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盛江

自1954年3月1日创刊，1980年季刊复刊，《文学遗产》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回顾六十年，特别最近三十多年，关于《文学遗产》，关于古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想了很多。

一

从《文学遗产》看，六十年来，特别近三十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和成熟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范围更广。我们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有了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我们还研究文学思想史、文体学和文章学等等。前人耕耘甚多的领地，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现象进入研究视野。比如秦汉文学，人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三楚文学，江南开发、制度性问题、官僚士大夫与文学的发展。比如先秦两汉《诗》学，注意到子思《诗》学，西汉韦氏家学以及这一时期的《诗》本事，注意到周秦时《诗》在秦国的传播。魏晋南北朝唐宋诗文研究的范围都更广，明清诗文研究近十年走出了冷落，域外汉籍和汉文学史已颇具规模。关于文学流派和个案，人们注意到北宋的庐山诗社、西清诗案，明初的闽诗派、清代的三秦诗派、潜园吟社等。文章学、文体学的很多文体都有分析，比如学记、试策、宋代俳谐文、四六体等，还注意研究口头文学，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等。

一些研究已很深入。很多问题做得很细，很前沿，让人感到它的触角已经扎到很深的层面，往前伸得很远。比如先秦汉魏六朝诗歌形式，已经深入到它的语言体式、节奏结构，由此探讨它的生成、表现原理，探讨它的创作传统。比如研究《离骚》的美学机制。比如文体学，不仅注意各种现存文体，而且深入探讨文本前状态。比如永明至唐声律诗格，讨论“四声之目”的最早提出，分析某一具体诗病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某一具体人物如王融在其中的作用，深入考察具体诗格著作比如《文笔式》，考证近体各种律句。比如古代小说研究，分析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比如，探讨贾岛与中晚唐诗歌的意象化进程，探讨经典语汇的形成，考证宋词的演唱形式，一些诗作系年，一些作品成书年代的再考察，一些作家具体行实的考证，还有名诗甚至名句的细读深析。

很多研究，注意发掘、利用和考察新材料。比如，利用郭店简和上博简考察先秦《诗》（简帛五行与《诗经》学之关系，从简本《缁衣》论《诗》篇的缀合，利用出土文献考索先秦“说”体。比如，考察日藏旧抄本《文选集注》、《文选表注》，以及俄藏敦煌本《文选注》，敦煌唐写本《玉台新咏》，考察新发现的海内孤本小说，中土久佚诗话珍籍，未见著录的小说刊本，佚文佚赋佚稿佚佚著，关注非经典文献比如家谱等。

一些研究，注重理论探讨，有很强的理论色彩。比如，对一些朝代文学思想发展作理论思考，讨论文学史有限与无限的问题，讨论过一些宏观的理论性问题，比如中国文学史的史观与分期、前沿问题，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问题，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的问题，唐诗和宋诗的分期问题，古典诗词演变的宏观规律问题，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总体轮廓问题，等。

一些研究多用传统的方法，但也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比如，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考察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考察唐诗百首名篇，唐代知名诗人的层级分布和代群发展。比如，用还原的方法，研究先秦诸子发生学和生命状态。比如，提出汉语诗歌研究中的新工具和新方法，注意到信息技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关系。有学术史的总结，比如，对一些重要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对一些古典文学研究经典著作进行总结，对一些问题的学术研究现状和历史进行综述性分析，比如，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僧诗文献研究，蔡邕研究，明清诗文研究，盛唐气象研究，《淮南子》研究，敦煌小说整理研究，寓言研究等。有学术的争鸣。有学术的争鸣。20世纪80年代有过宏观文学史的讨论，90年代中叶以后有过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还有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不同意见的商榷和讨论。比如，夺胎换骨首创者的商榷，《水浒传》成书年代、《牡丹亭》成书年代的讨论，关于元稹婚外恋问题的不同看法，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繁荣的不同看法，北宋诗人潘阆生平考证的不同看法，四声之目首创者的不同看法，制举与唐代隐逸风尚关系的不同看法等。

一些研究越来越走向严谨，走向厚实，当然也更富于创新性。概述式泛论性的研究越来越少，谈浅层表象的研究越来越少，研究的问题本身越来越切实，越来越有深厚的内涵。越来越看到历史的复杂性，看到问题与问题之间，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而不只是单线的平面地看问题和分析问题。一些论述越来越富于思辨性，论述和结论也越来越富于厚实的学术内涵。

