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

作为构筑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重要典籍，《诗经》以其经典的地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对《诗经》的研究也此起彼伏，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诗经》学史。随着社会和学术的不断推进，《诗经》学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成为学术思潮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审视《诗经》学的发展历史，它既具有共时性的特质，也呈现出历时性的痕迹。实际上，两千多年来，关于《诗经》的各种理念、学说、派别、思想等，皆与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政治因素的变化、社会道德的变迁，特别是学术环境的发展，势必影响到《诗经》学所关注的问题和角度。所以《诗经》学本身的发展趋势和倾向，也同时富有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本文即以《文学遗产》创刊以来所发表的《诗经》研究论文为主要考察和研究对象，希望藉此讨论建国后学术思想变革对《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做出一定的判断。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取样研究，乃是因为《文学遗产》作为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堪称时代学术研究的风向标。据统计，从1955年9月刊发胡念贻先生的《〈诗经〉中的赋比兴》，到2013年第6期刊发吴洋《上博（四）〈多薪〉诗旨及其〈诗经〉学意义》，《文学遗产》发表以《诗经》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共计108篇。这些论文鲜明地体现出时代学术环境、关注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对《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因此，以此刊发表《诗经》研究论文为主要讨论对象是有其代表性的。

一  文化意识的自觉追求与《诗经》研究视野的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古代文学研究也重新起步，但由于此后三十余年政治运动、学科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尽管如此，仍有一批学者坚守学术阵地，尽己所能，艰难地延续着学术的慧命，因此虽然五、六十年代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不高，但其中的星星之火却足以让人感受到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那种执着和崇高。《文学遗产》即是这样一块重要的阵地。以1959年刊发的胡念贻先生《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增刊》第7辑）一文为例。受“五四”以来学者和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诗经》是周代的民歌，而胡先生则认为“《诗经》里面的诗，除《颂》和一部分《大雅》、《小雅》可能为史官之类所作外，其余都是各阶级的群众性诗歌作品，其中包含有民歌，但为数较少。”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无疑是更加准确的。能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中勇敢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也同样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佩。此外，胡念贻《<诗经>中的赋比兴》（《增刊》第  1辑）、《<诗经>中的怨刺诗》（《增刊》第  8辑）、杨公骥《论商颂》（《增刊》第 2辑）等也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正如前述，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没有超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且由于种种限制，对《诗经》的解读也多局限于所谓文学本身，从而缺乏更为深入透彻的文化解读。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重新回归正途，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研究角度和方法也更加多元，尤其是从文化学视角展开对古代文学现象的讨论，已经逐渐成为学者们采用的一种普遍方法。这一局面其实是伴随着八十年代之后文化意识的重新觉醒和对闻一多等前辈学者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借鉴而出现的。由此古代文学研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绩。《诗经》研究也不例外。除传统的《诗经》训诂学、《诗经》学史等研究领域外，《诗经》的文化学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对《诗经》的文化解读虽然不是新鲜的论题，早在汉代初年的《韩诗外传》就以三月上巳节桃花水祓除不祥的习俗来解析《郑风·溱洧》，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也通过对《诗经》中风诗的审视，得出秦人尚武、陈人尚巫、齐风多舒缓之体、郑风多聚会之诗的结论。注重发掘诗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习俗等因素，能够揭示《诗经》的真实面貌。而这种方法与现代的民俗学、文化学研究颇有相通之处。因此，当现代学者渐趋以平常的心态看待《诗经》，不再强调《诗经》中的“经学”内容时，还原《诗经》以及《诗经》学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就成为新时代《诗经》研究的一种自觉追求，从而也开拓出了《诗经》研究的新视野。

