”的好奇心，我把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遗产》的总目录排比一番。虽然其中大半文章曾翻过，有些细读、学习过，但现在放到一起，鸟瞰式地扫描一番，所见所感又有所不同。闪现在头脑里的“关键词”，依序是：“谨严”、“多元”、“创新”。

先说“谨严”。可以从正面说，也可以从反面说。如果从反面说，那就是这十几年，《文学遗产》没做什么？回顾十几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最为红火的一个词就是“国学”。按说，和所谓“国学”最近的刊物就可以说是《文学遗产》了（至少可以列入前三甲），那些年“走红”的“国学大师”也颇有几位和古代文学略有渊源。如果刊物借一借势，可能会出现“双赢”的局面。但是，《文学遗产》没有这样做。十几年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红火的是“百家讲坛”的“地标性”双子星座——刘心武的评论《红楼梦》和易中天的评论《三国演义》。前者引发的争论在网上引爆眼球，二者的有关出版物立马洛阳纸贵。如果刊物分一席之地烘这一盆火，说不定发行量会跳一个高。但是，《文学遗产》没有这样做。要知道，这是在文化事业转制的大背景之下，这种选择是特别需要一份定力的。而惟其如此，《文学遗产》赢得了学界同仁持续的尊敬。我们不妨再从正面看一看，十几年来，《文学遗产》做了些什么？在这里，我们如果把2003年和2004年的目录做一定量分析，结果如下：不计综述、札记、书评和纪念性文字等，两年共刊发论文163篇。其中，宏观性论文41篇——主要指文学史视角的、时间跨度较大的选题，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等。看得出来，这些文章的题目虽然“大”，但是都不“空”。每篇都是从特殊的角度进入，深化对文学史的解读。“中观”性论文45篇——所谓“中观”是指作家作品类的研究，“中观”只是在比喻意义上的说法。其中作家论27篇，如《再说〈旧唐书••李白列传〉》、《白描胜境话玉溪》、《刘将孙的诗文成就》等。前者是对基本文献的辨析，中间一篇是对作家艺术特色的分析，末一篇的意义在于填补空白。作品论则为18篇，如《辨“日边来”识真太白》、《论〈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试论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价值》等。显而易见，角度与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再说“微观”。这里主要指的是具有考证性质的文章。这类文章问题更具体一些，其实很多也是作家作品论，只是方法上更多使用的是考证而已。所以，“微观”绝不等同于“微小”。此类文章64篇，如《关于杜光庭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白石道人诗集〉版本考》、《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等。分别是关于一个作家的生平、一部作品的版本、一个文学史专名的考证，都属于这个学科的基础建设。四类之外，还有批评史等方面文章，此不具述。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可能逐篇讨论优劣得失，但从论文的大类来看，从选题的角度来看，《文学遗产》办刊的主导风格还是可以察见七八的。这就是：重基础，讲实证，唯空论之务去。一言蔽之，就是“谨严”。

再说“多元”。说《文学遗产》重“实”黜“虚”，是指学风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风格、研究路径的单一。其实，从上文举出的论文类别，以及随机例举的文章来看，风格的多样、路径的灵活已经有所显现。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们不妨划一个特定范围，以有关李白研究的文章为例再加考察。这一时期，《文学遗产》刊发李白研究论文计19篇，题目如：《李白待诏翰林及其影响考述》、《李白释家题材作品略论》、《李白诗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分析》、《李白诗原貌之考索》、《李白生卒年诸说平议》、《李白是浪漫诗人吗》、《李白赠何昌浩诗系年》、《论李白乐府诗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刍议》、《盛唐诗人江南游历之风与李白独特的地理记忆》等。这里胪列十篇，已经过半，再加上前文涉及的两篇，应该说足以说明问题了。这十二篇论文中，有偏于宏论的，有极为微观的，有偏于文献考索、辨证的，有偏于思想文化的，有的使用的是几十年以来一直使用的批评概念，有的则使用了“生命体验”、“地理记忆”之类新近的理论话语。一言蔽之，在这一个研究范围之内可谓实现了多元并存的良好学术生态。

《文学遗产》的多元性，还表现在对待学术争鸣的态度上。这十余年，刊物涉及的学术争论有十几个话题。如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讨论，先后发文四、五篇。参与争论的学者来自多方，其中也有文学所自己的同仁。但所刊发的文章都是据理陈词，不含混亦不偏执过激。如果拿有些刊物一涉歧见必有意气之争，甚至人身攻击的情形来比较一下，妍媸立见。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来自编辑们的价值导向，于是才有各种意见、各种研究风格的健康存活发展。

有了“严谨”与“多元”，“创新”就是必然的了。在特定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的论文，或多或少都有自己创新之处。而从更高些的标准讲，《文学遗产》在此期间刊发的别开生面、甚至引领潮流的力作也不在少数。即以2003年第6期而论，刊发的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高屋建瓴，对于这一领域学术的进展颇有新见；董乃斌的《文学史无限论》，一家之言的色彩十分强烈，引发了关于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方法论的争鸣；赵昌平的《回归文章学》则把“龙学”领域很多学者心中皆有口中皆无的困惑旗帜鲜明地“挑破了”，对于《文心雕龙》研究具有转轨定向的意义；尚永亮的《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角度新，方法亦新，对于当时刚露端倪的“定量研究”颇具推波助澜之功；李昌集的《华乐、胡乐与词》，对于词体的发生，提出了与传统看法相径庭之见，推进了词史研究。诸如此类，不能一一例举。以上评述很可能有买椟还珠之嫌，即便如此，这些大作的新意已皎然可见。

《文学遗产》的创新，还表现在自身的擘划上。回顾这十余年，刊物开辟了“‘《文学遗产》论坛’专辑”、《短文》、《札记》、《学者研究》等栏目。这些栏目，指向各有不同，或偏于宏论，或偏于考证，或偏于文本分析，各得其所又相互配合，使得刊物面目一新而生机勃勃。

行文至此，心有所感，发之为诗，题曰《代〈文学遗产〉诸友拟甲子励志》。其词云：

诗骚李杜参天树，左马苏辛万古魂。筑就平台文脉续，吾侪捨却更何人！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