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雷

1990年10月15日至20日，《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我们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八单位，在桂林叠彩山下举办“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全国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1903年出版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至1949年四十余年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三百多部，解放后又有多部文学史著作出版；但是，总是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人们的要求与愿望。有时，人们甚或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就是文学史研究，那么，文学史撰作更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则是自然而然的。《文学遗产》编辑部撑头讨论“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又把会址定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有着极大的响应。那次开会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会的有国内知名学者蒋和森、陈祥耀、徐放、李修生、裴斐、宁宗一、严迪昌、穆克宏等与《文学评论》胡明、《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徐公持、吕薇芬、陶文鹏诸先生，还有古代文学研究风头正盛的诸位中青年学者。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有些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记得在讨论中，大家最愿意各抒己见的，是文学史观问题。大家认为，文学史著作的高下，首先决定于文学史观，这是撰写文学史的理论基础。比如文学史的主观与客观问题，裴斐先生率先说，现行文学史的症结有两方面，一是缺乏对客观的文学事实的尊重，编史者并不是对任何史事都可以参与主观意识的；另一方面，当片面强调反映论时，而又忽视了文学史家的个性。会议还对文学史的“当代意识”展开热烈的讨论，认为不能把文学史的当代意识狭隘地理解为文学与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联系，也不能认为生活在当代就有当代意识。当代意识应该是当代人的科学精神、科学悟性和思辨力，也包含当代人对真理的信仰与追求，以及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独立品格与尊严。讨论会对文学史撰作者自身诸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徐放认为，文学史撰作者应该是一个在具有理论气节的、理论胆识的、理论勇气的人。大家认为，对文学史撰作者来说，最好是理论与功力兼备，集战略家的眼光与战术家的武艺于一身，如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则应该基于自身的条件，充分发挥自己某一方面的特长。会议对以往文学史做了历史的回顾，实际上也是审视以往文学史观，也对新文学史的建设提出意见，或以为新的文学史应该具有探索文化精神的内涵，或以为把建构理论作为基础，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流派。

《文学遗产》副主编吕薇芬、主编徐公持分别在开幕式、闭幕式上发言。吕薇芬的发言是提出本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而徐公持的发言则是概括性的，谈得很全面，如坚持“双百”方针推进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观无所不在、变理论上的被动为主动、理论修养与功力、史与论、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继承与创造等。显然，这些问题，既是徐公持对讨论会的总结，又是长期以来他对文学史与文学史观问题的思考。

会议的详情，我曾写过一篇《述要》登载在《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上，而此时之所以不嫌累赘又重提旧事，是要说明一个问题：《文学遗产》在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学术研究中在起着引领风气的作用。改革开发以来，百废俱兴，古代文学研究也蓬勃发展，在校勘、注释、版本、索引、评论、文体、类型、风格等方面的做了很多工作，研究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工作与成绩怎样以整体性的面貌呈现给世人？如何理解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与成绩？历代文学研究者的固有情结——文学史情结——又展现在社会面前。如何理解这种躁动？如何对待这种焦虑？甚或如何提升这种热情？于是，《文学遗产》编辑部引领潮流，及时抓住这人人意中有的问题，撑头召开了这次会议。

按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安排，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组织有关单位和有关专家编写十四册的《中国文学通史》，以期作为文学研究工作、高等院校教学工作以及其他文化工作中的参考用书。撰作一部论述较为详尽的多卷本文学史著作，早已在文学研究所的视野之中，并且正在进行之中，而作为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的喉舌，又是全国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喉舌，《文学遗产》前前后后的张罗，紧锣密鼓的宣传，周密细致的安排，自然是其引领风气之先的职责所在。应该说，《文学遗产》召集这次引领风气的讨论，既是务虚形式的理论探讨，又是与实实在在的文学史撰作相呼应的。

当时是在我校的紫园饭店开会，饭店会议室不全，大会的开闭幕，都是借用军分区礼堂，走过去要好几分钟。小组讨论，有的小组会就被安排在饭厅里。尽管条件简陋，但大家热情不减，发言踊跃，经常是到了规定的时间还意犹未尽，会场之外还交锋不已，紧张而热烈。

桂林“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讨论会的联系者，我们广西师大中文系这边是张明非老师，她是古代文学教研组组长，安排会议的各类事项。我当时还年轻，在张老师指挥下，跑前跑后做会务工作，接会议代表，布置会场，买火车票等。那时动员的人力很多，除了我们教研组的老师，还有我们带的研究生，他们一边听会，一边为会议服务，为会议代表服务。

