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

《文学遗产》自1954年创刊以来，迄今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不平凡历程，在引领前沿方向、发表重要成果、培养人才队伍以及推动高校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业已成为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高水平，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学术盛誉的权威刊物。2009年，笔者因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49—2009）[1]的撰写任务，遂有机缘持续关注并查阅了大量刊载于《文学遗产》的学术论文及相关信息，在对《文学遗产》六十年的风雨兼程进行历史回溯的同时，也深为学界前辈和同仁的学术坚守所感动。概而言之，《文学遗产》可以“文革”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954年3月1目正式创刊开始至1966年6月26日停刊，为《光明日报》“学术副刊”时期；后期自1980年6月《文学遗产》复刊至今为独立出版的“学术杂志”时期。学术刊物的生命即在于学术讨论与争鸣，尤其在于能否以重要论题引领学术前沿方向。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文学遗产》于此至为重要的建树——在前期主要是连续发起了系列学术讨论和争鸣，而在后期则是以独立或联合的形式举办了系列学术研讨会。彼此前后相继，得失相间，需要加以认真梳理和总结，并藉此为未来前行方向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一

1954年3月1目《文学遗产》正式创刊之初，为《光明日报》以周刊形式所创办的一个学术副刊[2]。《文学遗产》第1期《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后来刊物的导向与实绩可以证明已基本臻于这一学术目标。尤其是《文学遗产》连续发起了一系列学术讨论和争鸣，以此引领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方向，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相关学术讨论和争鸣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下面拟就三个主要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重要问题的讨论和争鸣

1．“双百”方针的讨论。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５月２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也得到了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快速响应。7月，《文学遗产》邀请二十几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发表看法，相关内容分为三组《笔谈“百家争鸣”》连续刊于《文学遗产》。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见于：余冠英《不要束缚批评》，钟敬文《三点愿望》，罗根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批评》，谭丕模《我的两点意见》，范宁《可以开展一次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3]，王瑶《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舒芜《赞古典文学的百花齐放，让研究工作者百家争鸣》，隋树森《百家争鸣与古典文学研究》，[4]刘大杰《一点体会》，程千帆、王季思《我们对于百家争鸣的意见》，詹安泰《对“百家争鸣”的一些感想》^[5]。这些“笔谈”文章对过去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缺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建议：一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应该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二是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倾向；三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进一步扩大；四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方法的多样化。

2．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发生在1956年至1959年间，延续至1961年。现实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是引自苏联的文艺理论观念，实质上是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6年7月，《学习译丛》杂志译介了苏联雅·艾尔斯布克的论文《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该文对苏联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说法进行了批评，引起了刘大杰的共鸣，于是先后发表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6]、《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7]、《文学的主流及其他》^[8]、《关于现实主义问题》^[9]等文，提出了三方面的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现实性和现实意义并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文学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文学；二是批评了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来概括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三是确认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成熟于杜甫、白居易时代。由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鸣，其中刊载于《文学遗产》的重要论文有：廖仲安《也谈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问题——并与刘大杰先生商榷》^[10]，陈翰文《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11]，盛钟健等《也谈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12]，赵鸿雁《关于现实主义的两点商榷》^[13]，仲弘《怎样看待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14]，潘辰《关于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15]等。以上论争作为对刘大杰观点的回应，多持批评性的意见。1959年至1961年间，由于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文学遗产》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所憾命题阐释多于学理研究^[16]。

3．鲁迅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讨论。始于1956年，持续至60年代前期。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前后，学界从学术研究的态度、目的、内容和方法等几方面对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与评价，并由此引发了对鲁迅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讨论。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发表了《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社论，指出：“鲁迅对于研究古代作家和作品，用过工夫，做出了榜样。”这样，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为契机，在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胡适被打倒之后，鲁迅凭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崇高声誉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理所当然地被推定为无产阶级学术新权威而成为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自1956年起陆续刊载于《文学遗产》的相关重要论文有：褚斌杰《鲁迅先生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17]，刘绶松《鲁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18]，舒芜《古鼎的金光和古剑的血迹——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战斗性传统》^[19]，郭预衡《鲁迅论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20]，等等。这些文章旨在突出鲁迅作为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同时也力图通过总结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杰出成就而从中寻求借鉴和启示。

4．文学遗产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8年“厚今薄古”方针的提出^[21]；二是1960年7月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关于文学遗产继承理论的重提^[22]；三是1962年至1964年关于文学遗产继承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其中第三次讨论最为重要，先是胡念贻在《新建设》发表《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23]一文，就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张润之、昌岚相继在《文学遗产》发表《正确看待优秀文学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24]、《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不容模糊——评胡念贻〈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25]等文予以批评，彼此的争论围绕三大问题展开：一是对“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的理解与区分；二是关于文学遗产“对待人民的态度”以及“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的判断；三是关于批判地继承和“兼收并蓄”问题的讨论。

5．“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59年4月，延续至1960年末，主要以《文学遗产》为讨论阵地。1959年4月5日，路坎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有没有选〈春眠不觉晓〉这首诗》，批评《新编唐诗三百首》一书没有选入此诗。此文发表后，引发了许多商榷性的观点，《文学遗产》编辑部作了综合报道^[26]。以此为发端，直至1960年底，在学术界逐步展开了一场关于“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其中发表于《文学遗产》的重要论文有：戴世俊《有没有“中间作品”？》^[27]，蔡仪《所谓“中间作品”的问题》^[28]，王健秋《“中间作品”与阶级》^[29]，胡锡涛《略谈“中间作品”及其他》^[30]，祁润朝《“中间作品”存在吗？》^[31]，江九《谈划分出“中间作品”的不合理》^[32]，庆钟、禾木《谈“中间作品”的几个问题》^[33]，北京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试论所谓“中间作品”的阶级性》^[34]，黄衍伯《关于“中间作品”问题》^[35]等。本次讨论的核心内容即是“中间作品”到底存不存在，大致形成了肯定、否定与折中的三种意见。

