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桐生

《文学遗产》的年龄比我大一岁。但我知道《文学遗产》这个名刊，还是在读大学中文系以后的事情。我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于1978年2月进入安徽师大中文系就读。1979年，我选择以先秦两汉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1980年6月，经历文革劫难的《文学遗产》复刊，我从古代文学老师口中知道了这个刊物。从那时起，我就陆续关注这个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权威期刊，从中学习国内著名学者的治学路径，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动向，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论文资料。在陆续读完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之后，我当了一名高校教师，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由于从业的需要，我对《文学遗产》的关注越来越多，从最初单纯的一名读者，到尝试向《文学遗产》投稿，开头几年所投稿件都未能被采用，后来渐渐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之一，借助于《文学遗产》，我的一些读书心得能够与同行进行交流。复刊三十多年来，《文学遗产》越办越好，质量越来越高，名声越来越响，活力越来越大。这几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差不多都与《文学遗产》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人到60岁，已有垂垂老矣之感，但作为一份学术刊物，60岁还正年轻，前面还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我对文革以前《文学遗产》的辉煌缺少了解，这里想以一名读者兼作者的身份，谈谈我对复刊后《文学遗产》两点印象。

编辑人员的高度敬业精神，是我对《文学遗产》的最深印象。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编辑人员具备高度敬业的办刊精神，是办好一份专业学术期刊的基本保证。《文学遗产》复刊以后的几任主编——余冠英、徐公持、陶文鹏、刘跃进几位先生，都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才情纵横、学识渊博、著述宏富的著名学者。编辑部各个文学时段——先唐、唐宋、元明清——的编辑，也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文学遗产》编辑部实行三审制和双向匿名评审制，从制度上确保了用稿质量，不会漏掉真正的好文章。他们看稿的眼光毒而准，不仅能看出文稿的真正学术价值，而且深知文稿的问题和不足。这一支编辑队伍的敬业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界是有口皆碑的。记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作者给《文学遗产》投稿，都会及时收到一份《文学遗产》寄来的收稿通知，上面写有文章题目和编号，作者如果想知道文章处理的进展情况，可以给编辑部写信，报出编号来查询文章的处理阶段和意见。在三个月之内，作者可以收到《文学遗产》一份文章最后处理意见。后来有了网络，编辑部与作者的联系更为密切，也更为及时。学者们有了好文章需要发表阵地，《文学遗产》需要好的稿源，《文学遗产》就这样与广大作者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哪一所高校的古代文学学科力量如何，哪一个学者擅长哪一方面的研究，《文学遗产》的编辑们都会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如果咨询某一高校的古代文学学科情况，那么《文学遗产》的编辑们会比教育部社科司的官员要熟悉得多。对于《文学遗产》编辑的敬业精神，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举一个例子：2012年，我给《文学遗产》投了一篇文章《传播在战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该文刊于《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文中引用了李零先生《郭店楚简校读记》，注释出处为“《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后来责任编辑孙少华先生来电要我重新核对这一条注释，我重新检索文献，才发现应该是“《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在为自己的粗心感到惭愧的同时，我深深为孙少华先生的敬业、细心精神所感动。最能体现敬业精神的，是《文学遗产》编辑部具有大公之心，能够以质取文。对此我有更深的体会。2005年，我给《文学遗产》投了一篇文章：《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这篇文章是我多年读书思考的结果。在此之前，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是将先秦散文史分为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这互不相干的两大块。拙作根据郭店简、上博简等新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第一次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认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上承商周历史记言散文而下启战国诸子散文，以此为枢纽，打通了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之间的联系，将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看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拙作进一步指出，中国说理散文并不是要等到《论语》、《老子》才开始起步，而是早在《尚书》、《国语》的历史记言散文中就已初具规模，只不过这些历史记言文有一个简略的叙事框架，就是这个叙事框架迷惑了学者的眼睛，误以为它们是记事散文。这个叙事框架到曾子论孝的系列文章中就已经去掉，因此我做出推断，中国说理散文是在战国前期曾参时代基本走向成熟，并在战国中后期得到稳固和发展。文章投到《文学遗产》之后，得到一审范子烨先生、二审刘跃进先生、三审陶文鹏先生的肯定。该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文章发表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被教育部主管的《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 Selected Publications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创刊号全文英译向国外推介，并被《中国学术年鉴》（2005）、《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同时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2006年，该文获《文学遗产》2004至2005年度优秀论文奖。华东师大潘文国教授“认为是几十年来罕见的好文章，填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空白”。这篇文章从发表到获编辑部论文奖，都是出于《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学术公心。我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并不算多，相信其他作者对《文学遗产》的专业、敬业精神会有更深切的体会。

在坚持古代文学研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是我对《文学遗产》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文学遗产》所倡导的创新是多层面的，它包括新方法的运用、新材料的发掘、新论点的论证、新思想的提出、新领域的开拓等等。从《文学遗产》每年“编后记”中可以看到，编辑部并不是守株待兔，呆在办公室等着作者投稿，编发完稿件之后就万事大吉，而是始终在思考如何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研究方法在学科建设中是非常重要的。与其他年轻学科相比，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非常古老，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研究历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传统研究方法。早在汉代，以河间献王刘德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就力戒浮辨，倡导实事求是。到清代乾嘉学派，更形成一套无征不信的朴学方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之中，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总结为十点：“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轢，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九、喜专治一业，作‘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乾嘉学派的朴学方法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之上，观点应该从材料中出来，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以作为治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从《文学遗产》刊载的文章可以看到，《文学遗产》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坚持以学术为本，不搞花架子，不钻牛角尖，强调问题意识，注重论证过程，体现了重文献证据、不事空谈的严谨学风。

