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  王晓鹃 

《文学遗产》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专业期刊，已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对促进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引领学术潮流、推动学术研究、端正学术文风、传播学术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从1999年世纪之交开始到2013年共计15年，正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学术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我们以这15年《文学遗产》刊发唐前文学研究论文为例，谈谈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5年来，《文学遗产》刊登了大量有关学术会议信息，并且开设了新书架、学人荐书、古代文学博士点介绍、博士新人谱等栏目，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古代文学学术信息。就专题研究而言，据笔者粗略统计，学术论文、研究综述、读书札记、学者研究、学术广角、海外汉学等栏目共刊发文章1896篇。如果除去中国古代文学综合研究内容，就唐前文学研究而言，共刊发文章375篇，占总数的19.78%。我们对375篇文章做如下统计分析：

按时代分：先秦85篇，秦代2篇，两汉88篇，魏晋46篇，南北朝102篇，隋代6篇，通论或以先秦两汉、秦汉、魏晋南北朝等为题的有45篇。从纵向来看，基本涉及到唐前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反映出文学从产生到逐步成熟的线索。

按义理、考据划分，义理176篇，考据199篇。由于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加之唐前文学独特的情况，尤其是有些文献离今天非常遥远，需要一定的辨析。因此，唐前文学的研究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来展开文学研究的。

按文学史、文学理论划分，文学史302篇，文学理论73篇。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两大方面。由于学科发展，古代文学理论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较少论述文学理论的发展情况，但《文学遗产》以《文心雕龙》和《诗品》为重点，积极展开唐前文学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按研究内容划分，由多到少，依次为《诗经》30篇，汉赋26篇，萧统与《文选》19篇，《楚辞》17篇，陶渊明16篇，神话及志怪等15篇，刘勰及《文心雕龙》13篇，庾信9篇，司马迁与《史记》7篇，钟嵘与《诗品》6篇，汉乐府6篇，佛学6篇，永明体6篇，《庄子》4篇，《汉书》4篇，《荀子》3篇，《左传》3篇，汉代政论文3篇，谢灵运3篇，陆机3篇，其他1到2篇不等。

从研究队伍来看，涉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以及国内高等院校的诸多研究者，既有功底扎实、学养丰厚的前辈学者，亦有思想敏锐、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许多青年学者通过《文学遗产》的平台得以崭露头角。

通过以上的统计和研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文学遗产》在唐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特点和作用：

一、 关注前沿，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唐前文学，时间跨度漫长，社会形态多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文化背景多元（儒释道相交融），文体形式复杂，是中国文学、文化的源头和基础，具有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特点。唐前文学研究也是时间长、成果多，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学术研究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文学遗产》杂志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学术前沿，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文。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遗产》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的氛围中，办刊水平更是不断提升，因而发挥了引领学术潮流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