6．山水诗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60年，至1961年达到高峰。《文学评论》、《文学遗产》都曾展开专题讨论。其中发表于《文学遗产》的重要论文有：文效东《论山水诗的阶级性》^[36]，潘仁山《谢灵运的山水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吗？》，^[37]曹济平《关于山水诗有无阶级性的问题的讨论》^[38]。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山水诗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山水诗的评价问题。其中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是讨论的焦点问题。

7．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从50年代中期批判胡适文学史观开始，文学史研究一直是《文学遗产》所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总的来说是在学术讨论与学术批判之间左右开弓，又左右徘徊。就前者而言，其中一个重要论题是关于文学史主流问题的讨论，乔象钟《民间文学是我国文学史的主流吗》^[39]，刘大杰《文学的主流及其他》^[40]，江笑波《谈我国文学史的主流》^[41]等文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徐鹏《上海复旦等校讨论文学史主流等问题》^[42]一文还对上海高校有关文学史主流问题的讨论作了概述，《文学遗产》编辑部则对众多来稿中关于中国文学史主流问题的讨论作了综合报道^[43]。此外，文学史问题的讨论还广泛涉及文学史的规律探寻、价值评判以及编写原则和体例等问题。其中何其芳连载于《文学遗产》的《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44]一文，重点讨论了中国文学史的规律、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中国文学的主流以及评价过去的作家和作品的标准等四个问题，旨在摆脱和矫正当时的学术批判氛围而回归文学史研究本身，无论是对于文学史内在规律的探索还是对于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价，都达到了作者所处时代的最高学术水准。

（二）重要作家的讨论和争鸣

1．李白的讨论。始于1954年，持续至60年代。1954年10月17日，林庚在《文学遗产》发表《诗人李白》一文^[45]，依次从“站在时代的顶峰上”、“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中的人民的骄傲”、“李白的布衣感”、“李白的出身与民主思想”五个方面论述了李白的时代、思想、性格及艺术成就，其中有关李诗为大唐太平盛世之音，代表了人民普遍愿望的观点，以及李白的布衣精神的实质，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此后，《文学遗产》陆续刊出的重要论文有：胡国瑞《评〈诗人李白〉》、《李白诗歌的现实意义》、《李白诗歌的人民性》、《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46]，裴斐《什么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精神》、《谈李白的诗歌》、《谈李白诗歌中的一些分歧意见》^[47]，华先宏《读〈诗人李白〉后的感想》^[48]，杨超《与林庚先生商讨关于李白和他的时代问题》^[49]，吴素《评林庚先生在〈诗人李白〉一文中所反映的非历史观点》^[50]，范宁《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51]，时萌《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如何理解李白诗篇中的“盛唐气象”》^[52]，以及陈贻惞整理的《关于李白的诗论——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会议记录》^[53]。此外，本次有关李白的讨论，还广泛涉及今传李白词真伪的问题，《蜀道难》寓意及写作年代问题，以及李白的籍贯、经济来源、艺术形象问题，等等。其中前两个问题^[54]，虽然至今仍无定论，但当时的讨论，却使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55]。

2．李煜词的讨论。始于1955年，至1957年末结束。1955年8月28日《文学遗产》发表了陈培治《对詹安泰关于李煜的〈虞美人〉看法的意见》与詹安泰《答陈培治同志》争鸣文章，讨论的焦点是李煜词有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性。此后自1955年末至1957年末，先后有近三十篇文章展开了对李煜词的讨论，这些讨论文章先后发表在《文学遗产》专栏上，后结集为《李煜词讨论集》于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3．陶渊明的讨论。始于1958年，持续到1960年。1958年12月21日《文学遗产》发表了《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和北师大中文系二年级二班第一组学生讨论的《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由此引发了关于陶渊明的讨论，焦点问题是对陶渊明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评价，以及与此相关的辞官归隐等问题的评价。《文学遗产》编辑部共收到有关陶渊明讨论的文章二百五十一篇，后来部分文章结集为《陶渊明讨论集》，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4．李清照的讨论。始于1959年，持续到1962年。1959年4月12日《文学遗产》发表棣华《不要抬高也不要贬低李清照》一文，对北大《中国文学史》中关于李清照的评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此引发有关李清照的争论，其中发表于《文学遗产》的重要论文还有：黄伟宗《论李清照——与棣华同志商榷》^[56]，王季思《漫谈李清照的词》^[57]，郭预衡《李清照短论》^[58]。讨论的焦点是李清照是否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大致分为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

（三）重要作品的讨论和争鸣

1．《红楼梦》的讨论。《文学遗产》自1954年3月1日第1期刊载俞平伯《曹雪芹的卒年》一文开始，连续发表了大量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其中属于讨论和争鸣的可以分为前后两波，第一波作为1954年“批红”运动的延续，集中于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评以及俞平伯本人的自我批评，但整体学术含量不高。第二波发生在1960年至1963年之间，是“批红”运动之后的另一次学术讨论，尽管依然带有学术批判的余味。1960年9月18日，昌岚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彻底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人性论”观点——对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的意见》，由此引发了持续三年的《红楼梦》的讨论。其中发表于《文学遗产》的重要论文还有：雷羲《评〈红楼梦论稿〉中的错误观点》^[59]，蒋和森《批评应该实事求是——答对〈红楼梦论稿〉的意见》^[60]，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再商曹雪芹卒年问题》^[61]，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62]，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答周汝昌、吴恩裕两先生》^[63]，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64]，吴世昌《脂砚斋是谁》、《再论脂砚斋与曹氏家世——答朱南铣先生，兼论某些考证方法与态度》^[65]，朱南铣《关于脂砚斋的真姓名》^[66]，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67]。本次讨论聚焦于三大问题：一是有关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的争论；二是曹雪芹卒年的问题；三是脂砚斋是谁的问题。但最终未能达成统一的观点。

2．《长恨歌》的讨论。发生于1955—1956年间，聚焦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其中刊载于《文学遗产》的代表性论文有：褚斌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68]白枫《〈长恨歌〉的思想性》^[69]，罗方《谈〈长恨歌〉》^[70]等，大致形成了爱情说、暴露说与普遍意义说三种观点。褚斌杰持“爱情说”，认为《长恨歌》反映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真挚爱情，描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作为帝王、妃子的另一方面——即他们的爱情故事；白枫持“暴露说”，认为《长恨歌》通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和他们的悲剧暴露了中唐时代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罗方持“普遍意义说”，认为李、杨故事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具有一定普遍意义。

