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康

喜爱中国古代文学者，无有不知《文学遗产》；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者，则无有不以自己的论文能刊于《文学遗产》而自豪。这已是学界的一种共识，而且可以说《文学遗产》从创刊到现今，一直都是如此。环顾域中，获此赞誉能持续整六十年的学术刊物能有几何？

为何《文学遗产》在古代文学研究界能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而且还经久不衰？无他，唯是在此园地勤恳、扎实、严谨地耕耘，且能始终如一而已。我生也迟，创刊初期的艰辛与坚守的情形并不熟悉，但这二十多年来的情形却是一一看在眼里。这些年来，学术出版界受到过不少风波的冲击。譬如说，商业思想的泛滥就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不少学术刊物虽然还不至于弃儒经商，但确实是办成了亦儒亦商的模样，有的甚至商的成分更大于儒。此种现象的出现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或许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过于指责那些刊物，但反过来说，当于办刊者生计有极大关系之时，《文学遗产》却能做到甘于清贫，不为所动，坚持住了学术的本色，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没有朴实理想的坚持，没有学术操守的坚持，就不可能有刊物风格的坚持。在当时的大环境中能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而《文学遗产》做到了。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中外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深入，这对促进学术发展是好事，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走弯路的情况。大批量地搬运西方文艺理论及其术语，然后镶嵌在自己文章中，便是其中较典型的现象之一。学习些西方文艺理论是好事，这样可丰富自己的学识，自强研究能力。可是在阅读那些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及概念的论文时，感觉就像是在观看一场搬运大比赛。各种理论、术语源源不断地现身纸上，客观上形成了看谁搬得多、搬得快的的竞争。以张嘴马斯为荣耀，以闭口格尔为风采，有的文章甚至已不是镶嵌术语，而完全是成了堆砌。有的则是引一段西哲的话语，再比附一段中国的情形，学术问题的解决已不必再论，有时甚至是读者与作者都闹不清究竟想说什么意思。然而尽管如此，不少人至今仍乐此不疲。纵观这些年来的《文学遗产》，这类文章却是难觅踪影，即完全置身于这场搬运大比赛之外。不是说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这类文章未曾出现过，实际上我们在其他刊物看到过，而且也并非是少数，在《文学遗产》上之所以难觅踪影，原因是它们无法通过刊物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审稿制度。先是编辑筛选，在此基础上外审专家审读，最后是由总编审定。无论在哪个环节，大家对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时都有较清楚的认识。首先，应了解那些理论或概念术语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产生的，因为惟有如此方可明白它的运用范围有多大，边界条件又是如何。接着，需要判断的是论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在那范围之内，如果不在，所谓运用就根本无从谈起。即使确在此运用范围之内，那还得弄清楚一个问题，即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及其概念术语对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又定要去用西方文艺理论及其术语来作解释？有时甚至是本已解决的问题，非得借用人家的理论再重新诠释一下。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以及对相关论文的审稿、编辑来说，这些问题的一一辨析尤为重要。

有了审稿制度并不能保证刊发的论文必定是好文章，这与审稿者的学术水准以及辨别能力有关，但更由刊物的办刊思想所决定，审稿制度及其执行实际上是编辑方针的体现。《文学遗产》经过评审而刊发的论文，都是着眼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实在解决，说话直截了当，这也是学者们爱读的原因，不像有的地方的论文，叙述时弯弯绕绕地兜来兜去，读了半天方才明白，原来那意思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文风多朴实也是大家喜爱的原因，作者追求的是把问题说清楚，将复杂的问题抽象为简明扼要，而不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由于注意力都在考辨事实、梳理脉络上，作者一般不刻意于虚饰，不铺排华丽的辞藻以掩饰思想的贫乏或内容的空洞。在《文学遗产》上似未见过华词连篇的论文，尽管这也是时下某些人的时尚，他们就像初学作文的初中生，学到了点好词好句，就恨不得一下子都要在文章中展示出来。《文学遗产》朴实的学风有时也显示在论题方面，从发表的那些论文来看，看不到动辄构造了一个框架，或建立了一个体系，然后于中填塞了玄奥的说辞。与框架或体系相比，所论甚是细微，但却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或解释了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这是辛勤耕耘的结果，同时给同样辛勤耕耘者以启迪。也许由于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特点，许多学者天然地倾向于老实、扎实、朴实的研究风格，养成了握有材料方敢议论判断的谨慎习惯，年长的学者尤其如此。青年学者有的会受时髦的影响，这时审稿制度便起了很好的调节作用。经过严格把关，刊物上发表的都是切实解决问题的稿件，而天马行空、恣意驰骋者不见踪影，一期期刊物上的文章读下来，青年学者耳濡目染，渐受熏陶，自然会慢慢地走上研究的正途，于是我们便可看到审稿制度使刊物与作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惟有坚持这样的审稿制度的刊物才会有生命力，惟有坚持刊发扎实严谨的论文，我们的研究才能作有意义的推进，这也包括在其影响下一支严谨的作者队伍的形成与壮大。一贯执行严格的审稿制度的刊物为数不少，《文学遗产》能延绵六十年而始终如一，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样，没有严格的审稿制度的刊物也是为数不少，这是由它们所刊载论文的情形反推而得之，当然，也可能是审稿制度尚属严格，是该刊的编辑方针导致了那些论文的现身。有没有不设审稿制度的刊物？恐怕不会有人这样宣布的，即使是只要交钱就可以发表的刊物亦是如此。时下这类刊物有多少，这只要去各高校研究生宿舍去看看墙上的广告便可以知道了。