从《文学遗产》所刊发的论文来看，1980年代，学者们已经着意凸显《诗经》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的身份，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将《诗经》作为北方史官文化的成果与同样具有鲜明特征的南方楚文化相对照进行研究。姜亮夫、姜昆武的《〈楚辞·九歌〉“灵保”与〈诗·楚茨〉“神保”异同辨》（1983年第2期），韦凤娟的《〈诗经〉和楚辞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1987年第1期），都将《诗经》视为与《楚辞》一样的某种地域文化的产物。如韦文所言，《诗经》主要反映了黄河流域一带中原文化的特点，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则带有浓厚的江淮流域地方色彩。由于江淮领域与中原地区在社会生活、地理环境、民间习俗的极大不同，《楚辞》与《诗经》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对于自然美的认识，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廖群《原始与文明的交响曲――楚辞艺术形态考察，兼论楚辞与〈诗经〉的逻辑关系》（1988年第5期）一文，认为从逻辑发展角度看，楚辞并非与《诗经》并列，更非在《诗经》之后，而是处于《诗经》之前的发展环节上。这些文章都试图通过辨析《诗经》所产生的文化阶段和环境特点，揭示《诗经》的文化传统与南方《楚辞》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差异。到王泽强的《〈诗经〉中楚国歌谣缺失的原因》（2007年第4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析楚国歌谣为何未能入选《诗经》，认为楚国虽然有着发达的音乐艺术，但楚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最为疏远，而且长期与周王室为敌，因此楚地歌谣不能入选。这个结论也是在对《诗经》文本文化背景的充分讨论基础上而得出的。同类型的还有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时期的楚地儒家传〈诗〉》（2009年第2期）一文。这些论文实际上都将《诗经》学研究置于更大更广阔的的文化网络中，将《诗经》同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成果对照研究，从而拓宽了《诗经》学研究的广度。

同时，学者们仍注重从《诗经》所特有的“经学”文化品格中发掘跨领域的课题，特别是《诗经》同其他四经所包含的文化内蕴之间的关系。将《诗经》作为经学看待，本是传统《诗经》学的本色当行，但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反复，在当今学术氛围中，《诗经》学重新回归“经学”似乎有着“螺旋式上升”的意味。无论是《诗》、《书》、《礼》、《乐》，还是《春秋》，随着出土文献、器物的实证以及学者再次对基本文献的爬梳，都展现出更加贴近当时历史和文化的原生态面貌。刘丽文《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2004年第1期），从礼学角度论证了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普遍出现的“赋诗言志”现象的渊源和形成的机制原理，认为“赋诗言志”是对燕享礼仪中固有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这是兼及礼学和诗学的一种讨论。李洲良《论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2006年第5期），认为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是源于《诗》的比兴寄托手法和美刺褒贬精神在史书写作中的拓展和延伸，并与赋比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是史蕴诗心的集中表现，这是 《春秋》学和《诗经》学的跨领域研究。许继起《周代助祭制度与〈诗经〉中的助祭乐歌》（2012年第2期）一文，重点考察了《诗经》中的助祭乐歌以及此类乐歌所表现的助祭内容，认为两周时期的助祭制度不仅推动了周代射礼礼仪文化的发展，完善了择士选官的政治体制，同时丰富了上古乐歌的题材形式和创作内容，礼学同《诗经》学的相关研究也进一步深入。不但如此，常森《论简帛〈五行〉与〈诗经〉》学之关系》（2009年第6期），从《诗经》学背景上来阐释《五行》，复现思想史的一些重要发展脉络，揭示《诗经》学在思想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意识的觉醒，众多《诗经》研究者认识到《诗经》首先是一种文化产物，从而开始了对《诗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诗经》学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探索和追求。这种追求使得《诗经》学研究的背景更加宽广和深厚，过去人们不曾注意到的问题或角度也开始浮出水面，而这也正是《诗经》学在新世纪获得新发展的一大契机。

二 学术史研究热潮与《诗经》学史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古代文学研究也呈现出复苏之势，经历了“文革”洗礼的老一代学者重回科研一线，一批年轻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接续受政治运动影响中断了多年的学术传统，重新确立古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和目标。而完成这项任务，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全面系统地梳理古代文学研究的“遗产”，看一看我们的“家底”究竟有多少，然后才能谈得上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基于这种学术自身内在的驱动力，学术史研究迅速成为一个热点，《诗经》学史、“楚辞”学史、庄子学史、《史记》学史等等，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古代文学学科也在反思自身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科自省所形成的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现在。