3．《琵琶记》的讨论。1955—1956年间，《文学遗产》专栏先后发表了王文琛《关于〈琵琶记〉》^[71]、程毅中《试谈〈琵琶记〉的主题思想》^[72]、徐朔方《琵琶记是怎样的一个戏曲》^[73]等文，由此拉开了《琵琶记》讨论的序幕。1956年6月28日到7月2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了七次关于《琵琶记》的专题讨论会，参加人数达一百七十多人。会后结成论文集《琵琶记讨论专刊》。讨论的焦点是《琵琶记》是否宣扬了封建思想道德，大致形成了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

4．《胡笳十八拍》的讨论。1959年，郭沫若编写历史剧《蔡文姬》时，引用了《胡笳十八拍》，并在《文学遗产》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74]一文，“坚决相信是蔡文姬自己做的”。由此引起了一场有关《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其中的焦点问题是《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陆续刊载于《文学遗产》的重要论文还有：郭沫若《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三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六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75]，刘大杰《关于蔡琰的〈胡笳十八拍〉》^[76]，高亨《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77]，王竹楼《〈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作的吗？》^[78]。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收入《〈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一书，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79]。

以上由《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发起或参与的有关重要论题、作家和作品的讨论与争鸣，构成了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流程、焦点问题及其价值导向，由此充分显示了《文学遗产》引领学术前沿方向的意识和能力。然而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以上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教条色彩。尽管这些问题的提出、讨论和争鸣本身即具有重要时代意义，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尤其像“中间作品”之类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多少含有从文学自身出发以及回归文学自身规律的意味，对于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时“社会—政治学”批评范式主导下的学术氛围中，学术批评普遍带有简单化、政治化、教条化的倾向，尤其是到了60年代前期，更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学术批评进而蜕变为泛政治化的学术批判。比如1964—1965年间《文学遗产》连续刊文发起对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批判^[80]，几乎等同于一场政治审判，实际上已无学术价值可言。

二

1980年6月，在改革开放与学术振兴的背景下，经过多方充分酝酿和筹备，自1966年“文革”开始被迫停刊的《文学遗产》终于正式复刊，但不再是《光明日报》的副刊，而成为一份定期出版的学术杂志。《文学遗产》由此告别前期的“学术副刊”时期，进入一个独立出版的“学术杂志”时期。作为前期连续发起系列学术讨论和争鸣的延续与变革，以及从原先的“报纸副刊”成为“学术杂志”之后篇幅和容量的扩大，《文学遗产》在后期对于学术前沿方向的引领也同样呈现为多元化的趋势和特点，其中除了直接体现在刊物本身学术栏目的不断完善、与时俱进之外，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独立或与高校等学术机构联办系列重要学术会议的方式主导和推动古代文学研究。这些学术会议多以问题为导向，以前沿为引领，交流了研究成果，活跃了学术空气，激发了理论思考，加强了学者间的联系，同时也为《文学遗产》开辟了获取优质稿源的重要途径，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尤其对于高校的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文学遗产》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

（一）系列学术会议通览

据初步统计，《文学遗产》自1980年6月复刊以来独立或与高校等学术机构联办系列重要的学术会议达八十三次之多，大致以学术研讨会为主体，辅之以学术座谈会和纪念会，由此形成“一主两辅”之格局。为便于通览，现列表如下：

（二）重要学术会议评述

在上述所列八十三次学术会议中，以学术研讨会为主体，以学术座谈会和纪念会为辅助，由此形成了“一主两辅”之格局。现以学术会议的代表性、重要性与影响力综合衡量，选择其中的十二次会议分述于下：

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1981年，北京）^[81]。1981年9月4—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在京召开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北京及部分省市有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新闻出版单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出席了座谈会。会议由《文学遗产》正副主编余冠英、张白山先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先生到会讲话，他提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应该树立一个目标，即在全世界占居高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应树立这种雄心壮志，在资料的掌握、使用和分析方法上，在创立新的见解等方面都能超越前人。与会人员重点就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些根本性问题，诸如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问题、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问题、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问题、加强领导和队伍建设问题以及古籍整理问题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充分交换了意见。本次会议是《文学遗产》自1980年6月复刊以来的首次重要会议，相关问题的讨论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2．“近代文学研讨会”（1982年，开封）^[82]。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华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共同发起，于1982年10月14—20日在开封举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近代文学学术会议，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新闻出版单位的近七十人出席了会议，提交了四十余篇学术论文。与会代表认为，近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历史转变时期，反映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近代文学，既不同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也不同于“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它上承百代之流，下启“五四”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置疑的十分重要的地位，应把它摆在应有的位置上，系统地全面地进行研究。会议回顾了“五四”以来我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充分肯定了阿英、郑振铎等前辈在搜集、整理近代文学资料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指出近代这段重要历史时期文学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薄弱环节，需要大力加强。会议重点围绕近代文学的起迄年代和分期，近代文学思潮的变迁，近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近代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近代少数民族文学，日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情况以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和探索，集中反映了“文革”结束以后近代文学领域学术研究的生动局面和主要成果，对新时期近代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清诗讨论会”（1983年，苏州）^[83]。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联合主办，于1983年12月17—22日在苏州举行。这是建国以来首次清诗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余名清诗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了讨论会，同时还有三十余人列席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四十篇，内容聚焦于清诗的评价问题、清诗的风格流派问题、清诗与唐宋诗的关系、清诗中爱国主义传统的表现等问题，同时也涉及诸多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价。会议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清诗的冷落是不正常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清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不能因小说戏曲的繁荣而抹杀清诗的成就；清诗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是唐诗、宋诗所无法取代的；对于历来为研究者所轻视或基本否定的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与后期同光体诗人陈三立等，应该重新给予更全面的评价。鉴于目前清诗研究基础相当薄弱的现状，要对清诗作出科学的评价还比较困难，有学者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宜先从微观入手，比较广泛地搜集、整理与研究大量诗人作品，在此基础上再逐步作出宏观的研究和评价。本次讨论会检视了建国以来逐步培养成长起来的清诗研究队伍及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为久趋沉寂的清诗研究工作注入了学术活力。