一些成果越来越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实证性的成果是这样，理论研究艺术分析的成果不少也是这样。我的感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如此。赶潮流的成果越来越少，深入到学术问题文学问题本身的研究越来越多。单纯赶潮流，容易风光一时，却往往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陈迹。而切实地探讨学术，扎到学术的深层，不论作实证研究，还是理论探讨或者艺术分析，这样的研究，不会轻易消褪其色彩，有些其学术活力甚至会历久弥新。

这些都标志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走向深入，走向成熟。从《文学遗产》发表的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发展和成熟的轨迹。《文学遗产》是见证六十年古典文学研究成就的一个窗口。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以为，古典文学研究也好，《文学遗产》也好，现在都处在发展的最好时期。六十年，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将步入他的老年，而对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文学遗产》，却如经历少年颠沛曲折，步入青春正旺的时期。

二

六十年古典文学研究，《文学遗产》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文学遗产》在六十年古典文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文学遗产》有很好的刊风。这刊风，我以为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严谨、深厚、创新。她在学术上是严谨的，发表的成果是厚实的，层次很高很深的，而且富于创新性，不少是原创性的成果。这使她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正是这种刊风和声望，使她能影响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界，甚至影响其他领域，影响一批重要的作者。一方面吸引吸收一批优秀的成果，一流的成果，这一研究领域最高层次的成果，六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成果，一流成果。这些成果，相当一部分就发表在《文学遗产》。另一方面，一个有很高声望的刊物，严谨、深厚、创新的刊风，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影响和引领一代学风的作用。六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我们这个国家、社会一样，走过曲折的道路，有过赶风潮的时期，有过浮躁的风气，但是，只要你准备认真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我以为，《文学遗产》就是绕不开的学术标杆，你就需要走向严谨、深厚、创新。这样一种刊风，我以为是一个学术刊物的生命所在，也是她在六十年古典文学研究中能起重要积极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样一种刊风，是在六十年中自然形成的。很庆幸我们有一批执著的高层次的研究者。一些研究者走得不容易，但他们一直在坚持，在坚守。经历过动乱，经历过左的思潮，经历过市场大潮的诱惑，浮躁风气的煽动，有人用学术作敲门砖，敲开名利之门，敲开官位之门，敲开舒适生活之门，便弃学术而去，但这些人坚持下来了。坚持学术的道路，坚守学术的信念。同样庆幸我们有一批执著的高层次的编辑编委。特别是我们的编辑，我所知，他们很多人同样走得不容易。整个《文学遗产》也有过很艰难的时期，特别是经济的困难。但他们一直在坚持，坚守。有《文学遗产》坚持下了，坚守，正是作者和编辑共同的坚持坚守，才有学术的丰厚坚实和前行，才有高层次的学术。作为国内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刊物，《文学遗产》因而成为这一研究领域最高层次的学术刊物。

《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制度建设是健全的，包括三审制度，专家双向慝名审稿制度等，这对保持学术公正，提高刊物质量，有制度性的保证。《文学遗产》有很清晰的办刊思路，这首先是刊物的定位。新世纪编委会曾提出，希望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一门进取心强的学科，一门开放的学科，一门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一门拥有大师级优秀人物的学科，一门作出多方面贡献的学科。这其实也是刊物的发展思路。新世纪十年编委会又重申，刊物兼重文献和理论，在文献考订基础上作比较深的理论思考。这个发展思路和定位是有远见的，它保证了刊物的特色，使刊物有学术上的高水准。

刊物的根本在作者，有一流的优秀的作者，才有一流的优秀的成果。这是刊物需要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怎样充分发掘和利用学界内乃至学界外的潜力和资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细想一些事，觉得六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文学遗产》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主动和积极。

编委会是很好的制度。《文学遗产》编委会成员，包括编委、通讯编委、顾问，都是学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这实际就集全国学界智慧于一堂。编委会很多成员本身就是一流或者优秀的学者和作者，这实际又是与国内一流和优秀作者的一种密切联系。

论坛和笔谈也是很好的形式。论坛有两种，一种是在一些地方举办学术会议型论坛。会议型论坛很好地利用了一些地方的资源。举办会议需要经费，我所知，《文学遗产》是没有什么经费的。在一些地方举办会议型论坛，就可以争取地方上的支持，利用他们的资源。现在学术很穷，古典文学研究更穷。发掘和利用各方资源，显得尤其必要。这种论坛，可以集中讨论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参加会议型论坛的，一般都是第一线的作者，很多是一流或优秀的学者作者。济济一堂，本身是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当然，作为刊物来说，这是与作者特别是一流和优秀作者联系的一种极好方式。