作为《诗经》学的一个领域，《诗经》学史研究对于梳理历代《诗经》研究成果，揭示其内在发展理路和逻辑关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诗经》学史研究主要包括历代《诗经》著述的版本、体例、内容以及古今学者的《诗经》观等方面。《诗经》研究的高峰主要出现在汉代、宋代、清代和现代，这几个时代自然就是《诗经》学史关注的重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可谓成果丰硕，并且鲜明地呈现出学术发展的时代特点，即就研究角度而言，逐渐由宏观走向微观；就研究方法而言，开始注意吸收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在《文学遗产》1980年后发表的《诗经》学研究论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夏传才等老一辈学者依靠自己精深的学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撰写了《论宋学<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夏传才，1982年2期）、《先秦<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夏传才，1984年1期）等高屋建瓴的文章，此外加上《<诗经>研究史概要》等著作，共同建构起《诗经》学史的基本框架，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也更加明晰。其后《诗经》学通史、断代史以及个案研究层出不穷，《诗经》学史研究也开始朝着更加微观、细致的方向发展。其中，既有对一些“老问题”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如沈心芜《重审“孔子删诗”案》（《增刊》第17辑）、曹道衡《试论<毛诗序>》（1994年第2期）、马银琴《<毛诗>首序产生的时代》(2002年第2期)、王洲明《关于<毛诗序>作期和作者的若干思考》（2007年第2期）。又有对以往较少被讨论的《诗》学著作和学者的个案分析，如王学泰《明代诗学伪作与<鲁诗世学>》(1999年第4期)、徐志啸《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研究》（1995年第2期）、王长华《余冠英的<诗经>研究》（2000年第2期），以及朱杰人、戴从喜《程俊英的学术思想渊源与<诗经>研究》（2007年第1期）、马银琴《子思及其<诗>学思想寻迹》（2012年第5期）等。此外，更为令人欣喜的是，以往较少被注意的一些问题也进入到学者的视野之中，如《诗经》的结集与其在战国时代的传播问题，马银琴先后撰写了《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2004年第3期）、《战国时代<诗>的传播与特点》（2006年第3期）、《周秦时代秦国儒学的生存空间——兼论<诗>在秦国的传播》（2011年第4期）等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又如汉代之后《诗经》的传播问题，聂鸿音《西夏译<诗>考》（2003年第4期）利用出土文献考察了《诗经》在西夏的传播情况。此外，三家《诗》和《诗纬》研究也有了一定突破，如郝桂敏《<齐诗>的亡佚时间纠谬》（2008年第2期）、房瑞丽《<韩诗外传>传<诗>论》（2008年第3期）、《<齐诗>、<鲁诗>亡佚时间再辨》（2012年第4期）、曹建国《<诗纬>二题》（2010年第5期）等。

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吸收借鉴了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因此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如谢建忠《论<毛诗正义>对李益诗歌的影响》（2006年第1期）以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为视角，深入揭示了李益诗歌特点的思想渊源。又如韦春喜《论汉代人才培养、选拔对<诗经>的影响》（2011年第6期）借鉴汉代教育史和制度史的研究成果，剖析汉代《诗经》学特点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上述仅是八十年代以来所有研究成果中极少的一部分，但窥豹一斑，足以看出这一时期《诗经》学史研究的动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海外《诗经》学研究成果的反映相对较少，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实是亟待注意和加强的。

