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 钟书林 

《文学遗产》自1954年创刊以来，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刊物，始终活跃在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前沿，并产生重要的影响。最近十多年来，在徐公持、陶文鹏、刘跃进三位主编领导下，《文学遗产》与学界同仁互动频繁，引导和影响着古代文学研究的前行之路。其中尤以1998-2000年“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2008年“古典文学三十年”、2011-2012年“新世纪十年论坛”等反响较大，互动最强。

时逢《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之际，仅以《文学遗产》十年（2004-2013）刊文为例，探讨它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所发挥的重要的导向和开拓作用。

一  实证研究：夯实基础

    注重实证研究，是《文学遗产》创刊以来的一贯宗旨。正是因为这一导向性，促进了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以及新世纪十余年来古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特色，成为区别于20世纪上半叶的显著标志之一。2000年，时任主编的徐公持先生为《文学遗产》编辑部的《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作序时，把上述特色作为80年代后古代文学研究的三个进步的标志之一。徐先生说：“在80、90年代兴起了文学史料整理编撰的高潮。先后有《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全元文》、《全元诗》、《全明诗》、《全明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等项目启动，有些项目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此外对于各作家别集的整理和编撰，年谱的编写，以及文学系年等方面，也颇多成绩，数量之多，质量之精，都度越前贤。十余年过去了，各类大型的“全文”、“全诗”、“全词”等项目大致完成，而《文学遗产》陆续刊发的一些补遗文章，进一步弥补和完善了这些古籍整理的缺憾。

    刘跃进先生曾经以《文学遗产》刊发上古、中古文学研究文章为例说：“《文学遗产》复刊以来，对于上古、中古文学的研究稿件基本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上古文学研究从严把握，注重发表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戒浮华，追求平实的学风。……中古文学研究，材料就那么多，都在明处，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却又问题成堆。对这一段文学的研究，更需要有一种通识，一种深厚的学养。”（《关于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文学遗产》自20世纪80年代复刊以来对实证研究的重视，这和20世纪80、90年代兴起至今的文学史料整理编撰高潮，形成有机的呼应关系。

    纵观10年来《文学遗产》刊发的实证文章，如果按大方向分，可分为新出文献与文学文本、传统文献与文学文本两大类。新出文献，如简帛文书、石刻碑铭、写本文献、域外刻本文献等，连同出土遗物、图像资料等，成为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古代文学实证研究关注的焦点。傅璇琮先生曾提出倡议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来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唐刺史考全编·序》）新出土文献如此丰富，如何利用它来做好实证研究，是摆在当代古代文学研究者面前必须思考和钻研的问题。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文学遗产》05年第1期，以下仅标明年、期）、《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思考》（12年第3期）两篇鸿文中，先后作有思考和探索。胡先生提出：“实证研究的总体思路，主要致力于文学文本与新出文献、出土遗物和图像资料的综合利用。”又说：“在实证研究达到一定积累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建构一门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这些思考和探索，可谓“导夫先路”，启人深思。

近10年来，《文学遗产》在新出土文献与实证研究上，确实刊发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有些成果特色鲜明，具有引领潮流的趋势。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考古发现、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等，较大程度地影响学界对先秦、秦汉文学的认识。

高华平《环渊新考——兼论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及该墓墓主的身份》（12年第5期），根据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资料推断“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也极有可能就是环渊”。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时期的楚地儒家传<诗>》（09年第2期）一文，运用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阜阳汉简《诗经》残本，以及其他一些出土文献等，探讨楚地儒家传《诗》的情形。陈桐生《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05年第6期）一文，结合《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出土文献和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等传统文献，得出“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的结论。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实证研究，笔者将在下文的“特色研究”中重点叙述。

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金明馆丛稿二编》）足见新出土文献的发现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不过，对于新出土文献的具体价值，有些也不宜于夸大，而应该审慎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它，研究它。将新出土文献用于实证研究，有时固然可以解决一些长期存有争议的问题，如《郭店楚墓竹简》对老子其人其书研究的推进，但是传统文献的实证研究也有其无法替代的自身优势。陈寅恪先生虽然肯定“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新潮流”研究，但纵观陈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较少用到新出土材料，他往往只是用一些大家常见或忽略的文史材料，通过变换视角，而发掘出许多新意。这一点，至今仍为学界所钦佩和赞叹。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关键还在于新视角、新观念的把握的重要性。在《文学遗产》的跨世纪对话中，曹道衡先生也曾指出：“如果说近百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话，主要还是观念的更新。”步入21世纪后，伴随信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资源共享、文献数字化功能的不断研发，学术视角的敏锐和方法的独特，显得更加重要。