4．“宋代文学学术研讨会”（1985年，成都）^[84]。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巴蜀书社、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联合发起，于1985年9月17—22日在四川大学召开。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宋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比较集中地围绕宋诗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争鸣：一是宋诗的分期问题，主要有仿唐诗体例分为四期、按风格流派分为十一派、按历史顺序分为六期等三种意见；二是宋诗的特点与评价问题。由于长期形成的偏见，历来绌宋诗者甚多。但宋诗约为唐诗的三倍或四倍，且自具有其特色，可以看作与“唐音”相对待的“宋调”，其中最能代表宋诗艺术特色的，则有江西诗派、苏轼和黄庭坚以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三种意见；三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评价问题，主要围绕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及其与西昆及五代余风关系问题展开了争论；四是宋诗流派的探讨，重点是在西昆诗派、江西诗派、“四灵”诗派以及理学诗，在重新评价和阐释的互动中达成了新的认识，取得了新的成果。

5．“宏观文学研究会”（1987年，杭州）^[85]。先是在1986年6月，《文学遗产》编辑部推出了富有创意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立刻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反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共收到一百三十余篇征文，自1986年第5期开始刊登，至1987年第6期结束，共发表了二十五篇文章。然后至1987年3月20－24日，由《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和《天府新论》四家杂志联合发起，在杭州大学召开了“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会议，共有一百五十余人参会，提交论文五十余篇。重点就古典文学宏观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征、古典文学的发展规律、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从《文学遗产》编辑部推出“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到召开“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会议，极大地扩大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影响，所征之文以及会议讨论也起到了宏观研究的示范作用，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更新和学术格局调整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6．“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回顾反思研讨会”（1989年，信阳）^[86]。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及古籍研究所、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及古籍研究所联合发起，于1989年5月16—20日在信阳师范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大专院校、科研、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编辑八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认真回顾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深入总结了研究中的成就、经验和教训，重点围绕对建国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近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相结合，“古为今用”的口号，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模式，以及古代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时期如何更新研究观念、改进研究方法、开创古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会议的鲜明特色是充满着浓厚的反思色彩，包括对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研究模式与方法的反思，对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的指导思想和“古为今用”、“百家争鸣”方针的反思，以及如何通过深刻的反思实现学科研究的根本突破，强调了学科本体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悠久、力量雄厚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应努力建设自己的本体理论，充分显示出古代文学研究界相较其他学科具有更为强烈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意识，以及自我纠正、自我更新的能力，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始终能在曲折途程中显示出向前推进的态势的内在原因。

7．“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讨会”（1990年，桂林）^[87]。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广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等八单位联合发起，于1990年10月15—20日在桂林举行，来自国内数十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出版社的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编辑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两大中心议题，即文学史研究的总体理论问题与文学史编写中的具体理论问题，认真总结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和现当代文学史观的经验教训，探讨了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特征、演变形态和内在规律，尤其是对文学史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包括文学史的基础、视角与单位，文学史的民族文化精神，文学史写作中历史与逻辑、自然时序与逻辑时序、阐释与描述、自律与他律等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强调文学史研究工作要突出对文学史观的研究，加强理论的自觉性，努力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的而不是依附于其他学科的文学史学科理论体系，并写出具有高度的理论性、科学性和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学史著作。

8．“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曲阜）^[88]。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齐鲁学刊》编辑部、曲阜市孔子博物院等联合主办，于1994年8月20—24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国内三十余家研究机构、大学、出版社的学者及美国、韩国、台湾地区等方面的学者近百人参加了会议，提交了近五十篇论文。会议的主旨是探讨儒家思想对文学的各方面影响，总结文学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得失，寻求中国文学的精神特质，发掘对当代社会富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同时还涉及儒家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是一次跨学科交融的重要会议。

9．“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1997，哈尔滨）^[89]。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筹备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于1997年8月12日至17日在哈尔滨一牡丹江召开。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筹）理事、顾问及海内外知名学者一百余人出席了会议，是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性学术盛会。会议宗旨是“回顾与前瞻”，系统总结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明确21世纪学术研究的前行方向。关于前者，聚焦于对百年来古代文学（各种文体）研究的回顾、对文学史学发展擅变的回顾、对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三个重点；关于后者，理论、观念、方法的重要意义是与会代表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有些学者特别强调文学本位的问题，提出文学、哲学、史学的融通必须落实到文学本位；新方法的“他山之石”，一定要落实到文学本位；西方研究方法与民族化研究方法融合，应落实到民族文学本位。适逢世纪之交，有关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包括各种专题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纷纷登场，本次会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0．“古代文学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2000年，北京）^[90]。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发起，于2000年9月9—10日在北京召开，京津冀地区部分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和研究者四十余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与北大葛晓音教授关于部分北大理科学生怎样看待传统文化的调查报告密切相关，学生们提出了未来世纪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的问题。由此引发的话题：一是古代文学学科在时代发展中怎样定位？怎样认识传统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二是如何沟通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怎样寻找学术研究与当代精神的契合点？会议即主要围绕以上两大主题展开讨论。与会学者认为，在高校任教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普遍感到青年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减退，古代文学研究队伍缺乏优秀的后继力量。而社会上对于人文学科尤其是传统文化的误解和漠视，也不免使学者们产生一种失落感。因此，无论是从学科自身的发展着想，还是从全民族的文化建设考虑，我们都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目前进行学术研究的大环境，给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定位，并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这可以视为古代文学研究界对学科定位与前景以及全民族文化建设问题的忧思和回应。

11．“新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1年，上海）^[91]。由《文学遗产》与《文学评论》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于2001年5月10—1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文学遗产》的编委、通讯编委及来自全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共五十余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以“推出精品，针贬学风”为中心议题，而聚焦于以下三大问题：一是当前学风浮躁的原因、现状及危害；二是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机制的建立；三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及方向。与会学者认为，学风建设是保障学术研究发展的手段，其目的是深化、拓展古代文学研究，因而学风建设又是与学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直接关系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从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与会代表重点探讨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古代文学与计算机网络三个层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性和建设性意见。与世纪之交的各种重在学术回顾与前瞻的研讨会不同，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充分体现了对当前学科与学风建设问题的高度关注，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一个重要趋势。

