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

文章的正标题借用了陆游的诗句，以贺《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我生于戊戌年腊月，尚未满六十，但举其成数，或无不可。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如果要举出一种关系最为密切的期刊，毫无疑问地是《文学遗产》。谓予不信，试看以下几点：最早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刊发在《文学遗产》；发表的文章最多刊登在《文学遗产》；影响最大的论文发表在《文学遗产》；收藏最齐全的杂志也是《文学遗产》。这“一早二多三大四全”，就构成了“我与《文学遗产》”。

《文学遗产》六十年前创刊的时候，是以《光明日报》副刊形式出现的，1980年复刊，才有了期刊形式的《文学遗产》。1963年起编辑书籍形式的《文学遗产增刊》，2009年又创办了网络形式的电子版。不过，我与《文学遗产》的关系，主要在副刊版和期刊版。

讲起第一篇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那是在硕士一年级第一学期写的《李义山诗的心态》。此文呈交先师程千帆先生审阅，他特别从文中选出了两句义山诗“蕙留春晼晚，松待岁峥嵘”，写成条幅相赠，当然也寄寓了他对后辈的勉励和期待。此文中原有一节曰“从自比的古人看义山诗的心态”，认为义山诗中的以古人自比，不是历史上的古人，而是“义山化”的古人，更多的是对历史事实加以引申或改造。因为是“有托而言”，所以研究的时候，“政不必实事求是也”（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六语）。此外，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也会选择不同的古人来自比。先师认为这是一个新发现，嘱我单独裁出改写为一文，即《李义山诗中的宋玉、司马相如和曹植》，并由他推荐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先师日记1982年12月10日云：“以张伯伟‘论义山以古人自比’寄《文学遗产》”。过了三个月，1983年3月18日又记载：“函《光明日报》章正续催发伯伟稿。”由此可知，当时的副刊编辑应是章正续先生。此文刊发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第580期，时在1983年3月29日。这一期的“文学遗产”有个特点，刊发的都是当时年青学子的论文，有社科院文学所青年研究人员韦凤娟，有厦门大学研究生林继中，有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阎华，加上我的一篇。编者还特意写了“编后”语，这已经是一篇历史文献了，故转录于此：

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我们高兴地看到不少青年同志，为了更好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指引下，努力地学习、钻研和写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一期我们集中选编了几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推荐给读者。他们或是毕业后刚走上工作岗位，或是正在跟导师学习的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唐朝诗人刘禹锡有诗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我们欢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青年同志多给本刊撰稿，为开创古典文学研究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那时的学术界颇有点“青黄不接”的情形，所以对年青学子特别鼓励擢拔，而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除了各高校的前辈先生（先师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文学遗产》显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82年第一期《文学遗产》刊出《本刊召开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纪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队伍建设”，原因就在于“十年动乱时期，古典文学队伍是遭受摧残的一个重灾区”，而当时的整体状况是，老学者“体弱多病”，“来日无多”；五十岁上下的教学科研骨干“专业荒废十年”；青年研究者基础较差，“急需充实和提高”。因此，“加强队伍建设，改变目前青黄不接的严重现象是刻不容缓的”（引文出《纪要》）。在同年的《文学遗产》第三期，又刊登了《本刊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会议“体现了《文学遗产》一贯注意培养新生力量的作法”。是的，从创刊初期的负责人郑振铎、何其芳、陈翔鹤等先生开始，《文学遗产》就奠定了对青年作者的研究成果尽量予以扶持的优良传统，并且被后来者继承发扬。六十年后的今天，古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已如浩浩荡荡的洪流，涌现出大量的优秀成果，我们不能忘记一代又一代《文学遗产》的编辑人对此作出的卓越贡献。