三  现代学术观念的建立与《诗经》训诂的新成绩

《诗经》训诂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自汉至清，学者们对《诗经》的词语、文字、音韵、名物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释，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由于受封建社会政治教化观念的影响，传统《诗经》训诂又存在着概念不明晰、不重视语法等诸多问题。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西学东渐，随着社会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现代学术观念逐渐取代传统学术观念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导精神，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汲取现代语言学术语和方法重新释读《诗经》，酝酿着向现代《诗经》训诂学的过渡，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传统训诂学有了重要的发展：一方面是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努力，促使传统训诂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是闻一多根据‘三百篇’的特点和训释的需要，创立了从文化视野解读作品的新的训诂学。”无论在学术观念、研究方法、治学目的乃至话语系统等方面，均与传统《诗经》训诂学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后30余年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乏善可陈。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余冠英、程俊英、高亨、袁梅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接续章太炎、黄侃、闻一多等前辈学者开创的传统，勇于创新，《诗经》训诂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为适应古代文学普及的需要，大量《诗经》译注类著作开始出现，其中重要者如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余冠英《诗经选》等。《文学遗产》也应时而动，刊发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文，如王宗石《<诗>难义三则解》（1985年第2期）、姚奠中《<葛屦>新说》（1987年第3期）、《<衡门>新说》（1987年第4期）、《释<绸缪>》（1987年第6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就字词训释看，对传统传注和训诂择善而从，避免繁冗，同时又断以己意，凡立新说，必有依据，不附会臆断。以姚奠中《<葛屦>新说》为例，其释“要”云：“‘要’即‘䙅’，衣的腰身。”释“襋”云：“‘襋’，衣领。”《毛诗故训传》释云：“要，䙅也。襋，领也。”明显可见，姚先生的释义承继了《毛传》，而且解释“要”为“衣的腰身”，较《毛传》更加清楚明白。又如对“掺掺”的训解：“‘掺掺’即‘操操’，操劳的样子。这和惨通懆，‘惨惨’，忧劳的样子，同例。不过‘操操’是手劳，‘懆懆’是心劳而已。”这与《毛传》“掺掺，犹纤纤也”的解释完全不同，而这也是姚先生认为“这首诗是为女工——家庭手工奴隶说话的诗” 的主要依据之一。姚先生的观点虽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然亦可备一说。这种立足于传统训诂学基础之上的开拓创新，也成为整个80年代《诗经》训诂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对前人的承继，但这一时代的学者普遍能够立足于时代的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灵活运用传统《诗经》训诂成果，在语词训释、诗意理解等方面都不乏创新之处，至今看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随着对《诗经》文学价值、文化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诗经》训诂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代《诗经》训诂学内涵也日趋丰富。这种变化体现在研究者在对《诗经》语词文学意蕴和文化含义的系统深入挖掘上，并且相较于三、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的曲高和寡，80年代之后《诗经》语词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和方法上的自觉追求。研究者除了注重训解字词之意外，还同时注重分析字句所体现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揭示其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如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注释《小雅·采薇》“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时特别指出：“诗人以杨柳代春，雨雪代冬，以具体代抽象，不自觉地运用了借代修辞，加上摹形迭词依依、霏霏，使读者产生形象逼真的美的享受。”既训释了字词意思，又分析了诗歌形象塑造的艺术技巧和作用。此外，由闻一多先生开创的将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赵沛霖《兴的缘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一书揭示了鸟、树木、龙、凤、麒麟等原始物象的文化学意义，认为鸟兴象具有祖先观念的意义，树木兴象具有宗族乡里观念的意义，龙、凤、麒麟等兴象具有国祚安危、祸福的意义，并由此论证了作为形式范畴的兴起源的观念本质。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诗经》语词尤其是名物的文化含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80年代之后的《诗经》训诂也多采用这种方法，并由此推动了对于“比兴”和《诗经》文化内涵的研究。

毋庸讳言，八十年代之后的《诗经》训诂在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比如文学研究刊物很少刊发训诂类论文，这虽然是学术研究分工逐步细化的必然结果，但其中也存在着画地为牢的潜在风险，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新的训诂研究成果往往选择视而不见，而没有扎实可信的训诂作支撑，所谓的文学研究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法拓展和深入，这是非常不利于新时期包括《诗经》学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发展的。

四  出土文献的大量面世与《诗经》研究的深化

早在1925年，王国维就在其《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坦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新材料的出现往往带来学术问题探讨的深入和学术视角的更新。随着相关文献的接连出土，《诗经》这部“求之训诂则苦分歧，求之名物则苦茫昧，求之文义则苦含混”的古老典籍，向研究者们敞开了大门。《文学遗产》紧紧扣住学术发展的脉搏，站到了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及时遴选优秀研究文章予以发表，虽然发表的此类文章数量不多，但对《诗经》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诗经》相关的出土文献主要可分为两类，一为简帛文献，一为铜器铭文。《文学遗产》对简帛文献关注较多，铜器 铭文的相关研究则多为文物考古类刊物所青睐。 

