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思炜

我在1982年初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师从启功先生、邓魁英先生。按照老师要求，唐宋文学都要有所了解，所以一年读唐代作家，一年读宋代作家。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宋代江西诗派诗人吕本中，在1984年底通过论文答辩，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傅璇琮先生。经傅先生推荐，论文中的一部分以《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为题，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刊出。这是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文学遗产》有一个增刊，在中华书局出版。我本来希望投稿给增刊，没想到傅先生直接推荐给正刊，并很快被接受。

在接下来的三四年中，为了补充硕士论文原来包含的吕本中年谱部分，我集中精力把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末的文献材料翻阅了一遍。当时有心在宋代文学方面求发展，所以又回过头来从北宋初开始，把一些重要作家的集子看一遍，试着找一些题目来做。结果完成的只有一篇《宋祁与宋代文学发展》，1989年在《文学遗产》刊出。后来，因为参加一部文学名著辞典的编写，我把宋代词集也粗粗看了一遍。这样粗略但贯穿的阅读有一个好处，可以发现一些只读一两个作家读不出来的东西。因此写成《梦窗情词考索——兼论本事考索及情词发展历史》一文，后来也在《文学遗产》发表。除此之外，我阅读宋代作家的一些体会还收进《禅宗与中国文学》一书的有关章节。此后，在宋代文学方面的研究便陷于停顿。

在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在阅读仇注杜诗时曾从图书馆借出《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集，又利用比较容易得到的几种宋本资料，对杜集做了一遍校勘。通过这个训练，自我感觉对杜诗的文本材料有了比较全面的掌握。80年代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都非常活跃，我在毕业后的一个阶段开始比较多地阅读一些译介的西方思想著作，对中国哲学、佛教等都想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当时想得比较大，很想把外语也好好补一补，甚至还考虑过是不是学习一点梵语。当然也想到如何结合自己的专长开展研究，当时想到的一个题目就是杜甫。后来，计划大部分没有实现，外语也没有多少提高，也缺少勇气向其他方向发展，只完成了有关杜甫的几篇论文，另外还完成了有关禅宗的一本书。

《论自传诗人杜甫——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是我在《文学遗产》发表的第一篇有关杜甫的论文。为了完成这个题目，我曾向大学时的同学、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比较文学博士的任雍求教，找了惠特曼等人的诗来读。记得稿子投出去几个月，收到陶文鹏先生的亲笔回信，他的硬笔字十分豪放，写了有好几页，给了我不少鼓励，使我有信心接下来继续完成其他有关杜甫的一些构想。这个工作得到《文学遗产》的持续关注，从1990年到2001年，一共发表了五篇我的有关杜甫的论文。

这时，我的研究工作逐渐转回到唐代。一个原因是当时主要教唐代文学的课，另一个原因就是来自《文学遗产》和其他方面的鼓励。接下来，从1993年开始，我又师从启功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有研读杜甫的基础，而启先生对“元白文章新乐府”十分欣赏，受此影响，我决定选择白居易作为研究课题。最后完成的论文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调查白集的各种文本资料，另一部分讨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题目起初拟为“《白氏文集》研究”，后根据启先生的意见改为《白居易集综论》。在全书出版前，其中的《白居易与李商隐》一篇先被《文学遗产》接受发表。

作为博士论文工作的延续，从2000年开始，我又用近十年的时间，先后完成了《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两部书稿，总计近400万字。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细读文本的过程，我就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写成《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和《拟制考》两文，先后被《文学遗产》接受。

完成白集的校理工作后，我的“野心”又大了一点，在以前所做杜集校勘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做一部新的《杜甫集校注》，在2012年基本完稿，大约有150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推出已故萧涤非先生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汇评》，篇帙宏富，资料齐全。我想做的则是一个能够替代清人注本、比较适于阅读的杜集读本。与这一工作有关，我的《杜诗与〈文选〉注》一文在《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登出，这是我最近一次向《文学遗产》投稿。另外，在完成白集、杜集校注工作之后，我还想继续《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一文的思路，对魏晋至唐代的诗歌词语使用情况进行一些调查，目前还处于摸索试探的阶段。

从第一次投稿到现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主要学术工作也都包括在其中。我做过的这些事情未必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给自己制定的学术发展规划也始终比较模糊，没有一个既定的长远目标。有时事先有计划但结果半途而废，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做完一件事情再想下一件事情。从主观角度说，这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够执着，缺少一往无前的勇气，对有难度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比较感兴趣，但对挑战性很大的工作则心存畏难。在课题选择上也比较功利，总是希望能尽快发表，尽快得到认可，尤其是在刚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那一时期。不过，比较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很多学术前辈的提携照顾，大概就是俗话所谓有“贵人”。另外，还遇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机会。比如，我在做硕士论文时，恰好从北京图书馆查到了没有人利用过的南宋庆元刻本《东莱诗外集》。在调查白集文本资料时，得到日本学者太田次男、神鹰德治等人很多帮助。其间又恰好由单位派到日本工作了一年。