坚守无征不信的传统治学精神，并不意味着《文学遗产》以不变应万变。相反，《文学遗产》复刊以来，一直在寻求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表现尤其突出。改革开放以后，一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涌入国内，如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心理分析、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美学方法等等，在国内学术界兴盛一时。学术视野长期受到禁锢、习惯于社会历史方法的中国学者对此备感新鲜，学习新方法、尝试新方法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术潮流。记得《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林兴宅的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该文用系统方法研究阿Q性格，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这个成功范例对当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不小。1985年，在“方法热”时代大潮鼓舞下，《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了郭预衡、章培恒、程千帆、吴调公、陈伯海、罗宗强、黄天骥等专家，就研究方法的创新进行笔谈，专家们从不同角度主张，应该打破庸俗社会学，倡导多种研究方法并存，拓展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发表了编辑部《改刊寄言》：“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突破以往仅仅从社会历史角度去研究古典文学的单一模式，从而较多地用文学的、美学的、以至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不是将文学简单地当作一般社会政治历史的注脚，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文学本身的特点，以人为思维中心，建立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参照系统，把文学的历史作为主体心灵运动的历史和审美创造的历史加以把握。”时隔十八年之后，2004年第2期《文学遗产》发表《编后记》，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至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无论是纯文学研究，社会学与文化学研究，接受学和传播学研究，文史结合研究，宏观、中观、微观研究，或者古今贯通、中西比较研究，跨学科的研究等等，都可各显其能，不拘一格。”这些文字代表了《文学遗产》编辑部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态度。客观地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方法热”当中，与其他学科相比，《文学遗产》发表的论文在运用新方法方面似乎略有些滞后。但是在经历二十多年、“方法热”退烧之后，我们再重新回头审视这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文学遗产》的“滞后”并不成为它的诟病。这是因为，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方法热”当中，确实存在一哄而上、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的情形，不少文章套用西方新方法却得不出新成果。翻阅这一时期《文学遗产》刊发的文章，就可以发现它追求新变而不失稳健，一方面强调吸收新方法，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盲目跟风、简单套用的弊端。

《文学遗产》的创新精神，更多地体现在它引领学术潮流之上。我国有一支人数众多的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但是却没有一个中国古代文学学会。三十多年来，《文学遗产》实际上扮演了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的角色，在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比作一艘大船，那么《文学遗产》就是这艘大船的掌舵人，是它在引领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航向。《文学遗产》编辑部把握学术大趋势，及时开辟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论题。例如，1986年初，针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长期存在的偏重于微观考据的情形，《文学遗产》发起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活动，组织专家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发展规律以及古典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的各种关系展开宏观探讨。1987年3月，《文学遗产》与《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天府新论》几家刊物一起，联合发起“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不少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宏观特征各抒己见：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中和之美”；有的学者认为古典文学特征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物化表现与内化摹仿的统一、乐感文化与忧患文化的统一，人生体验与审美超越的统一。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期上，专家们也提出了不同主张，有人以中唐为界，将古典文学划分为前后两大时期, 前期是分别以维护和怀疑宗法社会秩序为其思想基础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古典浪漫主义, 后期才是和欧洲文学史上类似的、分别以批判和理论为思想基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的学者则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三个“周期”：由上古以至西周的巫官文学到周秦间的史官文学, 再到楚汉间的作家文学, 构成第一个周期；由汉魏的文质合一, 到晋南北朝的文质分离, 又到唐代的文质兼备, 是第二周期；由宋元雅俗两种文学的平行发展, 到明清两种文学的尖锐对立, 以致近代两者的变化接近,是第三周期。虽然这些学术观点不一定成为定论，但可以拓展视野，启人心智，引导学者从宏观上把握古代文学。又如，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文学遗产》编辑部在1988年3月22日邀请了京、津两地的二十多位古文论研究专家学者, 召开了一次以“古代文论研究四十年之反思”为议题的座谈会。与会专家在反思中所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例如极左思潮对研究工作的干扰, 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论、狭窄功利以及陈旧的思维模式等对研究主体的残害, 研究者自身缺乏历史观点、现代意识和开阔视野, 脱离文学史和文学创作实践, 不注意沟通古与今、中与西、文学与艺术及其他人文学科, 轻视资料的发掘和整理等等。专家们还就进一步发展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各种建设性意见, 诸如加强古代文论横向理论体系的研究, 把文论体系和书论、画论、乐论、宏观与微观贯通一气, 将中国古代文论放在世界文论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范围内, 在深层的比较研究中认清它的特殊理论体系和民族特征等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学者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或分体文学史，根据这一形势，《文学遗产》从1990年第1期起，开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专栏，组织学者展开讨论。在临近二十一世纪之际, 《文学遗产》引导学者对本学科百年来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思想多元化、学术个性化的新趋势，《文学遗产》编辑部及时提出“回归传统、回归经典”的新思想，以期从经典中得到新的创获。这些论题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都有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今后还会长期延续下去，作为一名古代文学工作者，我衷心希望《文学遗产》在未来的岁月，继续当好导航者，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断引向辉煌。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