近40年来，简帛文献出土的数量很大，《诗经》类文献主要有阜阳汉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简。王国维所谓“今日之时代可谓发见之时代”，放在这一时期毫不为过。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竹简，称为阜阳汉简。其中，与《诗经》相关者一百多枚，包括《国风》近六十篇及《小雅·鹿鸣》、《伐木》等篇。虽然诸篇无一完整，它却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许廷桂《阜阳汉简<诗经>校释札记》（1987年第6期）认为，阜阳汉简《诗经》文字有很多地方优于毛诗，可以其异文作为参照系，校订今本《诗经》，从而为弄清诗义别开门径。同时，许氏用自己的校勘实践对此进行了充分说明。另外，阜阳汉简《诗经》中的《诗序》与《毛诗序》大同小异，当有大致相同的来源，故汉人卫宏作《诗序》之说不攻自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804枚，与《诗经》相关的有《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三》6篇。这批竹简公布后，大批学者投入到相关研究中。马银琴《子思及其《诗》学思想寻迹》（2012年第5期），采用郭店楚简与传世文献互证的方式，对子思著作引《诗》的主要方式及其思想特点进行了全面梳理。廖名春通过简文引《诗》用《诗》论《诗》的情形，指出“可以看到战国时期人们引《诗》用《诗》的真实情况，更可以考察先秦儒家对《诗》义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因此还会获得对《诗经》一些篇章本旨的新解”。饶宗颐先生更是以郭店楚简为立论根基，写成《诗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简资料为中心》，对“诗”与“志”进行重新考虑。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入1300余枚战国时期楚国竹简，此中有关《诗经》者31枚，内容是对孔子论《诗》的记录，定名为《孔子诗论》。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子夏或其他学者论《诗》的记录。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2002年第2期）和郑杰文《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2002年第4期）两篇文章分别对《诗论》的作者进行了深入探讨。《诗论》虽然在文字上与今本《诗经》不同处颇多，但其分为“讼”“大夏”“小夏”“邦风”四组，与颂、大雅、小雅、国风的分法是相对应的。不管是孔子还是子夏，其序文都体现了孔子的诗教思想。《诗论》未被儒家传世典籍所载录，蕴含着大量先秦时期的《诗》学信息，涉及到了《诗序》形成、风雅正变等诸多公案，对研究者来说是全新的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定然能推动《诗经》学的快速发展。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2388枚战国中晚期竹简，文字多为楚系。其第三批公布的《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是两组十分重要的乐诗，分别作于西周初年、西周晚期，类似《周颂》、《大雅》。它们与今本《诗经》没有重合，却丰富了《雅》和《颂》的诗篇，蕴涵着极强的政治教化意味，为《诗经》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陈桐生《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2005年第6期），把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有关儒家的文献结合《论语》、大小戴《礼记》等传世文献，来探讨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七十子后学散文”。《文学遗产》除了刊布最新研究文章之外，还以“学人荐书”的形式向学界介绍新出的重要学术著作。《马银琴推荐：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就把曹建国对多种与《诗经》相关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及时介绍给了同行。

    以上所言是近40年所出与《诗经》相关的简帛文献及其相关研究，另有一种重要的《诗》学资料，亦不容忽视。1959年至1979年间，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晋唐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文书资料，中有东晋时期的古写本《毛诗关雎序》（《吐鲁番文书》第1册）和北魏时期的《诗经》残卷（《吐鲁番文书》第2册），后者包括《周南·关雎序》、《郑风·缁衣》和《小雅》残卷5纸72行。胡平生先生将残卷与今本《毛诗郑笺》对读，指出《诗经》吐鲁番写本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经传合一的古写本，这种抄写形式，保留了公元六世纪《诗经》传本的面貌，以及儒家经典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铜器数量很多，其中带铭文的也屡见不鲜。这当中与《诗经》关系最为密切者，当属平山三器和鲁诗镜。平山三器是中山王鼎、中山王圆壶和中山王方壶三件铜器的合称，1977—1978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墓中。平山三器出现在子夏再传弟子李克（前435-前395）之后，多次直接引用《诗经》，透露出《诗经》在中山国流传的某些消息，“李克正在魏国统治中山的时期任中山相，所以平山器铭文所反映《诗》在中山的风行，很可能与此有关。”同样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北武汉地区出土一面东汉时期铜镜，其铭文刻《卫风·硕人》八十余字，与现行毛诗在文字上存在多处不同，经研究当为鲁诗，故定名为鲁诗镜。这一《诗经》版本文字虽然不多，但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诗经》在东汉时期以多种形式在民间流传。

除以上铜器铭文之外，众多与《诗经》没有直接关系的出土器物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证据群，推动《诗经》研究深入开展。比如说，《商颂》是商诗还是宋诗的问题，聚讼已久，王国维在《说商颂》中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认为《商颂》中出现的名物与同时期的卜辞不符，不太可能是殷人所作，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廖群教授通过对甲骨文、金文及相关出土器物进行综合考量，用证据否定了王国维的说法，扫除了《商颂》可能作于殷商的诸多疑点，把对《商颂》产生时间的讨论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讨论空间中。于省吾先生的《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利用金文、甲骨文校订《诗经》，早已成为此类研究中的经典著作。扬之水先生的《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在传统考据学、训诂学的基础上，将《诗经》文献与出土文物糅合到一起，化入其散文化的笔触之中，把自己的研究娓娓道来，读之令人亲切。此书当属近年《诗经》研究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随着与《诗经》相关的文献不断出土，对于今传《诗经》文本的校订、《诗》与礼乐关系、儒家的《诗》学思想、不同时期《诗经》的传授及流布等问题，有了更为直接的文献支撑，使《诗经》研究的老问题有了新的解决途径。