一种是论文型论坛。论文型论坛和笔谈都是直接用论文的形式讨论一些问题。论坛和笔谈有专题性的论文，但更多的是对学术现状和方法的反思，研究方向和思路的探讨。论坛和笔谈的作者同样是一线的研究者，都在做着不同的课题，所谈因而尤有心得，尤为贴近研究实际，贴近学术前沿。已有研究的总结，让我们看到他们研究背后的思考，这些思考往往是很深刻的，很富于启发性的。正在进行的研究的思路的披露，则显得更为前沿。因为研究正在进行，尚未完成，其成果，其思路，我们无法即时知道。是用论坛和笔谈的形式，却可以让我们提前了解他们的学术想法和研究方向，及早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示。我以为，这是学术潜力的一种利用和发掘。当然，这也是联系作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要之，《文学遗产》在联系作者方面，在充分发掘和利用学界内乃至学界外潜力和资源方面，做得很主动，很积极。简单地说，刊物服务于学术，还不足于说明。我的一个感觉，《文学遗产》实际已融入到古典文学研究界。服务是为他人服务，而对《文学遗产》来说，它的自身就是学术，它与学术界是融为一体的。它是服务者，更是参与者。

刊物的再一个重要方面是编辑。《文学遗产》的编辑，我以为是优秀的。他们都是学者型编辑，很多其自身就是一流的学者，优秀的学者，不仅如此，而且很多有掌握学术全局的能力和眼光。其学如此，其能如此，又为国为公持守，焉能不如文之鹏，凌空展翅，飞跃而进。我接触的一些年轻的编辑，也已有很好的成果，展出很好的学术前景。我也曾有文章在《文学遗产》发表，有年轻的编辑和我交流，商量稿件的事，他们常常能在很细很专门的方面提出商量性的很到位的意见。这体现了他们的素养。

正是一流的作者，一流的成果，加上一流的编辑，才造就了一流的刊物，才使《文学遗产》在六十年古典文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

作为20世纪80年代走上学术之路的学人，《文学遗产》始终伴随着我的学术之路。我一直是《文学遗产》的忠实读者，和很多同辈的同行一样，我也保存着多年订阅的《文学遗产》。早年对学术精深的惊叹，很多就是从《文学遗产》开始的。这次为写这篇文章，就把多年订阅保存的刊物拿出来看了一遍，也让我的学生跟着一起学习，仍有很深的感触。有人不赞成学术刊物培养人材的说法。但我觉得，象《文学遗产》这样高层次的学术刊物，影响和薰陶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则是可以这样说的。我个人可以说就是在象《文学遗产》这样高层次的学术刊物，还有整个学术环境影响和薰陶之下，一步一步走上学术之路的。当然，后来又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也参加过一些《文学遗产》的论坛，对《文学遗产》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体会就更深。

《文学遗产》走过了六十年，它还有下一个六十年，再下一个六十年。希望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发展得更好，《文学遗产》也办得更好。

我们需要继续坚守。社会会不断发展，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现。但我想，不管社会怎么变化，民族优秀的传统仍然需要传承。我们也就需要通过研究古典文学，弘扬和传承我们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

经过六十年，乃至二十世纪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研究在学术上应该更为成熟了。严谨、深厚、创新的学风和刊风应该是值得保持和发扬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很多探索，这些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应该也是有益的积累。

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加开阔，我们需要更为敏锐深远的学术眼光。一些研究在具体问题上开拓比较多，在大的研究方向上开拓比较少。我们特别缺少具有长久学术生长点的新的研究命题。一些研究善于把具体问题做得很深很细，但缺少立足已有成果，把整个研究全面推进一步的魄力。

我们的研究会与时俱时。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思维水平会更加提高。我们看问题可能会有更多的角度。我们看问题可能会更加深入，更加注意历史的复杂性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会进一步避免浅泛的概述式的研究和平面化的分析。我们的研究会更有历史实感，会更有理论深度，我们的艺术审美、心理和文化分析会更加生动传神。要之，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会更进一步。《文学遗产》仍然会见证这一个过程，参与这一个过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