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玫

从几个月前收到《文学遗产》编辑部的约稿函起，我内心一直惶惑。我以为，在《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这一喜庆的时刻，写纪念文章，应该是为她做出过贡献、或者是自己有非凡之处的人，可是我二者皆非。况且，《文学遗产》在我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因此，我迟迟没有动笔。不过，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常常想着这件事，不能放下。渐渐地，我感到可以写，也应该写，原因还是由于《文学遗产》在我心里所特有的地位。

我于199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跟邓绍基先生读博士学位。1994年毕业后进入文学研究所古代室工作，到今天，二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我想，《文学遗产》给予我学术上的惠泽，即使只是我个人的感念和收获，也不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 

实际上，如果追溯我对《文学遗产》的最早记忆，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上大学时。我是77级大学生，1978年初进入湖北大学中文系。上大学期间，国家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百废待兴，各类出版物远没有现在丰富。我经常去图书馆翻看那些纸已经发黄的文学类旧报刊杂志。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光明日报》的专刊《文学遗产》，是我印象很深的一种。就是这些旧报刊杂志，让我渐渐体会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魅力。记得那时只要有新的文学类书籍和杂志出版，同学们都互相转告，争相传阅。在大学学习的最初两年，我对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者外国文学没有什么偏向，几乎不管哪类文学书刊出版，我都去买，也并没有感觉买得太多，可见当时出版的书刊数量和现在无法相比。到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兴趣逐渐集中到了古代文学、尤其是元明清文学上面。因此，在1980年6月《文学遗产》复刊、以杂志的形式出版之后，我便更加经常地读《文学遗产》，通过《文学遗产》我可以更集中地读到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了。那时，对我来说，《文学遗产》是展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神髓和魅力的引领者，遥远而神圣，我对她怀有敬仰的心情。

后来，接近了《文学遗产》，向《文学遗产》投稿、在上面发表文章，有时承蒙编辑部垂青，帮忙看稿，从《文学遗产》那里，我得到了更为丰富的收获，有了更加具体而深切的感受。细细体会，和当初做学生时有了不小的变化。概括起来，简而言之，应该说，是良师，似益友。下面从两个方面将我的这种感受具体化。

那是1994年夏天，我博士毕业，刚到文学所工作。在正式到文学所上班之前，便将一篇关于明末清初苏州剧作家剧作中“义仆”形象的文章投给《文学遗产》编辑部。当时的副主编吕薇芬先生和编辑李伊白先生负责审读古代戏曲的稿件，她们都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还记得在《文学遗产》编辑部门外的走廊上，吕薇芬先生把文稿交给我、让我修改时的情境。那时的文稿，是手抄在大张稿纸上的，从吕先生手里接过稿子后我立刻站在那里翻看，文稿中有一两处吕先生直接改过的字迹，我当时觉得改后比原先的说法恰切了许多。为了这篇稿子，李伊白先生在我还在研究生院、没到所里正式上班时就给我打过电话，后来又和我谈了一次话。具体谈的什么意见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大致是关于文章某处论述顺序的调整以及某种材料的斟酌补充。不过，谈话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我刚到文学所工作不久，那天坐在《文学遗产》编辑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我有些拘谨，手里一直抱着我的包。记得李伊白先生笑着说，把包搁那儿吧，你老抱着它干嘛？马上，气氛轻松了不少。接下来的改稿，大概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交稿的时候，仍觉得没有改得十分满意，因为我体会到了《文学遗产》严格标准。这是我和《文学遗产》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谨严、一丝不苟，亲切、如沐春风……，这些感受都留在了我心里。从那以后，每次给《文学遗产》投稿，我心里便有了一个理所当然的步骤：听取意见，然后沉下心来认真修改稿子。

后来给《文学遗产》投稿，我很享受听取编辑部提出的、或者是编辑反馈给我的意见、然后静下心来思考问题、修改文稿这一过程。例如，2010年发表的那篇关于明清戏曲中“小戏”和“大戏”的概念的稿子，改稿的时间应是在半年以上。当然，并不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只做修改这篇文稿一件事。我常常是把稿子先放起来，在读书、查阅有关材料时，再对相关材料进行比对和思考，这个过程中时有新的发现或者新的理解，有时还发现了稿子里的错误。每到此刻，我从心里感谢《文学遗产》给了我修改稿子、减少失误的机会。事实是，等稿子放一段时间后再去看，就有了距离，自己一定程度地变成了“旁观者”，站在这样的角度再去思考，更容易切实地解决好问题。那时，是由竺青先生负责古代戏曲的稿件。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有一两次在文学所走廊上遇到竺青，他曾催问过我稿子的事，但我还是按我心里的“程序”，耐心地放置和修改，其根本原因是《文学遗产》在我心里立起了一个标杆，让我认定，要有足够的“沉淀”时间，稿子才能改得有成效，才能符合《文学遗产》的要求。2012年底，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宋代“小杂剧”和明清“小戏”的演出格局的文章，修改的时间更是用了差不多一年。那篇文章里的许多具体问题，我都与其时负责古代戏曲稿件的石雷女士进行过交谈和讨论，因此，那篇稿子往返于我与《文学遗产》编辑部之间不止一个回合。那篇文稿最终发表出来的定稿，和最初交给编辑部时的样子，从论述结构到对某些论点的阐释、以及篇幅和题目，差别都很大。归结起来，向《文学遗产》投稿到发表的过程，是个从学术探讨、学术交流，到思考纠错、不断完善的过程，我数次享受了这一过程，受益于这一过程，因而，我感谢《文学遗产》。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