加之近年来，一些没有考古发掘报告、来历不明的出土文物，引起学界的警惕和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新出土材料的重视和利用。

倘若将《文学遗产》十年来刊发的实证研究论文，划分成新出文献、传统文献，分别加以统计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传统文献的实证研究仍为学界的主流，大致占有七八成的比例。这些研究论文，不少出自一些知名专家之手。他们通过爬梳传统文献，变换角度或更新观念，使一些富有争议的话题得到澄清，一些传统的问题焕发生机。

    在《杜甫卒年新说质疑》（05年第6期）中，霍松林先生根据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中的“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等诗句，针对有学者认为杜甫“作此绝笔已到大历六年春日”的新说，提出质疑，并深入阐发，再次坚定杜甫“卒年为大历五年冬”旧说的可靠性。在论文结尾处，霍先生还风趣地说：“我也是希望杜甫长寿的，能让诗圣活到大历六年春，该多好！可惜‘春草封归恨’一联并不能作有力的根据啊！”所论虽俏皮而启人深思。周勋初《李白诗原貌之考索》（07年第1期），从敦煌唐抄本、日本古抄本、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等）、唐人小说等几种接近李白诗原貌的唐代材料入手，通过深入缜密的考索，对后人改窜的李白诗歌加以一定的复原。周先生强调说：“探索真相必须辗转互证”，“一字之推敲，往往要动员到好多领域的知识，故此事虽小，做好它也不易。只有勤奋而谨慎地从事，才有可能接近李诗的原始面貌”。以上两位先生的论文，堪为传统文献实证研究的经典范例，可资后学借鉴。关于李白的生卒年，历来争议颇夥，舒大刚、黄修明《李白生卒年诸说平议》（07年第5期）对“四序”、“四碑”的记载重作斟辨，根据大历初李白仍然在世的新史料，结合唐人《序》、《碑》、《墓志》等，逐一辨析，重新考订，认为李白既不卒于宝应元年(762)，也不卒于广德年间，而应卒于大历元年(766)，其生当在神龙元年(705)。此一看法，虽然还不能视作最终定论，但却扩大了人们观察问题的视野，其意义不容低估。

与此同时，陶敏《柳宗元<龙城录>真伪新考》（05年第4期），通过梳理《龙城录》作者争议中正反两方面的诸多论据，“认为《龙城录》并非柳宗元所作，但作伪者也不是王铚或刘焘；此书的编造大约是在北宋前期，即宋太祖至仁宗前期这大约六七十年中”，结论中肯，令人信服。莫砺锋《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07年第2期）针对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的各种方式加以深入探究，并指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并不是文学史上的偶然事件，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后人对唐诗艺术规范的批评和修正，也体现了后人对新的诗歌艺术规范的追求，它应该被纳人从事诗歌史研究的当代学者的视野之内”。王晖《柏梁台诗真伪考辨》（06年第1期），先从柏梁台诗的用韵字、诗句排序，肯定了柏梁台诗是西汉时代的作品；又从柏梁台诗诗句所附的官职、作者及诗句内容等，推断柏梁台诗就是汉武帝时代所作，绝非伪作，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柏梁台诗的真伪争议研究。张廷银等《族谱所见诗文中的佚作与伪作》（07年第3期）、《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非经典文献——从地方志、族谱和佚名评注说起》（08年第5期），呼吁加强族谱、地方志、佚名评注中诗文资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丰富古代文学史的文化内涵。这些存在形态与探讨，体现了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多元化特征，为古代文学其他样式的研究和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理论研究：开拓视野

古代文学的理论探索与研究，是最近十余年来始终热议和关注的共同话题。《文学遗产》编辑部于1998-2000、2008、2011-2012年先后开辟“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古典文学三十年”、“新世纪十年论坛”，以及“《文学遗产》论坛专辑”，组织专家学者集中讨论古代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对此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2005年4月6日至8日，在“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坛”上，编辑部邀请一批古代文学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大家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理论建构的缺失仍然是个大问题。

    1．本土理论研究的尝试和开拓。

在经历了80、90年代的“失语症”之后，跨入新世纪，一批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变得自信起来，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国本土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其中反响较大的如董乃斌、徐公持先生展开的“文学史有限论、无限论”讨论；陶文鹏、韩经太与蒋寅等先生展开的古典诗歌意象、意境等理论问题的讨论。