五 未来《诗经》研究的展望

纵观建国以来的《诗经》研究，经历了从发展到冰冻，再到复苏、兴盛的过程。随着相关文献的不断出土，研究者们在传统考据的基础上，以新观念、新方法、新角度 ，在《诗经》文献研究、文化研究、传播研究及自身学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文学遗产》见证并推动了《诗经》学的进步。但就《诗经》学自身而言，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

第一是文本清理。《诗经》自产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围绕《诗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著作，针对这些成果，我们要尽可能全面地进行梳理，把那些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淘洗出来，通过集中影印的方式贡献给广大研究者。这个工作中国诗经学会一直在做，由夏传才先生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学苑出版社2003年出版）收录《诗经》要籍130余种。之后，田国福主编了《历代诗经版本丛刊》（齐鲁书社2008年版），其收书亦达百种。近期，由中国诗经学会主持编纂的《诗经要籍集成二编》即将出版，收《诗经》要籍一百余种。随着有价值的《诗经》研究著作不断被挖掘出来，《诗经要籍集成》系列丛书还会继续编下去。除了大规模影印价值较高的《诗经》文献之外，出版社根据需要，零星影印《诗经》典籍和有计划地组织专家对重要文献进行整理、出版，也是我们当代清理《诗经》文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虽然建国后出土文献层出不穷，但有关《诗经》的文献呈现出种类多、数量少的特点，每一种文献单独成书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将这些散落于著作、期刊当中的《诗经》出土文献及时辑录到一块儿，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是总结过去。在做好文本清理的基础上，大量难得一见的古籍成为案头资料，搜寻文献的压力大大减轻，我们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对《诗经》学发展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与此相关的著作虽然已经出版了夏传才先生的《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二十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和刘毓庆教授的《从文学到经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等多部或通史或断代研究的作品，但距离全面梳理《诗经》学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海外《诗经》研究颇具特色，只有把他们的成果纳入到《诗经》学史的视野中，才是完整的。对海外《诗经》研究的探讨，是一个值得发力的课题。整个《诗经》学史是由一系列鲜活的研究者组成的，对这些个体的研究，我们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其后的研究中，这仍然是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领域。

第三是普及提高。《诗经》是古中国的歌，它能否为当代人所接受，就得看研究者们让其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大众的知识层次不同，所需要的《诗经》阐释文本也就注定不同，一个本子大家都看是不可能的。现在不缺《诗经》阐释的文本，缺的是针对性较强、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恰到好处地完成了《诗经》与读者的接榫。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普及，是指不同知识水平的读者接受到与之相称的《诗经》信息，不论是一个词、一句诗，还是一个故事，他乐于接受就好。

在传世文献整理和出土文献不断出现的背景下，面对《诗经》研究中的老问题，如《诗经》的产生、与孔子关系、《诗》与礼乐关系、《诗序》问题等等，不能再去重复前人讲过的话，从运用的理论到思考的角度、深度、广度上都需要重新考量，努力有所提升。而新材料带来的新问题，也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去思考，不要过度迷信作为当时抄本之一的出土文献。当然，对于新材料蕴含的新信息，我们要积极地去开掘。另外，同行之间要多进行交流，互相辩驳、启发，这样有利于整个学科的提升。中国诗经学会正是为国内外的《诗经》研究者们搭建了一个直接交流的平台，从1993年学会成立，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诗经》国际研讨会，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为《诗经》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国内外赢得了声誉。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搭建好这个平台，为学者们服好务。

建国以来的《诗经》研究 ，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学遗产》六十年来刊发的《诗经》学论文也很大程度上映照和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诗经》学研究业绩。随着广大同仁研究的深入，《诗经》学中的疑团会逐步解开，而《诗经》这部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古老经典也必然会被更多的人了解、接受和喜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相信《文学遗产》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