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刚 

《文学遗产》六十周年了，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界是一大盛事。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成长，应该都与《文学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都是经《文学遗产》发表而走向学术界、为学术界所知的。

《文学遗产》是学术刊物，它与文学创作类刊物不同，如《诗刊》《人民文学》等，是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人在中学时代就熟悉的，《文学遗产》则是我到了大学，开始知道学术研究是什么回事的时候，开始认识并深深热爱上的。《文学遗产》在文革时遭到停办，1980年复刊，因此我的记忆里对复刊的事印象深刻。当时正准备选择古代文学作为专业，因此对这份古代文学唯一的专业刊物自然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这样说，凡是报考中文系的，大都做过作家梦。的确八十年代以前，作家在中国具有极高的荣誉和地位，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也一样，在中学时就喜欢文学写作，也写过一点不成样子的东西，但一篇都没有发表。揣着这样的理想和报负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总认为大学会成就自己的作家梦。进了大学，这才发现，大学并不培养作家，而是以传授知识和积累学养为目的，是为国家培养知识人才，于是慢慢地也就转变了观念，开始作起教授梦了。但做学问和文学创作完全不是一回事，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学之前还胡诌过几篇小说、散文等，但学术论文怎么写却一点也不知道。在老师的推荐下，《文学遗产》便成为我们立志研究古代文学的学生的读物了。毫不夸张地说，我大学四年阅读最多的学术刊物就是《文学遗产》。八十年代《文学遗产》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学术领域也开放了许多禁区，因此当时一些重要的古代文学学术讨论，都是由《文学遗产》发起并展开的。如八十年代期间开展的各专业时段的文学史研究讨论，这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团结和培养某一专业领域学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又如由《文学遗产》发起的宏观文学研究讨论，就是对八十年代以来如何确立文学史观的一次指导性的讨论，这个讨论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文学遗产》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其实在这个刊物建立之初就已经奠立了。如大家所知，《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是作为《光明日报》副刊出版发行的。这当然是因应了国家对祖国传统文化重视的要求，是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产生的。据《文学遗产》老一辈学者回忆，刊物的初衷就是以“百家争鸣”为宗旨，因此这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学术刊物，因此也就能够团结学术界各种不同研究风格的学者。当然，《文学遗产》并不是被动地、简单地发表文章，它还要起到引导的作用。我们看到，文革前的《文学遗产》在秉持着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原则下，开展了许多具有引导性的学术讨论。如人民性的问题、中间作家作品的问题，具体到某一个作家、流派的讨论，都具有这样的作用。这些讨论可能受到当时的政治气候的影响，但回过头来看，许多讨论还是取得了学术上的成果的，比如《胡笳十八拍》的讨论。作为某一个具体问题的讨论，难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也难免会发表一些在现在看来是太主观、太政治化的文章，但是，所有这些，其实都组合成了《文学遗产》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尽量地站在时代的高度，就当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予以回应，以引导全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保持个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史研究中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课题。

因为文革，《文学遗产》被迫停刊，但我们看到，复刊后的《文学遗产》以更年轻、更有活力的面貌出现在学术界。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与全国各不同行业一样，都充满了热情和希望，也充满着斗志和力量，无论是老一辈学者，还是当时中坚力量的中、青年学者，学术研究的确呈现出井喷式面貌。各种不同风格、不同方法的研究，在各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如百花盛开，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令人鼓舞。这样一个时代，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会出现？当然，《文学遗产》在当时虽然展现了新面貌，但文革前的优秀传统仍然被很好地继承着：团结和依靠全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学者、秉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引导古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一如既往地被贯彻和实行。正是《文学遗产》多年来保持着这种守正创新的传统，为这份刊物建立了崇高的学术声誉。真正热爱学术、愿意献身于学术事业的学者，都由衷地喜爱这份刊物，并把它作为衡量当代古代文学研究水平的一个标尺。我有一位朋友，现已经是著名学者了，他当年评聘教授时，送交评审的材料，是另外一份被一般大学认为是最高级别的刊物，他的老师，一位非常著名、有着很高学术造诣的先生后来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报送《文学遗产》那篇文章？这个例子说明了《文学遗产》在老一辈学者心目中的地位。虽然因为现行官僚体制的原因，《文学遗产》在一些大学据说所列级别不高，要低于其他所谓国家一级刊物，但是，我们学者都知道，真正具有学术水平、能对学术界作出贡献的，《文学遗产》当之无愧，它远比那些所谓的更高级的刊物要平实、含金量更高。我们可以这么说，《文学遗产》是一位睿智的老人，因为它也六十岁了，但是，《文学遗产》又不能以人的寿命来衡量，它的寿命到底有多长？我不清楚，但绝对要比人的百年之期长，如果是两百年？三百年？那么六十岁就不能称作老人了，在它的学术生命里，也可能还算是年轻的，正是青春的大好岁月。不过，我已经开始要进入老人了，以我生命长度来看，《文学遗产》比我还要长两岁，它的经历比我丰富，智慧比我高，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尽管它只比我长两岁，但是它一出生就是一个成熟并富有经验的，1950年代、60年代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很多是当时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而我的老师曹道衡先生在这个刊物创立之初就担任其秘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虽比我长两岁，我却不敢视它为兄长，它当然是学术前辈。学术前辈是什么意思？称为前辈的，说明它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它的厚重、它的睿智、它的理性，一句话，它是有身份的、有品味的，是不可亵渎的。因此，这么一位学术前辈、长者，你可以想像它需要随“时”起舞吗？它还需要梳妝打扮、强打精神、时髦披挂上阵吗？不需要！《文学遗产》六十年来靠着一代一代学人的努力，铸成了它自己的钢骨，养成了自己的品格，它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後盾，是坚强的阵地，因此，当代体制中把它排列为所谓的什么级别，丝毫不影响它在古代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我很欣赏《文学遗产》编辑部四十周年的寄语：“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文学遗产》四十年来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也在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性’。”这是《文学遗产》几十年来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工作后的自白，这是符合事实的，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当下的杂志，恐怕没有几个刊物敢于这么说，因为，这要得到学术界的作者和读者的认可。《文学遗产》编辑部还是谦虚了，其实编辑部并不仅仅是起到了团结古典文学工作者的作用，事实上，《文学遗产》编辑部多年来坚持原则，不以刊物谋私利，视刊物为学术公器，显示了几届编辑部同仁的共同的学术品格和操守；此外，编辑部人员坚持边办刊边研究，坚持编辑学者化，这也是《文学遗产》的“本性”！

值《文学遗产》六十周年，作为一个老读者和作者，衷心地表示祝贺，祝《文学遗产》坚持“本性”，在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当仁不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