细数历年来发表的论文，实在以刊登在《文学遗产》上的为数最多，到2008年为止（这之后我文章写得很少，已有五年未曾向《文学遗产》投稿），长长短短的文字居然刊登了18篇。其中三篇是《光明日报》副刊版。副刊版自1981年复刊，1984年停刊。2002年再次复刊，是由全国古代文学研究各博士点和《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主办的，编辑是曲冠杰先生。曲先生曾经到南京来找我，一方面约稿，一方面希望推荐稿子，但维持的时间不是太长，也许只有一年。若干年前有一位学者统计了在《文学遗产》期刊版发表论文的总数，我的印象中除了社科院文学所，南京大学似乎是发表论文较多的一个单位。期刊版开始于1980年，南大在上面刊登文章的，起初都是前辈学者。青年学者的最早亮相，大概可以1986年第六期作为代表，那期同时刊登了蒋寅的《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和曹虹的《论阳湖派的创作风格》两篇论文，在“论文摘编”栏目中，又摘录了我原刊《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三期的《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论》。当时，我们都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地其它高校的年青学者，我们在这一平台上的发言是稍晚的。如果说，其后南大的青年学者在学术成长过程中，有较多论文刊发在《文学遗产》，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南大古代文学研究之有今日的局面，与《文学遗产》的支持、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检阅自己发表的论文，我想提出两篇来谈一下。一篇是《元代诗学伪书考》，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三期，此文曾于1998年获《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这一奖项是以“王季思古代文学研究基金”命名的，季思先生是我校的校友，当年的老师对他的教导，深印其脑海的就是“聪明人要下笨功夫”。多年以来，《文学遗产》所倡导的学风，是求实的、朴素的，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伪书考》一文，也许勉强可以归入“下笨功夫”的行列，尽管其功夫还远远不够。但《文学遗产》将这一奖项颁发给这篇论文，说明了编辑部和评委先生对于实事求是学风的推崇和肯定。也因为这个奖项，这篇尚存在诸多不足的论文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因而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响，如罗宗强先生编《20世纪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10月版）时，就将此文作为上一个百年富有代表性的论文收入其书。另一篇论文是《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一期。这篇文章与《文学遗产》以往的论文全不一样，内容是以汉文学史为背景，考察中国、朝鲜、日本汉文学势力的消长，将其转捩点定在1764年，并从中看出汉文化发展的走向。原文有34000字，刊出时有删节，但也还占了将近18页的篇幅，算得上是一篇长文了。能够刊出此文，让我感到《文学遗产》编辑思想的开放，以及对于学术新领域、新材料、新方法的热情。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教授看到此文对我说：“你是把一个球拋给了日本学术界，可是日本没有人来接。”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此文，内山教授将它翻译成日语，即《「漢文學史」におけゐ一七六四年》，收录在堀川贵司、浅见洋二合编的《苍海上彼此往还的诗文》（《蒼海に交ゎされゐ詩文》，汲古书院，2012年10月版）一书中。此文还曾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3年）。我想，如果不是刊发在《文学遗产》这么有影响的杂志上，恐怕很难有以上这些回声吧。

我从大学时代起就订阅了好几种杂志，有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宗教的，其中有的中断了，有的丢失了，完整保留至今的，只有《文学遗产》期刊版。复刊的前两年，《文学遗产》是以书号由中华书局出版，只通过各地新华书店零售。第一期的出版已经是当年6月了，所以第一年只有三期。直到1982年才有了刊号，可以通过邮局订购。我很得意自己拥有1980和1981两年的《文学遗产》并完善收藏至今。翻阅这一整套的《文学遗产》，其实就是在检阅三十多年来古典文学的研究历史。那时的年青人，现在多已经退休了。复刊第一期的编后记说，本期刊出的几位大家熟悉的专家、学者的文章，“他们都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陶诗的艺术成就》和《谈谈李清照的词论》的作者，是两位比较年青的同志，我们欢迎像这样年青的同志陆续参加到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来”。前一篇作者是葛晓音，后一篇是徐永端（徐英之女，南京大学1959年毕业）。到了今天，她们也都是六、七十岁的年龄，或者是接近七、八十岁了。只是人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活得越来越久，这样的年龄好像也还不算是“高龄”了。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大学生，读她们的文章，也都是拿着一枝红蓝铅笔、一把小直尺，很认真地学习，将文章的重点用红蓝笔作不同标识呢。看着杂志上留下的学习痕迹，遥想当年，好像又重温了那段美好的青春岁月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