    2003年，由武汉大学承办的“《文学遗产》论坛”上，董乃斌先生提出“文学史无限论”，并阐释说：“本文所说具有无限性的文学史，包括但不止于成品形式是《某某文学史》的那种研究和著述，而是更广泛地指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范畴。同时，也指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路一种方法，即把一切文学现象，从人到人的活动，到这活动的种种产物，都看作是一条长河中的朵朵浪花，对其中任何一朵浪花进行研究，都必须运用历史的眼光。所谓无限，则说的是这种研究范围的广阔无垠和成品样式的极其多样、没有穷尽。”（《文学史无限论》03年第6期）针对董先生的观点，徐公持先生指出：“文学史有限性的存在，也是毋庸置疑的，它存在于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所有环节之中。重视文学史的有限性，对于我们提升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水准，建立和完善文学史研究的范式，使学科得到健康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史的无限性与有限性，构成有关文学史的可能性的完整表述，亦即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文学史有限论》06年第6期）为此，他分别从“文学史观念”、“文学史材料”、“文学史体式”、“研究者学识”等四个方面，论证了“文学史有限论”的基本内涵及其表现形态。此外，董乃斌《<艺概·诗概>的诗歌叙事理论——刘熙载叙事观探索之一》（12年第4期），把《艺概》所表现的叙事理论放到中国文学史叙事、抒情两大传统的平台上，就其涉及的诗歌叙事理论、刘熙载的叙事观加以探究。徐公持《衰世文学未必衰——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2013年第1期），针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为“衰世文学”的成见，提出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衰”的卓论。并指出：“‘衰世文学未必衰’这个命题，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适性，是一种‘普遍原理’”，并带出“盛世文学未必盛”的话题，引发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空间。以上均可见董、徐等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方面的探索。

    围绕意象和意境的理论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陶文鹏、蒋寅、韩经太等先生陆续展开对话。从陶文鹏《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到蒋寅《说意境的本质及存在方式》（1992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六辑）；从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到韩经太、陶文鹏《也论中国诗学的“意象”与“意境”说——兼与蒋寅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再从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到韩经太、陶文鹏《中国诗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与蒋寅先生再讨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等，对“意象”“意境”的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探讨。诚如所言：这些“讨论将有助于对中国既有理论范畴的充分阐释，从而也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韩经太、陶文鹏《中国诗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与蒋寅先生再讨论》）。这些系列论文，虽然不是集中刊发于《文学遗产》上，但和《文学遗产》旨在推动古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贯宗旨是一致的。

    2.本土研究方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最近十多年来，《文学遗产》多次组织召开古代文学理论及方法的讨论会，并及时刊发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成果。2004年7月31日—8月2日，《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时任《文学遗产》主编的陶文鹏先生指出，只有实现文学与文献、古今、中西、文史哲、理论与创作的贯通，文学史才能担当起普及与提高的重任。之后，又主办“《文学遗产》论坛”，分由各地高校承办，就古典文学界普遍关注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不少成绩。引导学界不断思考和探索近一二年学科研究的新特点、新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揭示近年来古典文学界已呈现的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2011-2012年组织的“新世纪十年论坛”、《文学遗产》2013年编委扩大会笔谈中，众多专家为今后古代文学研究纷纷出谋划策，如莫砺锋《新旧方法之我见》、詹福瑞《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问题》、李浩《谈古代文学学科的包容性特色》、陈尚君《兼融文史 打通四部》、曹旭《文学研究，请重视“特殊的”文学本位》、左东岭《文学经验与文学历史》、梅新林《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韩经太《古典文学艺术：价值追问与艺术讲求》、马自力《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与对话》、王长华《“了解之同情”与历史意识建立》等，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界最新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探索。其中，詹福瑞先生以王国维对文学的认识为例，“主张文学亦应远离‘利禄之途’”，“强调研究者学术个性的自觉”，“应该在学术观念和研究路数、方法等方面，自觉追求其独特性”，“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研究路数和方法，力争为古代文学研究创造提供新的研究路数，建立新的范式”。这些建议，无疑是给古典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很好忠告和启发。