12．《文学遗产》论坛系列（2002—2013年）^[92]。首届论坛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于2002年7月28日至8月1日在兰州举行。与会代表包括《文学遗产》编委、全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四十余人。该论坛本是西北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学术活动之一，但后来逐步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依次于2003年在武汉大学，2004年在新疆师范大学、福州，2005年在南充，2006年在南昌，2007年在青岛大学、重庆、湘潭大学，2008年在中山大学，连续举办了一系列《文学遗产》论坛，直至2011年在北京举行“新世纪十年”论坛，2013年在浙江工业大学举行“宋代文史青年学者论坛”。《文学遗产》徐公持先生在2003年武汉大学《“〈文学遗产〉论坛”开幕词》^[93]中归结为四句话，即“探讨前沿问题，发布最新成果，汇聚学界人气，证成学术精神”。《文学遗产》新任主编刘跃进先生则在2011年“新世纪十年”论坛致辞中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的命题，重点讨论了宏观与微观、史料与史观、文学与史学、智慧与学识、主观与客观等问题，最后如此优雅而洒脱地总结道：“当新世纪十年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就像今天这样，神闲气定，看看我们的足迹，想想我们的未来，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事。”^[94]与以上论坛相呼应，《文学遗产》专门开辟了“论坛”栏目，以及时发表相关优秀论文，显见《文学遗产》论坛作为重要学术平台的显著作用与分量。

透过以上十二次由《文学遗产》独立或与高校联合主办的学术讨论会，可以明显看到后期《文学遗产》不同于前期直接发起和主导相关重要论题、作家和作品的讨论与争鸣，表面看来似是对学术前沿方向引领能力的下降，但换一个角度来说，伴随“社会—政治学”批评范式向多元交融的批评范式转变，必然是从关注政治风向向回归学术本位转变，而与作为学术研究主体的高校的紧密合作，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积极参与高校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是探索引领学术前沿方向新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作出的新的重要贡献。

三

回溯历史是为了反思现在，启示未来。《文学遗产》六十年的风雨沧桑，同时为后人留下值得反思和总结的经验与教训。站在21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衷心期待《文学遗产》在引领学术前沿方向上有更大的作为。在此，笔者冒昧就《文学遗产》的学术定位以及相应对策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与学界同仁讨论。

学术刊物的生命在于学术，在于学术话语权与领导力。《文学遗产》作为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高水平，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学术盛誉的权威刊物，首先应该拥有高远而又科学的学术目标定位。这一目标定位应是基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需要、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学术发展趋势、《文学遗产》自身的历史经验以及较之其他学术刊物的特色优势等综合因素而确立的，应是一种基于学术而又超越学术的战略思维和谋划的结果。回归历史原点，《文学遗产》在1954年3月1目正式创刊的第1期《发刊词》中即明确提出：“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现在看来，这一学术目标定位还是富有时代性、学术性与科学性的。那么，进入21世纪的《文学遗产》应如何作出新的学术目标定位呢？我以为是否可以概括为如下十六个字：“问题导向，理论引领，经典聚焦，多元交融。”先简要分述于下：

一是“问题导向”。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学术发展史，即是发现问题、质疑问题、解答问题的历史。所谓学术能力，首先即在于发现问题、质疑问题、解答问题的能力。而对于一个学术刊物而言，所谓学术话语权与领导力，也同样首先取决于发现问题、质疑问题、解答问题的能力。《文学遗产》在其作为《光明日报》副刊的前期，努力遵循“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的办刊方针，提出和设计了一系列学术论题，从重要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包括“双百”方针的讨论、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鲁迅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讨论、文学遗产问题的讨论、“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山水诗问题的讨论、文学史问题的讨论；到重要作家的讨论和争鸣——包括李白的讨论、李煜词的讨论、陶渊明的讨论、李清照的讨论；再到重要作品的讨论和争鸣——包括《红楼梦》的讨论、《长恨歌》的讨论、《琵琶记》的讨论、《胡笳十八拍》的讨论，等等，基本涵盖了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主潮，充分显示了《文学遗产》“问题导向”下主动设置系列重要论题的意识和能力。到了后期，尽管《文学遗产》“问题导向”的形式和路径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依然在一系列独立或与高校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中得以体现，尤其如1986年6月《文学遗产》编辑部推出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立刻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反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共收到一百三十余篇征文。然后至1987年3月20－24日，又由《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和《天府新论》四家杂志联合发起召开了规模宏大的“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会议，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宏观研究”热，即是富有创意的“问题导向”。再如创始于2002年并持续于21世纪的《文学遗产》论坛以及根据学术需要不时推出的学术“专辑”、“笔谈”等，也都充分体现了“问题导向”之旨。对于这一优秀传统，《文学遗产》应该予以继承、整合和弘扬，并需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配套举措和策略，比如通过一定的学术途径，广泛征求各种重要的学术论题，然后组织力量进行集中讨论和争鸣。为此，首先要对学术论题进行筛选和规划，然后开设相应的栏目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推出；其次，要加强“《文学遗产》论坛”的整体设计，精心选择相关专题，并持之以恒地办好；再次，根据学术论题进展需要，适当增加学术“专辑”、“笔谈”的频次和篇幅，以集中讨论某一重要学术话题，并统筹处理好学术“专辑”和“笔谈”与“论坛”的关系，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呼应。为此，要打破一个学者每年发表论文不能超过一篇的不成文规定，可以视讨论需要和论文质量而定，即使多次发表也不受限制。比如在1960年至1963年之间的《红楼梦》讨论中，吴恩裕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周汝昌、陈毓罴、吴世昌、邓允建等也都各发表了2篇论文，彼此之间的多次往还，更有助于学术讨论与争鸣的真正展开；最后，应赋予《文学遗产》主编更大的学术主导权，并在刊物中开辟“学术绿色通道”，以刊载涉及重大论题的系列论文。再如与高校联合举办相关学术会议，也应该在“问题导向”下纳入系列学术论题的规划之中，变被动为主动，变合作为主导，甚至不妨尝试一下向所有学术机构公开招标的形式，增强“问题导向”的集中度与契合度。