那次会议组织游漓江，记得我是带队之一。出发上了旅游车，那个导游交代注意事项时非常啰嗦，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一些是不需要大张旗鼓说的，说什么阳朔上岸要遵守规定，否则找不到返程的车等，大家听得很紧张，好像去游漓江是一件很复杂、很危险的事情，面面相觑。我是去过几次的了，看导游把游漓江说成这样，马上笑着说，大家放心游，保证没什么事的，我是要保证不落下一个人的！这才舒缓了紧张情绪。

游漓江的船票中是含午餐的，但分量与质量都较差。张明非老师做事仔细，给每人又额外准备了一袋食品。大家对其中的叉烧很感兴趣，叉烧是一种肉制品，是把腌渍后的瘦猪肉挂在特制的叉子上，抹上蜜汁，放入炉内烧烤。好的叉烧应该肉质软嫩多汁、色泽鲜明多呈红色、香味四溢、略甜。叉烧是我们桂林（或许是从广东传进来的）的特色肉制品，北方人大都没尝过的，大家很赞赏。不过没有准备啤酒，在船上，宁宗一先生买了几瓶啤酒请同桌们喝，很热闹、开心。船驶近“九马画山”，导游说周总理看出了九匹，陈毅副总理看出了八匹，这就是看出了九匹与看出八匹的差距，于是大家纷纷比试自己能够看出几匹马。

这次“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讨论会，《文学遗产》编辑部方面的联系者是陶文鹏先生，他是广西南宁人，出生在桂林。他为此次会议的安排做了很多工作，如此次会议展示出一种崭新的会风，大会主席团确定中心发言，每个中心发言之后，有专人对其发言的中心议题与观点做出评议，然后又有围绕此议题的自由发言；既有内容的相对集中，又有各种意见的交锋，论辩式会风，高效而热烈。这个主意就是陶文鹏先生力主的，由他主持的大会小会，总是格外热闹。

我原本不认识文鹏先生，有一次我们中文系的韦永麟老师跟我说，你写论文哪些地方想不通，我找个人给你知道一下；原来，永麟老师与文鹏先生是南宁二中的同学，两人关系一直很密切。我就把一篇写曹植乐府诗的论文交永麟老师转文鹏先生。文鹏先生给我提了一些意见，这样往复了几次，最后文鹏先生指出，论文前半部分建安诗人特别是曹植对乐府民歌的改制可以成立了，可再增写曹植改制后乐府诗出现的新气象。这样才有了我第一篇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文章——《建安诗人对乐府民歌的改制与曹植的贡献》。这次文鹏先生来桂林，我是打定主意要多请教请教的，但讨论会上事多，一直到会议结束，我们才安安静静在永麟老师家坐下来，一人一瓶三花酒，把酒听文鹏先生论文，非常过瘾！以后也就每每把论文寄给文鹏先生看，文鹏先生都提出怎样把论文写得更好一点，但对我的要求更高了，直到1997年，我才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第二篇文章——《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

离桂林“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讨论会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在那次会议上，地处南疆一隅的我，认识了前辈大腕，也认识了新秀中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在一起读硕士的王筱芸、蒋寅、陈自力也乘此次会议载母校相聚。撰作此文的此时此刻，很怀念那时一起办会的《文学遗产》的同志，李伊白、王毅、王玮诸人，比起与会的蒋和森、陈祥耀等老一辈学者，那时大家是多么年轻啊！

近来看到孙少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古代文学创新性研究反思》一文，其中“思考文学史的新写法”一节云：“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学者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产生了新的思考。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虽有创新，但也存在割裂历史与文学脉络之弊。我们的思考，是既不脱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文本，又能凸显古代文学文本的独有特性。对文学家的取舍应尽可能尊重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最好打破以往主观性太强而将作家作品划分等级的做法。尤其是对文学作品，最好以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作品为主，不能流于泛泛介绍。我个人心中理想的文学史写法，是既能体现出文学的时代进展与衍化，又能体现出同一时代的文学交游与作品互动、不同时代的文体递嬗与思想传承，即建立起系统而立体、能体现中国文学传统的古代文学史。”孙少华先生是近几年进《文学遗产》工作的新秀。《文学遗产》倘有意再召开“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讨论会以引领新风气乎！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