其二，《文学遗产》对探索性的论题一向予以鼓励和支持，这一点我体会很深刻。我以为，这对学术界探索精神的弘扬，创新探求的推进，意义重大而深远，故而在此很想谈一谈。我从2001年起，参加了我们社科院的重大课题“中国民间文学史”，承担的“民间小戏史”这部分的内容。这个研究项目的参加者，以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为主，加上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者，文学所古代室参加的人最初有我和当时已经退休的张锡厚先生。项目开始后大约两三年，张锡厚先生因病去世。于是古代室只有我参加并完成了这一项目。对于中国古代民间戏曲历史的研究，过去的学术积累相对薄弱，对我来说，则是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从头起步。在几年的时间里，从进入陌生的材料，对材料进行爬梳剔抉，到心有所得，再到写出文章，很慢，其间需要足够的耐心，更加需要的是信心。

记得那是2003年底，当时我正在读与短剧《罗和做梦》有关的材料，听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图书馆在搬进新址后，将傅惜华先生的藏书清理开放，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前此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图书馆一直在东四八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初，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读硕士学位时，常去八条戏曲所图书馆看书。因为场地限制，傅惜华先生的藏书一直未向读者开放。傅先生的藏书中，康熙年间抄本、明末清初的传奇作品《两生天》是孤本，因为其中穿插有“罗和做梦”的故事情节，我很想读到它。所以2004年春节刚过，我便去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看了这部书，之后写了《清代时剧〈罗和做梦〉正源》一文。2004年3月1日，我把文章投给了《文学遗产》。记得那天我把纸质的文稿交给李伊白先生时，告诉她我看到了傅先生藏抄本《两生天》，写了这篇文章，她很高兴地接过了稿子。之后李伊白先生给我打过一两次电话，说了些技术上的问题。这篇文章修改的时间不长，改动不大，在《文学遗产》2005年第一期上发表。这是我做“民间小戏史”这一研究课题期间发表的关于“民间小戏”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激励了我接下来的研究兴趣，鼓励了我完成这一项目的信心。

在民间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里，民间戏曲是用“小戏”或者“民间小戏”这些词来表述的。所以，进入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就是要厘清“小戏”这个概念的含义，并且需要理清楚“小戏”和“民间戏曲”概念的关系，这中间涉及的材料杂芜，而且，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谈论这一话题时其角度和对象均有诸多差异，可谓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这是我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只能尽我所能，摘其旨、撮其要，归结讨论主要问题。2009年，我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整理成《明清戏曲中“小戏”和“大戏”概念刍议》一文，交给了《文学遗产》，发表在2010年第六期。这篇文章的修改，吸取了编辑部反馈给我的意见。连文章的标题，也是听取了竺青先生的意见改定的。

在对“小戏”概念含义的探究过程中，追本溯源，追溯到了宋代的“小杂剧”。关于宋代的“小杂剧”究竟是怎样的表演样式，前辈学者的研究结论差别很大，这一点以前较少有人注意。我将前人的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作了梳理分析后，限于材料，仍难以确定“小杂剧”具体的表演形式，但可以知道其演出的粗略情形和主要风格。研究戏曲历史，记述往迹只是第一步，穷其流变才是目标，虽然据现有的材料看，明清小戏和宋代“小杂剧”并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但如果从明清小戏的艺术特质的历史渊源这一角度考虑，二者的相近之处很明显。后来，我从明清两代民间演戏和宫廷演戏的格局这一角度，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整理成一篇长文，交给了《文学遗产》。在听取了编辑部反馈给我的意见、并与编辑石雷女士的几番讨论和修改后，这篇文章发表在2012年《文学遗产》第六期上。直到刊出在即，石雷还在电话里和我商量文章题目的改动，最后题目定为《明清小戏的演出格局探源一一兼及宋代“小杂剧”研究》。我心里知道，这些文章中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一定存在，不能说是定论，正因为如此，让我感受到《文学遗产》对学术探索的支持，对学术创新追求的包容。

我曾经读过1954年3月1日《文学遗产》第一次出刊的《发刊词》，其中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辩论。”我想，这种立足于丰富和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宗旨，严谨求实而又开放包容的胸怀，从创刊之初一直延续到今天，是《文学遗产》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重量级刊物的关键所在。一个花甲，对一个刊物来说不能算短，对一代又一代学人来说，更是很长的时间。在《文学遗产》迈过花甲之年这一值得庆贺的时刻，我衷心祝愿《文学遗产》不断发展，繁荣辉煌，让更多的学人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历练和滋养，为学林增色添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