二是“理论引领”。从20世纪50年代重点输入苏联文艺理论建构“政治—社会学”批评范式，到新时期多元引进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百舸争流”的局面，本土理论创新之缺失，确是制约中国文学研究的瓶颈问题，也是长期为中国学者引以为憾的心中之痛。如果放眼20世纪，则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来即是在西方文学观念的指导下、西方研究理论的规范下和西方价值标准的评判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先天地带有西方权力话语的烙印。其积极意义固然巨大，但其消极的影响也至为明显。所以在20—21世纪之交的学术反思中，所谓“失语症”、“本土化”的提出和探讨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和热切回应：一方面是对西化理论带来本土失语的反思，认为照搬外国现代文学理论既不契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不可能形成具有本土特色与世界意义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对本土理论建构的呼唤，通过引入西方批评话语以及中西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启迪与激发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生命活力，最终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文学遗产》作为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高水平、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学术盛誉的权威刊物，应该主动对此作出积极的呼应，应该成为理论探索和创新的学术高地，应该承担起重铸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理论品格和体系的历史使命。客观地说，《文学遗产》曾在一段时间内过于注重文献考证，而相对忽视了理论建设，对此有必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文献是学术的根基，的确应予重视，但理论是学术的灵魂，无魂不立，无魂不活，显然更为重要。当前尤其需要确立“理论引领”的理念，以理论探索和建构引领文献研究，引领文学批评与研究。诚然，真正解决“失语症”与“本土化”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且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这反过来更证明了《文学遗产》确立“理论引领”理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是否有“理论引领”这样的理念、是否以“理论引领”这样的理念来思考问题，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其一是“理论引领”与“问题导向”的紧密结合。一方面是以理论建构统摄并内化于古代文学具体研究对象的阐释与评价之中，另一方面则是从丰富的古代文学研究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质疑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并将这种“发现—质疑—解决”的过程升华为理论范式与方法。换言之，也就是以“理论引领”主导“问题导向”，又由“问题导向”升华为“理论引领”。其二是本土理论建构的循序渐进原则。理论创新具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程序和等级之别。目前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是原始创新不足。鉴此，可以从消化吸收再创新入手，然后逐步走向集成创新，最后进入原始创新的最高境界。三是本土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总结。本土理论的建构并非白手起家，凭空而来，实际上从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这篇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开端的经典之作中，即已通过中西合璧的探索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后至《文学小言》（1906）中率先提出“纯文学”概念以及“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的划分，《国学丛刊序》（1911）中提出科学、史学、文学的概念甄别以及文学中“景”、“情”的“二原质”论，等等，都是西方理论“内质化”、“本土化”的经典案例，都富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到了20—21世纪之交，无论是“本土化”的意识还是成果都有了新的积累，值得加以系统梳理、总结和升华，从而有效缩短本土理论建构的历史进程。

三是“经典聚焦”。所谓“经典”，不是指一般的文学作品，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精品之作，而是特指那些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经典，同时又必然成为本民族语言、思想和价值的载体和象征。由于“经典”具有原创性，是通过作者个人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创造，而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又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超越性的特征，然后通过后人不断的意义重释，而赋予其永恒性和普世性的独特价值——这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核心之所在。所谓“永恒性”，主要是指时间维度而言的，“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后人独特性阐释的结合，是阐释者与被阐释者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通过代代延续的意义重释而不断注入新的意义，所以有“历久弥新”的鲜活感和震撼力；所谓“普世性”，主要是指空间维度而言的，真正的伟大“经典”不仅远远超越了个人意义，同时也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为全世界所共享，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经典。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即是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演变史，而一个民族的文学阐释史以及文学理论建构史，同样也是以文学经典为中心的历史，即以新时期广泛传播和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西方文化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美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生态学、叙事学、阐释学、译介学等等，也几乎都是以西方经典为范本。可以这么说，选择文学经典，不一定能成就理论的经典；但舍弃文学经典，那肯定成就不了理论的经典。当然学界对此难免存在着一些争议，一些文学史崇尚的“经典中心主义”也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笔者认为，“经典中心主义”固然不对，但应该坚持以“经典”为中心，应该聚焦于“经典”，甚至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回归经典”——这不仅仅是出于某种学术理念，更是基于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因为假如离开了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那么所谓的文学史也就不成其为文学史了。在此前提下，需要再对“经典聚焦”问题作些补充解释：一是所谓“经典聚焦”，是以文学经典为中心，因而“经典聚焦”并非“经典崇拜”，“回归经典”并非唯有“经典”；二是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升降过程，因而在“经典聚焦”中需要同时对“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进行双向考察，唯此才能对文学“经典”有一个动态性的了解和理解；三是文学“经典”的形成是特定文学生态生长发育的结果，离开了特定的文学生态，文学“经典”就不能成其为“经典”，因而在“经典聚焦”中需要同时关注“经典”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关系，唯此才能对文学“经典”有一个生态性的了解和理解。

