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

本文用计量学术史的方法，统计分析《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来所刊唐代文学研究论文的年度发文量、作家个体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基本格局以及作者发文量和活跃作者的构成等情况。

一  基本数据

《文学遗产》创刊以来共刊发有关唐代文学研究论文1173篇（以下所言篇数，除特别说明外，均指《文学遗产》所刊唐代文学研究论文），包含论文、书评、札记和会议综述等。其中，1954—1966年作为《光明日报》副刊的《文学遗产》发表264篇，《文学遗产增刊》和《文学遗产选集》刊载72篇；1980—2013年《文学遗产》正刊揭载812篇，《文学遗产增刊》载25篇。增刊和选集共载文97篇，所占比重不大，故与正刊一并统计。

二  年发文量

年发文量，旨在统计《文学遗产》每年所发唐代文学研究论文的情况，以了解年度发文量的变化。《文学遗产》1954年在《光明日报》创刊，文革期间一度停刊，至2013年为止，实际只有四十七年发表有唐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各年所发唐代文学研究论文篇数见表1。四十七年间，共发表唐代文学研究论文1173篇，年均25篇。每年的发文量虽然变动不居，高低不一（参图1），但整体的发展趋势还是比较平稳，一般在平均数25篇上下徘徊。只有1962年的发文量异常之高，达63篇。原因是这年全国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平台，《文学遗产》的发文量自然大大增加。这年《文学遗产》所发杜甫研究论文32篇，占全年发文量的一半。1964—1966年，发文量较低，与刊物的非正常运转有一定关系，1964年有半年处于停刊状态，1966年也只运行半年，终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停刊。1980年复刊后，除少数年份外，每年所发唐代文学研究论文也基本上是在平均数25篇上下波动。2011年以来，又出现下降趋势，连续三年都不足20篇。这是否意味着唐代文学研究进入瓶颈期，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由于其他断代文学研究论文的数据未予统计，暂时还无法在对比中见出彼此的消涨。

表1    年度发文量

三  研究格局

研究格局，旨在统计分析作家作品研究、微观研究（个体作家研究）与宏观研究、文体研究的分布状况，以观察唐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热点、重点所在及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文学遗产》创刊以来所发唐代文学研究论文中，有关个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为810篇，占总量的69%；非个体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363篇（含敦煌文学研究35篇），占总量的31%。七成的论文是有关个体作家研究，表明唐代文学研究的选题取向是偏重于个体作家研究。这与同期整个唐代文学研究情况基本接近。1954—2000年大陆发表的唐代文学研究论文有20972篇^[1]，其中有关个体作家研究的论文为16548篇，占同期论文总量的79%。相比较而言，《文学遗产》所发个体作家研究论文的比重低于同期整个唐代文学研究中个体作家作品研究论文所占份额，表明《文学遗产》更注重刊载宏观性的研究论文。

810篇个体作家研究论文，涉及唐代124位作家。换言之，有124位唐代作家进入《文学遗产》作者的研究视野。但有56位作家只得到一篇研究论文，22位作家获两篇论文予以研究，仅有46位作家获得较高程度的关注。究竟是哪些作家比较受学者们的关注而成为研究焦点？且看表2。

表2显示，杜甫和李白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两大焦点，倍受关注。有关杜、李二人的研究论文多达298篇，占个体作家研究论文总数的33.8%，表明唐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将三分之一的注意力投注到了杜、李二人身上。白居易、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王维五位作家的研究论文量居于第二层级，可称热点作家。李煜、岑参、李贺、元稹、王昌龄、孟浩然、王之涣、韦庄、杜牧、刘禹锡和司空图等，可称重点作家。六十年来受《文学遗产》作者关注的唐代二大焦点作家、五大热点作家和十大重点作家，在表2中得到清晰地呈现。

