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

读《文学遗产》有如桓叔夏每闻清歌的感受，自然想起《世说新语》中“一往有深情”的话，因为《文学遗产》和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息息相关。

77级的大学生往往很务实地设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当我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时，曾和朋友说，此生能在《文学遗产》发一篇学术论文，足矣！并收藏了1980年复刊以来的整整3年的《文学遗产》。

《读唐诗札记二则》是在《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发表的，这是第一篇在《文学遗产》刊载的论文，虽然是6000字左右的读书札记，也不成熟，对我鼓励却很大，觉得瞄准高端刊物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一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2 月）。1990年，因为一篇文章和一本书，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事隔一年后，从1992年起，每年一篇，到1995年参加《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会时，自己已在《文学遗产》发表5篇学术论文。

《文学遗产》举办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会意义重大，我作为年青的作者，在会上聆听了主编徐公持先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汝信先生的致辞，汝信先生在致辞中说：“《文学遗产》这个杂志长期以来已经在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取得了普遍的好评。”一番话真让我们热血沸腾，同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为《文学遗产》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学术研究，写出无愧于《文学遗产》的论文。

其实，我差一点失去参加这次盛会的机会。如果真是那样，我要后悔一辈子。当我接到邀请时，知道开会时间和上本科课时间有冲突，就不想去请假调课，并回信说明情况。想不到李伊白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明这次会议很重要，希望尽量来参会。李先生言辞恳切，体现出对年青学者的关心和爱护，让我很感动。

这次会议让我对《文学遗产》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不仅是发表高端学术论文的阵地，还是学术研究交流的平台。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一是见到袁行霈先生。袁先生对我说：“你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很好，你送我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我认真看了，有开拓意义和实用价值，很有文献考据的功夫。我是把它放在案头的，好时时检用。”我知道前辈们总是鼓励年青人好好读书，多说几句表扬的话，其实自己的工作没那么好。但当时我在学术研究上刚起步，袁先生的鼓励则格外重要，先生让我有了学术的自信。一是大会安排我和宁希元教授同住一房间。我的本科老师徐沁君教授是做元刊杂剧整理研究的，听徐老师讲过，元刊杂剧整理和一般的古籍整理不同，困难很大，有些剧本错别字、俗体字、异体字、简写字很多。1980年徐老师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由中华书局出版，反响很大。宁先生也是做这方面研究的，著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我自己也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的工作经历。因此开会之余我们就围绕元刊杂剧整理进行讨论，进一步了解到徐老师和宁先生工作的甘苦。宁先生深情地讲起文献整理和版本校勘的亲身体验，给我很大启发。

和《文学遗产》的领导和编辑接触多了，对他们的了解也就多了。最早认识的是陶文鹏先生。陶先生看起来很随意，没有架子，但眼光独特，境界很高。他在古代文学界是威望很高的学者、编辑，后来因为经常一起开中国唐代文学研讨会，有了更多向他学习请教的机会。好像有些稍难解决的事，会长傅璇琮先生都会找他商量，让他出面去疏通和解释。推想其原因应有二：一是陶先生善于表达，能把事情说清楚，说到位；二是因为他没有私心，愿意帮助别人，特别热心扶持青年人。陶先生惠我良多，一声“谢谢”无法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我开会时和陶先生接触多，还有一层原因，陶先生讲话有才情、有魅力。有一次，陶先生说，人要有诗情，一句话在常人口中是话，在诗人口中是诗。比如歌德临终在病床上，感到压抑，就说：“把窗户打开，让阳光进来。”想想这句话反映的正是诗人对生命、对自由的渴望，经陶先生绘声绘色地一描绘，简直成了千古绝唱。我在课堂上多次模仿陶先生的腔调叙述这一情景，每次都会赢得学生的掌声。不过，我一直没有查到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也许是陶先生的杜撰，不得而知。我爱听陶先生的演讲，甚至爱上陶先生演讲时敲击桌子的节奏声。

与刘跃进先生接触不多，但因为是同龄人，我很敬佩他的学问。记得他应王小盾先生之邀去扬州大学做过一次小型演讲，倡导关注海外汉学，这是刘先生的一贯主张。在《关于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995年）中，他重申要注意海外研究，这是扩大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由于研究方向不同，很少和刘先生一起开会，但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向刘先生请益。刘先生也比较关注我的研究，他在一次《期待中的焦虑》演讲中说到热点问题，认为：“第二个热点就是文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就是文学地理研究。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南京大学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开创性的成果。”刘先生任《文学遗产》主编后，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我的稿件，但我知道他非常关注、关心我的投稿。我想，他是希望我经常写出一些有份量的论文。

和竺青先生深度相交是在深圳的会上，我们一起参观明思克号航空母舰，他的军事爱好和对明思克的讲解让我佩服，他对武器系统、作战指挥系统、导弹发射系统等细节都了如指掌。因为崇拜，后来我也稍稍迷上了军事，但到现在我尚未入门，可能天分不够。其实，竺青先生对现代军事的爱好，却是缘于他对古代小说的研究。他在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军事情节时，开始涉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并进而对现代军事产生兴趣。他对古代小说研究的格局亦如其熟悉军事一样，我听过他一次演讲，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学者队伍、重点难点、推进方略如数家珍，陈尚君先生也有学术研究和踢足球相关联的理论。我想一位学者有一种爱好，对做学术也是大有益处的。

近来与张剑先生联系较多，我们研究的路数较近，重视文献、重视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做唐宋文学。我认真拜读过他被收入《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中的两篇大文：《评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它〉》、《傅璇琮先生与〈宋才子传笺证〉的成书》，文中可见张剑先生对文献工作的热爱和推崇。他用自己的科研经费买了一套五大本的《宋才子传笺证》分送海内外学术朋友，我有幸获其馈赠，这样重学术而轻金钱的行为在今日尤为可贵，已成为学术界的美谈。张剑先生朴实而重情义，我读过他怀念同事张晖的文章，催人泪下。他对情感长久的保持更让我感动，在前不久的会议上，他在宣读《范浚诗歌的多元视角》论文时，又提及张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全场为之唏嘘。

从接触到的《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各位先生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学风和人品。《文学遗产》和《历史研究》等刊物一样，在学术界以严格、典重、公正、公平的学术品格著称。在学术界流行这样的话：被《文学遗产》录用稿件是莫大的光荣；即使稿件被退，也心悦诚服。因为这昭示着一个事实：在今天仍然有刊物坚持标准而不徇私情；守望学术而看淡私利。

一个刊物与作者的关系，决不仅仅是投稿和录用的关系，而是反映了一种学术风气、学术潮流，代表着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学遗产》指引的是学术正路，彰显的是学术正气。她在默默地奉献，推动着学术研究的进步，引导学术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蓬勃发展。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