四是“多元交融”。其核心意涵是指跨学科研究。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传统学科，当然仍有传统研究领域与方法的坚持与延续，但就其主流趋向而言，则呈现为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相互促进。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性研究的革新；二是交叉性研究的兴盛；三是边缘性研究的拓展；四是新方法研究的深化^[95]。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以“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作为该书的三大写作原则，强调指出：“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96]这里所说的“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的三位一体，以及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即是跨学科研究在文学史写作上的成功应用。此外，“多元交融”还有三方面的重要内涵：其一是在时间维度上打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界限的贯通性研究，尽管《文学遗产》对应于古代文学，但应鼓励适当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固有领域，提倡更为广阔视野中的古代文学研究，尤其要强化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意识与前沿意识。就此而论，由章培恒先生开创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富有借鉴和启示意义；其二是在空间维度上拓展古代文学地理研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陈寅恪先生在此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中如何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同样富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空间研究之所以再度勃然兴起，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从空间维度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需求与重要意义；其三是在学术交流的维度上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互动，并适当增加刊发台港澳及外国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彼此在互动中的相互启发，相互借鉴，有助于强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甲子沧桑，世纪芳华。在《文学遗产》六十年的风雨兼程中，先后经历了四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新中国成立。《文学遗产》创刊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1954年，在此后至“文革”停刊的十二年间，积极参与了建国初期“社会—政治学”新型学术范式的建构。这一学术范式引自苏联文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为价值导向，由《文学遗产》发起和组织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与争鸣，集中体现了建构“社会—政治学”新型学术范式的重要实践与核心成果。二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革”爆发，《文学遗产》被迫停刊，直至1980年复刊，期间长达十五年之久。这是《文学遗产》六十年学术生涯中一段令人遗憾的空白。三是改革开放。1980年复刊后的《文学遗产》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在深刻反思和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十年沉痛教训的同时，大力引进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从而推动了从“社会—政治学”学术范式向中西交融、多元发展的学术范式的转变，以及从关注政治风向向回归学术本位的转变——这在《文学遗产》本身的学术进程及其独立或与高校联合主办系列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四是世纪之交。当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进程已经走完百年历史之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折时期。世纪之交的学术反思与展望，一同启迪与激发了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生命活力。基于百年的学术积累，面对社会转型的挑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以回归本土、回归文本为根基，通过跨学科拓展与跨文化对话，在“古今”、“中西”的时空交融中重建一种基于传统内蕴与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与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则是新世纪赋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新使命，同时也是对历经“甲子沧桑”、走向“世纪芳华”的《文学遗产》的新期待。

[1] 梅新林、曾礼军、慈波等：《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1954年3月1目《文学遗产》创刊之初，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消，《文学遗产》改由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遗产》自此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但仍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同时还编有《文学遗产增刊》、《文学遗产选刊》。1963年6月9日，《文学遗产》副刊出至463期停刊。次年6月7日从464期开始复刊，改由《光明日报》主办。至1966年6月26日被迫停刊，共计出版556期。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而成为独立出版的学术杂志后，《光明日报》曾应读者强烈要求一度恢复《文学遗产》副刊，双周出版，1981年出刊，1984年停刊。

[3]  以上见第一组《笔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7月8日。

[4]  以上见第二组《笔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7月15日。

[5]  以上见第三组《笔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7月29日。

[6]  刘大杰：《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16期。

[7]  刘大杰：《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24期。

[8]  刘大杰：《文学的主流及其他》，《光明日报》1959年4月19日。

[9]  刘大杰：《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6月3日。

[10]  廖仲安：《也谈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问题——并与刘大杰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

[11]  陈翰文：《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光明日报》1959年11月15日。

[12]  盛钟健等：《也谈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光明日报》1960年2月21日。

[13]  赵鸿雁：《关于现实主义的两点商掐》，《光明日报》1960年3月27日。

[14]  仲弘：《怎样看待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光明日报》1960年5月8日。

[15]  潘辰：《关于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光明日报》1960年8月14日。

[16]  参见向真《对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等问题的探索》（《光明日报》1960年8月21日），张碧波《关于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初步理解》（《光明日报》1960年12月12日），金德门《论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光明日报》1960年12月25日），余一《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结合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61年1月15日），张炯《也论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光明日报》1961年2月5日），向明《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问题的探讨》（《光明日报》1961年3月26日），冯其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光明日报》1961年6月25日），等等。

[17]  褚斌杰：《鲁迅先生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光明日报》1956年4月22日。

[18]  刘绶松：《鲁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4日。

[19]  舒芜：《古鼎的金光和古剑的血迹——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战斗性传统》，《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8日。

[20]  郭预衡：《鲁迅论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光明日报》1961年9月24日、10月8日。

[21]  参见《编者的话——从编辑角度谈“厚今薄占”》，《光明日报》1958年4月20日；《编者的话——谈我们今后的方向及需要怎样的一些文章》，《光明日报》1958年7日6日；《明确方向，向前迈进——关于厚今薄古座谈会的综合报道》，《光明日报》1958年7月6日。

[22]  第三次文代会所提出关于文学遗产继承问题的理论基本上是对毛泽东，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继承和借鉴优秀文学遗产论断的概括和重提。但是这种概括和重提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1958年“厚今薄古”的“左”倾偏向的纠正有着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正确地对待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23]  胡念贻：《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7期。

[24]  张润之：《正确看待优秀文学遗产中的民主精华》，《光明日报》1964年6月21日。

[25]  昌岚：《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不容模糊——评胡念贻〈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64年9月13日。

[26]  参见《关于孟浩然及其〈春晓〉诗的争论》，《光明日报》1959年5月28日；《关于“中间作品”问题——来稿综述》，《光明日报》1960年6月19日。

[27]  戴世俊：《有没有“中间作品”？》，《光明日报》1959年12月27日。

[28]  蔡仪：《所谓“中间作品”的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1月24日。

[29]  王健秋：《“中间作品”与阶级》，《光明日报》1960年1月17日。

[30]  胡锡涛：《略谈“中间作品”及其他》，《光明日报》1960年2月28日。

[31]  祁润朝：《“中间作品”存在吗？》，《光明日报》1960年4月3日。

[32]  江九：《谈划分出“中间作品”的不合理》，《光明日报》1960年4月10日。

[33]  庆钟、禾木：《谈“中间作品”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5月15日。

[34]  北京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试论所谓“中间作品”的阶级性》，《光明日报》1960年7月24日。

[35]  黄衍伯：《关于“中间作品”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11月13日。

[36]  文效东：《论山水诗的阶级性》，《光明日报》1960年6月12日。

[37]  潘仁山：《谢灵运的山水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吗？》，《光明日报》1960年3月6日。

[38]  曹济平：《关于山水持有无阶级性的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60年12月4日。

[39]  乔象钟：《民间文学是我国文学史的主流吗？》，《光明日报》1959年4月5日。

[40]  刘大杰：《文学的主流及其他》，《光明日报》1959年4月19日。

[41]  江笑波：《谈我国文学史的主流》，《光明日报》1959年4月26日。

[42]  徐鹏：《上海复旦等校讨论文学史主流等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4月12日。