除了以上这些工作外，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也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一些课题和项目。其中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研究”、“古代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等，此外还参加过一些教材的编写。这些集体性活动虽然占去了大量时间，但对我来说也不是毫无收获。很多课题涉及面都比较大，要求你必须补足一些知识缺陷。在完成工作过程中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我的有些论文选题就来自其中。值得忧虑的是，现在课题的规模和覆盖面愈来愈大，学术活动日益演变成一种由课题引导、在体制控制下既有组织又混乱无序的资源竞争，学术的自主性将会因此受到伤害。

回想起来，与其他各方面的幸运或失落相比，《文学遗产》在过去三十年里对我的学术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甚至几次重要选择都与来自《文学遗产》的鼓励有关。在我2003年结集出版的《唐宋诗学论集》一书中，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论文占了将近一半。由于该刊的影响力，这些论文自然也被高看一眼。《文学遗产》一向重视奖掖后进、提拔学术新人，从50年代开始，从我们的老师辈算起，很多知名学者差不多都有早期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的经历，可以说这是年轻学者最希望得到的一种奖励。近年来由于古代文学专业的从业者增加了好几倍（十几倍？），每年毕业的博士人数已远超过当年的硕士，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的难度恐怕也相应提高了不止数倍。而且几乎所有单位的绩效、升职考评都把发表论文作为硬性指标，逼得所有从业者都必须无休止地参与这一竞争，留给青年学者的空间自然更显逼仄。《文学遗产》几年前开始增设网络版，拓宽发表渠道，应当说是一个适时之举，可以多少缓解一下问题。

当然，从学者自身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自己的修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据我的认识，不像有些学术领域和学术刊物，《文学遗产》没有学派、门派之见，所持的是唯一的学术标准。我第一次投稿是经过傅先生推荐，但这种关照只能有一次。以后我给《文学遗产》投稿，也曾多次被退稿。退稿的原因当然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文学遗产》虽然没有门派之见，但有一个“文学本位”的立场，就是要讨论文学的问题。例如我写过《白居易诗中的麽些史料》一文，自认为花了不少力气，突破了原有的知识格局。但因讨论的问题与文学关系不大，后来还是转投其他刊物发表。这种设定当然与我们的学科分划有关，文与史本来不分家，某些有关文学的史的研究，《文学遗产》也是容纳的。但一些更偏向于史或其他方面的题目，可能就会被归入其他学科。比起一些文史兼容的学会和刊物，《文学遗产》的转旋馀地似乎显得小了一些。好在国内还有《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等具有互补性的刊物以及大量学报，可以接受比较宽泛的文史方面的选题。

当然，除去这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还在学术质量本身。记得我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是讨论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后来我又引用一些结构主义诗学的观点加以解释，投给《文学遗产》，但被退稿。编辑认为我的论述不中肯。后来这个稿子我就自己收起来了。实际上，被退稿并不是坏事，它帮助我及时修正自己的学术思路，淘汰下乘之作，以免留下遗憾。此外，《文学遗产》推崇一种厚重笃实的作风，有的稿子编辑也明确告诉我与《文学遗产》的风格不合。从发表第一篇稿子起，我先后接触了编辑部的王学泰、陶文鹏、张奇慧、王毅、戴燕、吕微、张剑诸位先生。由于我本不善交际，与各位先生谈不上有什么“私人关系”，但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学术上的帮助，对他们的学术判断力也十分信任。近年来，我也遇到一些学术刊物来约稿。对这种约稿我自然心存感激，但另一方面又抱有疑虑，担心对方碍于情面接受稿件，而无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近年，《文学遗产》和其他一些学术刊物仿照国际学术界的通行作法，引入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凡事有利有弊，据说日本知名的中国学教授现在不太愿意给《日本中国学会报》投稿，原因是难以忍受匿名评审者的无情羞辱。同样的情形在中国恐怕也难以避免。因为刊物原来发稿并不是由编辑一人做主，而匿名评审给了匿名人一票否决权，如果他看走眼或有偏见，就有可能扼杀一些好文。按照我的理解，特邀评审或匿名评审制度与现有的编辑部主导制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严格实行前者，则编辑基本上不负责对学术问题的判定，只负责联系和一些事务工作。但这对评审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其人员构成也不宜过多，而且应当是公开的，以便接受学界同仁的监督，大体相当于一个负实际责任的编委会（很多刊物虽设有编委会，但基本上不参与具体工作）。但在现有情况下，匿名评审人对受邀未必十分领情，往往当成额外负担，因此有时给出的意见并不够专业，甚至十分草率（类似的情形在高校博士论文评审中更为严重），反而给作者和刊物带来不必要的困挠。《文学遗产》如果要继续保持较高程度的学术主导性，对目前实行的匿名评审制度或许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回想十多年前搬入新楼时，邻居刘北成教授指着一条通道很有感触地说：“以后的人生就像这条通道一样，一眼望到头了。”转眼十多年的时间又过去了，想想读书人的生活就是这样：读书、教书、投稿、评职称，除了最后一件事比较烦人，其他都平淡无奇。回忆已经过去的三十年，可能就是我人生和学术工作的主要经历了。人生苦短，而学问之树常青。可以期盼的是，只要《文学遗产》健在，还会有一代又一代学人陪伴她成长。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