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处于一个风云变幻、思潮涌动的历史时期。虽说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临江仙》）然而，当时的许多人物、许多事件、许多话题，都彰明較著地镌刻在历史的石碑上，历时久远而难以磨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学遗产》杂志，作为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新潮、旧学与新知的交汇点，也留下了当时历史潮流涤荡冲刷的深深印迹。在这些印迹中，最为醒目的是三个“关键词”——“方法”、“观念”、“主体”，它们拼接成一段历史的闪光碎片。

1984年12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光明日报》编辑部联合举行茶话会，庆祝《文学遗产》创办30周年。然而，“三十而立”的《文学遗产》，却不曾见风华正茂的意气，而表现出难以言说的焦虑、抉择与求索。在举国上下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语境中，尤其在人文学界深入变革、新潮汹涌的时代情势下，“古典文学研究何去何从”、“古典文学研究如何摆脱危机”、“古典文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等问题，显得如此咄咄逼人，《文学遗产》不得不以独具的姿态去应对这些难题。

20世纪80年代初在哲学研究界率先掀起的“方法论探索”热潮，很快就席卷文学研究界，以致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年”。人文学界对古典文学研究现状“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便首先借助于当时引领风骚的“方法论探索”，得以宣泄。方法的更新，成为学科新变的先导。《文学遗产》杂志1985年第3期，开辟“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笔谈”专栏，郭预衡、章培恒、程千帆、吴调公、陈伯海、罗宗强、黄天骥、蔡钟翔等著名学者撰写短文，实事求是地思考与评说“方法论探索”的利弊，呼吁古典文学研究者拓宽领域，扩大视野，调整格局，兼融“旧学”与“新知”。

在“笔谈”中，陈伯海明确提出“宏观研究”的论题。1986年，《文学遗产》杂志从季刊改为双月刊后，在第2期、第3期连续刊登《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积极倡导以开放多元的宏观研究取代封闭单一的政治型意识形态研究模式，以取得“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把古典文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新的境界”。这一《征文启事》发布后，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不到一年，编辑部就收到130多篇征文稿件。从1986年第3期到1988年第6期，《文学遗产》杂志在“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选载”栏目下，先后刊登20多篇论文，形成浩大的声势。1987年3月20日至24日，在杭州大学召开由《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天府新论》四家杂志联合发起的“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也大大推进了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

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倡导总体的、综合的学术研究。刊载在《文学遗产》杂志“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选载”栏目下的论文，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类型或三种研究模式： “一是对总体特征的把握（特征研究），二是对发展规律的探讨（规律研究），三是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的各种关系研究。前二类是对文学自身的横向和纵向、静态和动态研究，第三类是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的综合研究。”思考与总结中国古典文学的本质、特征或传统的论文，如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鸟瞰》（1986年第5期），蒋寅《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从文心雕龙谈起》、金开诚和张化本《中国古代诗歌比喻手法的心理分析》、萧驰《中国古代诗人的时间意识及其他》（均见1986年第6期），鲁德才《研究古代小说艺术传统的思考》（1987年第1期），张铨锡《“杂文学”还是“纯文学”——谈古典文学的“正名”问题》（1987年第3期），严云受《略论中国文学的美学风格与发展道路》、裴斐《情理中和说质疑》、王镇远《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世观念》、黄钧《中国古代小说起源和民族传统》（均见1987年第5期）等。发掘或勾勒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规律的论文，如陈祥耀《我国古典诗词演变的几个宏观规律》（1986年第5期），陈邦炎《从新诗运动上探我国诗体演化的轨迹》（1987年第1期），张碧波和吕世纬《古典现实主义论略——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探微》、吴调公《心灵的远游——诗歌神韵论思潮的流程》（均见1987年第3期），董乃斌《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1987年第5期），赵昌平《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的构想》（1987年第6期）等。探求与发微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品格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如陈伯海《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1986年第3期），胡晓明《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1987年第2期），王启兴《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孙昌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佛教影响的研究》、葛兆光《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均见1987年第4期）等。直至今日，特征的发现、规律的探究、文化的建构，仍然是人们从宏观角度审视中国古典文学的三大类型或三种模式。

然而，中国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毕竟呼吸着时代的气息，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承续着中国传统文人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双重情怀，古典文学研究者更为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原生态”的形貌与价值，也不仅仅是历史与传统的当代价值，而是历史对于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归根结底，任何一位人文学者更为切身地是思考自身活动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当同样处于“文学研究界”的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积极地呼应着“改革开放”的召唤，成为社会文化“弄潮儿”的时候，不经意间“沦入”时代边缘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也顺应时势地迸发出强烈的“主体意识”。1985年至1986年之交，刘再复在《文学评论》杂志刊载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在学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刘再复认为，所谓“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主体性”一词如水四注，深入人心，直至今日仍然是文学研究界的“流行词”。主体性精神从“文革”十年的迷失（甚至是建国三十年的旁落），逐步得以彰显并走向深化，在文学研究界，人的主体地位日渐得到恢复、确认和加强。