    在“新世纪十年论坛”中，王兆鹏先生提出了“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纵观十年来，在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中，王兆鹏先生的探索最具代表性。从其《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04年第6期）、《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06年第2期）、《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10年第1期），到《寻找经典——唐代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与孙凯云合作，06年第2期），再到《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12年第2期），反映了他在学术方法上不断进取的发展历程。

    近几年来，与古代文学理论方法探索相同步的戏曲领域的理论方法研究，也取得可喜的成绩。2000年，在回首20世纪戏曲研究历程时，黄仕忠先生不禁感慨说：“相对于古代诗歌、散文、小说来讲，古代戏曲研究确实经历了大喜大悲、大起大落，而不得不在萧条冷落中与本世纪告别。从《文学遗产》反映的信息看，‘文革’后80年代初期复刊，那时的古代戏曲研究显现了很强的劲头。《文学遗产》及增刊6年中就发表了60余篇稿件；……老中青三代学者，人才济济，盛况空前；而90年代后却日渐冷清。”近年来，这一现象有所好转。在戏曲理论方法探索上，也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谭帆《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06年第4期）从“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观念出发，揭示小说戏曲在“叙事性”和“通俗性”上各自的独特性，并对小说戏曲的研究格局提出了新的设想。与古代文学其他文体发展相同步，古代戏曲的传播接受正日益引起戏曲研究者的关注。李昌集、张筱梅《戏曲的图像传播：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07年第2期），从戏曲中文学与图画的结合、“图文同版”等角度，解读戏曲绣像传播的诸多话题，促进了戏曲传播研究的深入。

3.本土与外来理论方法结合的探索和实践。

    相较于20世纪80、9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者驾驭西方理论的能力更加成熟。目前，大家似乎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不仅要关注中西方的既有理论，更需探索从古代文学创作中提炼出理论内涵，与传统的和西方的文学理论加以融会整合，这样做才是有创意的。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在于把思想的结晶融化到具体的文学研究之中，取得四海水，烹我一壶茶。”（李昌集《“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坛”举行》，05年第3期）

在当代古代文学研究界，融通中西方理论方法最好的首推叶嘉莹先生。叶先生从青少时期起就饱受传统文化熏陶，后来长期在海外工作，又深受20世纪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她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及理论的研究，往往中西合璧，顺手拈来，无论是对诗词的敏锐捕捉，还是理论的深度阐释，都有不同寻常的独到体会。《文学遗产》刊发的《从李清照到沈祖棻——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04年第5期）、《论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08年第4期）两篇文章，均颇具代表性。后文系根据在澳门大学中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稿整理而成。其中谈及西方理论对她的影响时，叶先生说：“我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但我不是死板的搬过来，只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启发，我就往某一方面去思考。”同时，她还明确表示：“我不会用西方的理论来套我们的诗词。”在该文中，她运用中西方理论，讲述词与世变的关系。她说：“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一种叫做‘相关情境批评’(contractual criticism)。所谓contact，就是文本里面相互关涉的前后联系。我们现在推广来说，就是一个作品中，凡是一切相关涉的情景，都是contact，其实也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历史背景’。只不过中国所说的‘历史背景’是比较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西方所说的‘相关情境’之含义则更为广泛。”随后，以冯延巳、韦庄的填词背景，朱彝尊对南宋词好处的发掘等为例，具体阐发词与世变的关系。

回顾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还有海外学者利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的先例。比如梅祖麟、高友工，均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杜甫诗。继高友工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汉语诗歌研究中的新工具与新方法》（2013年第2期），则把语言学对于古代诗歌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类：韵律学、语体学、汉语类型的演变。同时指出：“这三个方面的理论工具为我们观察汉语诗歌从古到今的变化，提供了一些角度”，他还提出“语言分析法”、“验证法”、“交合生成法”等“学术的现代化”的方法，并把它们与传统的“体味法”、“印象启示法”等加以比较。冯先生认为：“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从鉴赏的角度揭其美，也可以从思想的角度掘其深，还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发现其所以如此的特殊机制。”提议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面对国内外古代文学研究的变化形势，葛晓音先生撰文呼吁说：“我们应当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国内学术和海外汉学的长处和短处，在借鉴西方科学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时，不要失去我们的自信和骨气。”（《学术自信和价值判断》13年第6期）以上这些角度，无疑进一步推进了古代文学理论方法的深入探讨，值得关注。

总之，回顾古代文学百余年来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探寻古代文学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成为学界的一大焦点。从20世纪上半叶的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大师，到建国后的老一辈学者，以及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先后在此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因此形成自具特色和体系的研究。诸如袁行霈、罗宗强、王水照先生等颇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下文的“特色研究”中予以重点探讨。