[43]  《关于中国文学史主流问题——来稿综合报道》，《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

[44]  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26日、8月2日、8月9日。

[45]  后林庚著为《诗人李白》，于1956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46]  胡国瑞《评〈诗人李白〉》、《李白诗歌的现实意义》、《李白诗歌的人民性》、《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依次载于《光明日报》1955年3月6日、5月1日，《文学遗产》增刊第2辑（作家出版社，1955），《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作家出版社，1957）。

[47]  裴斐：《什么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精神》，《光明日报》1955年7月24日；《谈李白的诗歌》，《光明日报》1955年11月13日、11月20日；《谈李白诗歌中的一些分歧意见》，《光明日报》l956年11月11日。

[48]  华先宏：《读〈诗人李白〉后的感想》，《光明日报》1955年4月3日。

[49]  杨超：《与林庚先生商讨关于李白和他的时代问题》，《光明日报》1955年7月17日。

[50]  吴素：《评林庚先生在〈诗人李白〉一文中所反映的非历史观点》，《文学遗产》增刊第2辑，作家出版社，1955。

[51]  范宁：《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光明日报》1955年9月18日。

[52]  时萌：《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如何理解李白诗篇中的“盛唐气象”》，《光明日报》1956年6月17日、l957年3月17日。

[53]  陈贻惞整理《关于李白的诗论——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会议记录》，《光明日报》1954年10月24日。

[54]  关于今传李白词真伪问题的讨论，参见俞平伯《李白清平调三章的解释》（《光明日报》1957年2月24日）、《再谈清平调答任罗两先生》（《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任二北、罗蔗园《与俞平伯先生商榷李白的清平调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5月5日）。关于《蜀道难》寓意及写作年代问题的讨论，参见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光明日报》1957年2月17日），樊兴《〈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辩》（《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作家出版社，1958）。

[55]  参见詹福瑞《20世纪李白研究述略》，《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56]  黄伟宗：《论李清照——与棣华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59年5月3日。

[57]  王季思：《漫谈李清照的词》，《光明日报》1959年5月30日。

[58]  郭预衡：《李清照短论》，《光明日报》1959年6月28日。

[59]  雷羲：《评〈红楼梦论稿〉中的错误观点》，《光明日报》1961年2月12日。

[60]  蒋和森：《批评应该实事求是——答对〈红楼梦论稿〉的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5月21日、5月28日。

[61]  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光明日报》1962年1月30日、2月22日、2月3月、2月20日、4月10日、6月2日；《再商曹雪芹卒年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

[62]  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3月10日；《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光明日报》1962年5月6日；《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

[63]  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62年4月8日；《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答周汝昌、吴恩裕两先生》，《光明日报》1962年6月10日。

[64]  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6月10日。

[65]  吴世昌：《脂砚斋是谁》，《光明日报》1962年4月14日；《再论脂砚斋与曹氏家世——答朱南铣先生，兼论某些考证方法与态度》，《光明日报》1962年8月9日、11日。

[66]  朱南铣：《关于脂砚斋的真姓名》，《光明日报》1962年5月10日。

[67]  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光明日报》1955年7月3日。

[68]  褚斌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光明日报》1955年7月10日。

[69]  白枫：《〈长恨歌〉的思想性》，《光明日报》1955年9月11日。

[70]  罗方：《谈〈长恨歌〉》，《光明日报》1956年5月27日。

[71]  王文琛：《关于〈琵琶记〉》，《光明日报》1955年5月8日。

[72]  程毅中：《试谈〈琵琶记〉的主题思想》，《光明日报》1955年7月31日。

[73]  徐朔方：《琵琶记是怎样的一个戏曲》，《光明日报》1956年4月8日。

[74]  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

[75]  郭沫若：《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3月20日；《三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6月8日；《六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8月4日。

[76]  刘大杰：《关于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6月7日。

[77]  高亨：《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7月12日。

[78]  王竹楼：《〈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作的吗？》，《光明日报》1959年7月12日。

[79]  参见陈书录、胡腊英《关于〈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的讨论》。

^[80]  参见李捷《如何正确地评价古代作家和作品——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谈后质疑》，《光明日报》1964年10月25日；傅继馥、吴幼源、刘秉铮、王祖献《文学史应该深刻地揭示问题的本质——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元、明、清、近代部分读后感》，《光明日报》1964年12月6日；郭预衡《论唐代几个作家的评价问题——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隋唐五代文学〉一编》，《光明日报》1965年2月21日。

[81]  参见闻群《本刊编辑部召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本刊召开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纪要》，《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

[82]  参见陆草《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开封举行》，《中州学刊》1982年第6期；汪松涛《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开封召开》，《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83]  参见周秦《全国清诗讨论会在苏州举行》，《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英《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在苏州召开》，《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苏任《清诗讨论会侧记》，《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

[84]  参见周裕锴《全国首届宋代文学讨论会情况综述》（《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全国首届宋代文学讨论会综述》（《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谢桃坊《宋代文学首次学术讨论概述》（《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1期）。

[85]  参见逸轩《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87年第4期；王玮《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综述》，《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

[86]  参见宗文《建国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综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闻涛《在历史反思中推进学科本体理论建设——建国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概述》，《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87]  参见福临《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讨论会在桂林举行》，《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文《全国“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在桂林举行》，《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胡大雷《“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术讨论会述要》，《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早在1983年7月至11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门组织一些学者讨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与编写方法等问题，宁宗一、胡小伟、张碧波、王季思、郭预衡、费振刚、林岗、邓绍基等十余位学者撰写文章参与讨论，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成为讨论的重点。至90年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再度受到学界关注，并衍化为“重写文学史”思潮。

[88]  参见黄文《首届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王立《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

[89]  参见韩式朋《“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90]  参见葛晓音《“古代文学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纪要》，《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91]  参见孙逊、赵维国《推出精品，针眨学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世纪之交：学风的反思与总结》（《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92]  参见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遗产〉论坛”在兰州召开》，《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

[93]  《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94]  《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95]  参见梅新林《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9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3—5页。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