笔者曾关注过一家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观其广告，所言倒也正规，若再进一步询问，回答便是赤裸裸了：“4000字3500元，先付款后发表”，该刊编辑还承诺：“付款后，3月内发表，发在正刊上。”每年向这类刊物汇款发表的研究生不知有多少，他们口袋里的那些奖学金、助学金便源源不断地流入了那些编辑腰包。那些研究生们是很无奈地在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们不发表论文，就不得毕业，拿不到学位证书，尽管我国的《学位条例》中并无如此规定。无论导师也好，学校也好，其实都知道研究生们填在表格上的论文有不少是靠花钱买版面才发表的，但他们仍然很认真地执行那条规定。并不是因为和那些不良刊物的编辑们有何瓜葛，而是因为上报科研成果时若少了研究生发表的论文，那么成果数量与其他高校相比，自己便立马矮了一截，这将严重影响在教育资源分配时的竞争力，学校的发展马上就会受到影响，从这点来说，他们也是很无奈的。教师也处于很不得已的处境，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为要发表论文而焦虑。职称晋升要看科研成果，考核也要数一数发表了几篇论文，而这一切又都和实际的利益挂钩。反过来，若从教育管理者的角度思考，数量的把握确实又是必不可少，他们知道种种规定的弊病，但运行又离不开这些规定。大家都知道应看论文的质量、学术的水准，可是遇上评定职称，一个学校就会有数百人申报，就是一个院系的申报人数也颇为可观，何况申报者又分属不同的专业，在短时间内质量高低、水准上下又如何鉴别？确实也设置了内审、外审等种种环节，但同时谁都知道，当下的学术关系网是客观存在的。于是各个单位几乎都无例外地且几乎别无选择地采取了最简便的方法：成果数量是考察申报者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然，并不是所有论文都等同视之，它们被分成载于CSSCI期刊与非CSSCI期刊两个系列，而CSSCI期刊又分成了“权威”与“一般”两类。“权威”期刊通常是每个一级学科只认定一至两个，它又有尽可能覆盖较多二级学科的功能，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园地的《文学遗产》再权威也只能委屈于二级。《文学遗产》凭着长期的高水准的品格经受住了这次强烈的冲击，只要是刊载于《文学遗产》的论文，在各种评审、考核中，有学术良知的学者们都不会将它等闲视之。《文学遗产》只认可辛勤耕耘的学者们的成果，正由于如此，它在学界获得了充分的肯定，这也是它能抵御各种冲击的坚实后盾。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刊物与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文学遗产》是一家学术刊物，但纵观它六十年来的历史，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象牙塔中的学术园地，社会的波动、思潮的起伏，都会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它，有时甚至会给它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六十年的风雨，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它不为浮躁膨胀所动，不随浮靡风尚而舞，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高洁品格，其实也正是这种高洁品格，使它能历经艰难而始终受到学界同仁们推崇与信赖。再过六十年会怎样，这已非我辈所能议论，但相信只要能继续以学术上的高洁品格作支撑，它必仍将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高层次的学术园地。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