    4.关于古代文学研究中出现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一些学者非常关心古代文学的学科发展，并对学科的发展前景进行把脉，指陈出一些值得警惕和反思的问题。孙逊《期待突破：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的问题与思考》（08年第4期）开门见山地直陈初衷：“讲问题，不讲成绩，以期引起同行对于问题的关注。”孙先生分别从四个方面论列了新时期三十年古代小说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概括为四个“不少”和“不多”：重复劳动不少，原创成果不多；“八卦”研究不少，实证研究不多；已有资料汇编不少，新材料发现不多；文学以外的研究不少，文学本体的研究不多。这些思考，发人深省。陈大康《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04年第1期）强调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若干值得思考的现象：论文数量激增、研究集中于名家名著、年轻研究者群体的“流星雨”现象、一味求“新”而产生的理论偏颇等。陈先生一文，涉及古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触目惊心的学术研究功利化现象。2000年，徐公持先生为《文学遗产》编辑部《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作序时，用了大量事例专门论述古代文学研究界浮躁功利现象，并且指出：“以上情况，表明学科队伍鱼龙混杂，而部分人员心态颇为浮躁。尤其是少数青年学者染此恶习，学科前景实颇堪忧”。可叹的是，十余年来，这些风气非但没有好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黄天骥《解放思想 继续开拓——兼谈“边缘化”问题》（第4期）再次呼吁研究者正视古典文学的“边缘化”，摒弃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这些呼吁和反思，确实值得古代文学研究界同仁认真对待和思考。

三  特色研究：开拓新局

1.古代文学的信息数字化研究。

步入新世纪后，发展最快的是信息科技，古代文学作为传统学科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有本学科的思考和探索。2005年，《文学遗产》第l期刊发李铎、王毅《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王毅先生以访谈人身份，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铎博士进行采访，李铎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主持开发的《全宋诗电子分析系统》及其相关情况。同年第5期，又有《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数字化成果概述》专题报道，继《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之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了《全宋诗》的数字化工作，尝试使用计算机对文献进行智能化的研究和整理，由“检索系统”拓展到“分析系统”，开始了古代文学领域大规模数字文献整理与研究。随后，北京大学以中文系为主干，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同期，郑永晓《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指出：“在古籍数字化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是广大文学研究者和IT业者共同面对的挑战”，并详细论证了计算机人工智能与古代文学研究契合点、计算机智能化前景及其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关于计算机的思维方式与古籍整理等相关问题，启发深思。

在古籍数字化后，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人、机的和谐关系，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罗凤珠《引信息的“术”入文学的“心”——谈情感计算和语义研究在文史领域的应用》（09年第1期）一文，也谈到了自己的思考：“计算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也不可能在人文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里完全取代人脑，但是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度与能力都超乎人的想象”。

在古代文学与计算机数字化技术的实践结合上，王兆鹏先生提出《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12年第2期），他说：“我们联合相关数字人文领域的专家组成团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将我国浩瀚的、静态的、分散的纸质文学史料，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集成、发布和地图展示，建立多功能的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资源共享平台”，“将文学纸质史料集成化、数字化、图表化、可视化，具有资料查询、数据统计、地图生成等功能”，从而“改变文学史研究的视角、维度和书写模式”。2012年，王兆鹏先生以此构想为题，成功申报国家重大攻关项目，目前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总之，信息科技发展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古代文学的相关研究如何跟上它的步伐，还需要学界同仁的进一步努力。

2.古代文学的域外文献与文学研究。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新条件下，古代文学作为中国的传统学科，如何凸显国际视野，如何跨文化交流和研究。这些思考，既是2000年《文学遗产》编辑部《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探讨的热点，也是十年来《文学遗产》注重的焦点。伴随当下倡导的“走出去”计划，恐怕更是今后不可忽视的重心。综括十年来《文学遗产》这一领域的成果，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古代文学研究国际化的理论探索和思考。刘扬忠《也谈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05年第1期）、廖可斌《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11年第6期）、程章灿《作为学术文献资源的欧美汉学研究》（12年第2期）等鸿文，都体现了学界的当下思考和探索。

二是域外文献整理与研究。汪燕岗《<西汉通俗演义>与韩国汉文小说<帷握龟鉴>》（06年第4期）将万历四十年金陵人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与韩国汉城大学�%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