再看不同时期的热点分布及其变化，详表3。

表3显示，杜甫和李白在50—60年代、80—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阶段，都是持续不变的研究焦点，而且老杜总是高居榜首，其关注度高于太白。李杜优劣，向来是永恒的话题，而就20世纪学者们的关注度而言，杜甫显然高于李白。这种选题取向未必折射出李、杜优劣的价值取向，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代学者们对杜甫研究的热情明显高于李白。

热点作家中，白居易的研究热度呈下降趋势。50—60年代，其研究成果量位居第三，远高于第五名的李商隐；而到了80—90年代和新世纪，其研究成果量的位次由原来的第三下降到第四、第五位，热度在逐渐降温。而李商隐研究则是不断升温，50—60年代位居第五，位次在白居易之后，到了80—90年代和新世纪，则位居第三，跃居白居易之前。白居易与李商隐研究热度的一升一降，折射出文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变化。50—60年代的文学研究，重思想价值而轻艺术价值，故乐天诗、特别是那些以反映时事见长的新乐府倍受注目；而重艺术、有唯美倾向的义山诗，自然不及乐天诗之受青睐。从李长之应《文学遗产》编者之约发表《李义山论纲》（《光明日报》1957年4月14日）称许义山是“唯美主义诗人”而不久就受到点名批判（见王孟白《关于李义山诗——兼评李长之〈李义山论纲〉中的右派观点》，《光明日报》1958年4月6日），就可见出义山诗在当时的境遇。80—90年代以来李商隐研究升温，不仅可从李商隐研究会的成立得到体现，还可从文学史教科书中看出。50—6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教材，李商隐只占一节的篇幅，而到了90年代后期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李商隐的地位则由一节的书写上升到了专章书写，李商隐跟李白、杜甫一样，都独占一章。李商隐在文学史教科书中地位的上升，正是文学价值观念变化的明显标志。

跟李商隐一样，韩愈的关注度也在逐步上升。50—60年代，其研究论文量位居第十，到了后两个阶段，上升到第五和第四位。检视相关论文，似与韩愈的散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关。在第一阶段，人们注意的是韩诗，到了80—90年代，跟整个唐代散文日益受到关注同步，韩文也广受青睐，故其研究论文量不断攀升。柳宗元的关注度，则变化不大，总是在第七和第六名之间徘徊。关注度处于上升趋势的还有岑参和司空图。岑参由早前的十名之外，到80—90年代以来上升至第八、第七位；司空图则由原来的十名开外跃居到21世纪的第八位。

只是王维的关注度似乎在下滑，由第一阶段的第六名逐渐下滑到第七和第九位。90年代初就成立了王维研究会，按理说，王维的研究成果应不断增多，但21世纪以来，《文学遗产》有关王维研究的发文量不升反降，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煜的关注度降幅最大，50—60年代，其研究成果量位居第四，风头盖过李商隐、王维和柳宗元；但八九十代以来，其研究论文量已下滑到三十名之外；21世纪以来，研究论文量更降为零。当年的热点变成了冰点，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研究观念的变化还是受研究方法的制约而难以出新，有待探究。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21世纪以来个体作家研究的广度有所收缩。80—90年代，《文学遗产》所发论文中涉及的唐代作家有88人，而21世纪以来只涉及到64人。检校统计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文学遗产》所发唐代文学研究论文中，涉及的研究对象较80—90年代竟减少了48位作家，其中刘驾、孟郊、王翰、王建等在前一阶段比较受重视，各有四篇研究论文，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一篇研究论文也未见。当然，近十年来也新增了22位作家，他们是：鲍溶、独孤及、杜光庭、韩偓、怀素、李翱、李林甫、李密、李善、李世民、李泳、骆宾王、宋璟、杨巨源、姚崇、殷璠、张彻、张楚金、张九龄、张说、赵嘏。其中张九龄有三篇研究论文，张说、赵嘏、李世民和殷璠各有两篇研究论文，其他作家都只有一篇研究论文。这22位作家，在20世纪80—90年代《文学遗产》所发研究论文中没有出现过身影，只是到了21世纪才进入《文学遗产》作者的研究视野。

表2  个体作家研究论文分布

表3  热点作家的时段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