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福瑞

自进入现代传播以来，期刊就成为学术研究重要的传播基地。《文学遗产》自1954年创刊，六十年来，几乎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步，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不仅仅是如前所说的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同时还发挥了组织学术研究、引导学术研究走向、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作用。六十年来，《文学遗产》正因为如此，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受到学人的热爱和崇敬。《文学遗产》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部期刊是否具有权威性，固然以其所发表的研究文章是否有较高水平、所拥有的作者是否为学界有影响的学术群体为衡量标准。但是，因为中国社会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以及从上到下的等级观念，期刊的权威性也受到了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所以并非所有的所谓级别较高的期刊，在学者的心目中都有其认可的声望。《文学遗产》在当代古代文学研究者心中的地位，并不在于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刊物，而在于它积数十年推出有水平的学术文章在学者中形成的口碑。这种清议比刊物的级别更真实地反映了《文学遗产》的水平和影响。

学术期刊的质量，决定于各种因素，如办刊宗旨、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衡量稿件的标准、稿源的质量等等，而编辑队伍在其中发挥的是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学遗产》自创刊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平与不可替代的学术声誉，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数十年来，它拥有几代人组成的好的编辑队伍。我2003和2004年间很荣幸担任《文学遗产》的通信编委，后来虽然参加了《文学评论》编委，而且由于庶务缠身，研究古代文学的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少，很少给《文学遗产》投稿，但是承蒙《文学遗产》不弃，还是经常被邀请参加编委会扩大会议或其所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与《文学遗产》的编辑们有了很多的交流机会，尤其是和三任主编徐公持、陶文鹏、刘跃进先生交往较多，是比较好的朋友，因此对于《文学遗产》的编辑有所了解，深感这个刊物保持较高的质量和水平，实在是与编辑队伍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对《文学遗产》编辑的印象是三真：

真学者。学者，其实很简单，就是向学者也。学术期刊的编辑与研究人员有别，不能要求编辑似研究人员那样倾注心力于学术研究，研究人员以成果说话，以优秀成果立世；而学术期刊编辑则是以其编辑的期刊说话，以期刊的质量立世。所以，衡量的标准有所不同。但是学术期刊的编辑与研究人员一样，必须是真学者。是真学者，才会对学术有真敬重，对真理充满神圣感。我一直以为这是学术期刊优秀编辑所应有的根本素质。是真学者，方能懂得治学的甘苦得失，不仅能够敏锐扑捉到文章的新意，珍惜作者的纤毫创造，而且还会以学者的眼光，从学理上审视其创新的合理性。当然，如果编辑又是某一方面的专门家，自己也是一个有着丰富研究经验的人，那当然更好。我与《文学遗产》的编辑们接触，在这一点上的感受还是比较深的。徐公持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大文学史中，他撰写的《魏晋文学史》颇获好评。后来他患病在身，并且在前些年退了休，但仍治学不辍，成果颇丰。陶文鹏先生也是如此，不管在职或不在职，都勤勉笔耕，令人钦佩之至。2013年，青年编辑张晖突然离世，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学者是拼命三郎，他是累死的。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这些编辑是把学问作为终身事业来做的。

真学问。《文学遗产》的编辑们不仅治学态度认真，学问学识也多好。学术期刊的编辑可以不做具体的研究，但是必须要有学识。了解学科发展的脉络，把握学术发展的走向，有眼光，有主见。不仅如此，编辑还要有学问，熟悉文献，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几任主编都有自己的见解。陶文鹏先生一直主张文学研究要回归文学，不但重义理、考据，还要重视辞章。他自己的文章多文采斐然。现任主编刘跃进是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家，近些年来在秦汉文学编年及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是做文献的出身，文献功底厚实，所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他是极为重视文献的。作为文学所的领导，他最近发表文章，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我是赞同的。还有副主编竺青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极为尖锐，这种尖锐也是来自他的学识。2013年在安徽开《文学遗产》编委会扩大会，张剑、孙少华、刘宁和石雷等几个年轻的编辑，分别总结分析先秦至明清各段文学的研究现状和应该注意的问题，令全体与会的专家眼睛一亮。他们对学科研究现状之熟悉，对问题分析之深入，其学养之好，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真朋友。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永远是朋友的关系，优秀的编辑一定有一个优秀的作者群。他们了解这些研究者的为人、学科背景，掌握他们的研究动向，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当然这种朋友关系，不是庸俗的人际交往，更非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作为编辑，是作者的真朋友，一定既是作者的知音，又是作者的诤友。在学术面前，不讲关系，不讲情面，只讲学理和学术水平。这些年来，我与《文学遗产》编辑们的交往基本都是学术交往，真正感受到这些朋友的可敬和可爱。2011年，召开我的诗集《岁月深处》研讨会，陶文鹏老师赏光参加了这个活动。他认真读了我的诗集，作了充分准备，有的诗还能背诵下来。在会上，陶老师既肯定我的新诗创作，甚至把我的《燕子》许为新《慈母吟》；但是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语句和文字问题。这些年，我培养博士生时，认为有的论文写得还好，我也鼓励他们抽出其中精华部分，投给《文学遗产》。编辑们都能认真处理稿件，包括主编。对于基础较好，但还有问题的文章，反复与作者切磋修改，直至可以发表。学生们和我谈起这些，都很激动。《文学遗产》编辑们这种不鄙薄新人、耐心扶植年轻学者、帮助他们提高文章质量的作风，令人十分感佩。

在中国，六十是一甲子，如果是人，应该是大寿辰。六十年来，《文学遗产》积累了很多好的传统，值得认真总结。其中组织好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也应该是其成功之道吧。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