在主体性理论的冲击与感召下，古典文学研究者试图从多角度、多层面揄扬中国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特征。《文学遗产》杂志1988年第1期、第2期，开辟“笔谈：古典文学研究与时代”栏目，金开诚、何西来、沈玉成、董乃斌、王飙、卢兴基、袁行霈、黄天骥、徐公持等著名学者发表短文，强调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自觉地介入时代浪潮。如果说这两期“笔谈”更多地针对着对学科价值的追问，那么，从《文学遗产》杂志1988年第3期开辟的“论坛”，则更多地针对着对研究者自身素质的追问。胡明《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危机和暂行出路》（1988年第3期）、韩经太《学术独立与主体参与——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课题》（1988年第4期）、郭英德《古代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1988年第5期）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如果古典文学研究果真陷入“现实危机”或“现代化困境”的话，必须也只能从研究者自身去寻求超越危机、解脱困境的出路。在《古代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一文中，我写道：“研究是否能有所得，与其说取决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而毋宁说取决于研究者的思考探求是否深刻而周密。”

于是，《文学遗产》杂志1989年第1期刊载了徐公持的总结性文章——《提高研究素质是唯一出路》。文章指出：“在当前，要做到开拓进取，就应在研究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式等领域内，对旧的非科学的模式进行彻底的检讨、反思，同时借鉴其他相邻学科和文艺学科的最新成果，更新我们的观念，以推进本学科的建设，开创学科的新局面。”通过反思，从根子上促进研究者文学观念、文化思想乃至思维方式的更新，这才是古典文学研究能够真正取得学术突破的关键所在。

适逢其会，1989年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文学遗产》编辑部适时地提出“四十年学科反思”的构想，并先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提倡“在历史反思中推进学科本体理论建设”。《文学遗产》杂志1989年第2期，刊载了邓绍基《“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对若干历史现象的回顾和再认识》；1989年第3期，刊载了郭英德《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思鲁《通向学科重建之路——“古代小说研究四十年反思”座谈会纪要》；1989年第4期，刊载了罗宗强和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吴调公《古代文论：在矛盾回旋中升华》、《回顾与重建——四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反思座谈会发言》。1989年5月16日至20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及古籍研究所、河南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及古籍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建国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在信阳师院召开，把“四十年学科反思”的活动推向高潮。

40年古典文学学科的总结和反思，综会了古典文学研究者在“方法”、“观念”、“主体”三个层面的思考，堪称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思潮的结晶。当然，这种对学科自身锢疾“痛下针砭”的解剖和批判，带着相当鲜明的“文化反思”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80年代后期波澜叠起的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的“新浪潮”，颇为“另类”，相当“剌耳”，然而却充满“活力”。我在《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一文的结尾中指出：“要开创古典小说研究的新局面，首先必须深刻反省研究者的灵魂，解剖研究者的心态，才能从根木上冲破传统观念的网络，取得理论思维的自由。否则，当我们接受新观念、新方法的同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把它们纳入传统的运思趋向之中，阉割了它门的灵魂。新时期古典小说研究现状不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证么？”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激烈的“文化反思”在1989年底“无疾而终”。而下一轮的“学科反思”，则推迟了将近十年，并且淡化了“文化反思”的色彩，而强化了“学术批评”的特色，成为20世纪末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

令人深思的是，由“四十年学科反思”的刺激而催生的“学科重建”的努力，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居然平稳地“转型”为“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讨论。80年代末发端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思潮，在90年代初蔓延至古代文学研究界之时，已经平息了原有的喧嚣与噪动，显得格外平静与沉稳。1990年第1期《文学遗产》开辟了“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专栏，刊载了傅璇琮和钟元凯《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评议——从中国中古诗歌史谈起》、严迪昌《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寻流变》两篇论文，同时刊载了署名“闻涛”的《更好地贯彻“科学性和建设性”的办刊方针，开展“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讨论》。1990年10月15日至20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等八单位联合举办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在桂林举行。《文学遗产》杂志在“历史转型”的重要关头，又承担起相当独特的文化角色，在古典文学研究界了引导了一场“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研究热潮。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20多年来，“文学史观”、“文学史学”成为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一大热点，结出一大批丰硕的成果。

综合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学科的突破、反思、重建，实际上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学术追求。而《文学遗产》杂志则以责无旁贷的强劲姿态，成为这一学术追求的风向标。《文学遗产》杂志1986年第1期《改刊寄言》提出：“我们觉得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也来作一番认真深入的反思，从总体上、宏观上、研究结构上检讨一下我们传统的观念、准则、方式、方法，看看哪些是需要坚持的，哪些是应予改进的。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突破以往仅仅从社会历史角度去研究古典文学的单一模式，从而较多地用文学的、美学的、以至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不是将文学简单地当作一般社会政治历史的注脚，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文学本身的特点，以人为思维中心，建立多方位和多角度的研究参照系统，把文学的历史作为主体心灵运动的历史和审美创造的历史加以把握。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许会取得新的成果，这将不是某个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具体成绩，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大收获、一种带有全局意义的突破。”可以说，突破、反思、重建，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遗产》杂志的精神企望和文化追求，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串串闪闪发光的碎片。

时至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认真深入的反思”和“检讨”已经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常态，而“以人为思维中心，建立多方位和多角度的研究参照系统，把文学的历史作为主体心灵运动的历史和审美创造的历史加以把握”，从而取得“更高层次上的重大收获”、“带有全局意义的突破”，这一学术目标也已经初步实现，并且仍在继续发展。在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经过方法论探索、观念更新、学术史反思、学术格局调整、学科重建，古典文学研究已经摆脱“危机”，走出“困境”，迎来了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