（一）提出新话题，开辟新领域。除综合性研究涉及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三重证明”、古代文学的传播、古代文学史的边界、古代的文学教育、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技术化、包容性等问题外，就唐前文学研究而言，刊发的论文也提出许多新的话题。比较突出的如曹道衡《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2002/01）一文，较早以宽阔的文化视野考察了关中文化兴衰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脉络；《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2002/03）一文，则对北朝时期的关陇文化进行全面阐述。两篇论文对于认识唐前关中文学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冉耀斌《三秦诗派及其文化品格》（2008/05）一文进一步对关中地区诗歌进行研究。曹道衡还有《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一文（2006/05），对文化重心转移带来的文学变化进行探讨。这种地域文学的研究，在《文学遗产》受到重视，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03/05）、林涓、张伟然《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2004/02)、刘跃进《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2007/03) 、《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2008/05)等，都具有代表性，为学术界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如董乃斌《文学史无限论》（2003/06）、徐公持《文学史有限论》（2006/06）两文，对我们理解“文学史观念”、“文学史材料”、“文学史体式”等方面均有启发意义，“无限论”与“有限论”都提出了文学史发展中重要的命题。又如陈桐生《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2005/06）一文，利用《郭店楚墓竹简》 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资料，将其与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等作品进行对比，从而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概念，从而打通了先秦历史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新的先秦散文发展观。又如杨义《<论语>还原初探》(2008/06)一文，是作者“诸子还原”系列论文之一种，把《论语》放到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还原其本来面目，为先秦诸子文本的编纂体例形成过程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利用“还原”理论进行文学探讨的还有范子烨《诗意地栖居与治静的激情——对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的还原阐释》（2011/05）一文，对于深入理解陶渊明很有启发意义。再如赵辉《先秦文学主流言说方式的生成》（2012/03）一文，根据发生学的理论，提出先秦文学的“限定时空说”，颇有新意。还有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2005/01)提出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新思想，马银琴《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2004/03）、《战国时代〈诗〉的传播与特点》（2006/03）、《周秦时代秦国儒学的生存空间——兼论〈诗〉在秦国的传播》（2011/04）、陈桐生《传播在战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2013/06）等提出文学传播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等。这些新思想、新学说，开辟了唐前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二）深化传统研究，探寻文学规律。唐前文学研究在新世纪之前已取得丰硕成果，如何进一步深化研究，许多学者做出了努力。郭杰《〈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1999/02）、《从〈生民〉到〈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2001/04）两文，对《诗经》文体进行了深入探讨。启功《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2000/01）、葛晓音《论早期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及其对汉诗艺术的影响》(2006/06)、《先唐杂言诗的节奏特征和发展趋向——兼论六言和杂言的关系》(2008/03)等，从诗歌文体内在特征出发，探讨诗歌尤其是唐前诗歌发展的规律。石昌渝《论魏晋志怪的鬼魅意象》（2003/02）、韦凤娟《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2006/01) 、《从“地府”到“地狱”——论魏晋南北朝鬼话中冥界观念的演变》(2007/01)、《魏晋南北朝“仙话”的文化解读——关于超越生死大限的话语表述》(2008/01)、普慧《汉代巫鬼崇拜及其对六朝鬼神文学的影响》（2013/5）等，结合社会文化背景，探讨汉魏六朝时期鬼神文学的发展。汪春泓《论王俭与萧子良集团的对峙对齐梁文学发展之影响》(2006/03)、李洲良《论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2006/05)、 钱志熙《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2005/02）、徐公持《衰世文学未必衰——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例》（2013/01）等，深入探讨文学发展中的各种内在联系。马昌仪《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2000/06）、江林昌《图与书：先秦两汉时期有关山川神怪类文献的分析——以<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为例》（2008/06）等，结合先秦时期图画与文字的关系，探讨《山海经》等文本的独特性。曹道衡、罗宗强、徐公持《分期、评价及其相关问题──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三人谈》( 1999/02)，就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分期、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另外如曹道衡《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2003/05）、李剑锋《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2004/06) 、赵敏俐《先秦两汉琴曲歌词研究》（2010/02）、谭家健《<左传>的美学思想》（2010/03）、张新科《<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2012/05）、罗军凤《<左传>与口头文学研究》（2013/02）、王思豪《一个被遮蔽的语体结构选择现象——论汉赋用<诗>“诗曰”的隐去》（2013/04）等文或深化传统研究，或探讨文学发展规律，都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三）挖掘新材料，探索新方法。唐前文学研究，不只是简单的传世的主流文献文本的研究，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唐前文学研究中新材料的挖掘也值得注意。新世纪以来，许多学者结合各种文献探讨唐前文学，如汪春泓《从铜镜铭文蠡测汉代诗学》(2004/03) 、张廷银《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非经典文献——从地方志、族谱和佚名评注说起》(2008/05) 、李学勤、裘锡圭《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2000/03）、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2001/04）、董芬芬《从侯马、温县载书看春秋誓辞及誓约文化》（2008/04）、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时期的楚地儒家传〈诗〉》（2009/02）等文，或注意考古文献资料，或挖掘非经典文献，都对唐前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方法。关于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在下文有进一步的论述。

（四）视野开阔，研究丰富。唐前文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密切关系。新世纪以来的唐前文学研究，也注意到了研究视野的开阔。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2003/06）一文，就强调视野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学史研究的三重境界说。作者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最基础性工作当然是回归原典，即根据秦汉文学史的实际,尽可能地勾画出当时的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及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综合研究境界。这里所说的“综合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考察，创造出一种全新形态的文学史框架。而文学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应当是对文学史作更加理性的思考，进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命题及文学理论体系。许多学者在研究问题时，或结合社会文化背景，或结合外民族文化，取得了突出成就，如白化文《三生石上旧精魂──汉文学对通过佛教经典传来的古代南亚次大陆文学素材的使用与扬弃》（1999/05），姚小鸥《<鲁颂·駉>篇与周礼的关系及其文化意义》（2002/06）、刘丽文《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2004/01）、王小盾、金溪《经呗新声与永明时期的诗歌变革》(2007/06)、王德华《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2004/04)、《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考论》(2008/02)、徐兴无《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2008/04）、 鲁洪生《汉赋源于<周礼>“六诗”之赋考》（2009/06）、傅道彬《“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2010/05）、许继起《周代助祭制度与<诗经>中的助祭乐歌》（2012/02）、胡大雷《论“语体”及文体的前“文体”状态》（2012/01）、赵敏俐《读士仕进与精思著文——论汉代官僚士大夫与文人文学之关系》（2013/03）、韩高年《春秋卜筮制度与解说文的生成》（2013/06）等文，都注意到文学发展背后的复杂因素。特别是徐公持《“义尚光大”与“类多依采”——汉代礼乐制度下的文学精神和性格》（2010/01）、《论秦汉制式文章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2012/01）、《“礼乐争辉”与“辞藻竞骛”——关于秦汉文学发展的制度性考察》（2011/01）等系列论文，把秦汉文学的发展置于礼乐制度的背景之下，避免了单纯的文学发展论。又如唐前文学活动与文学的关系，刘跃进《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2004/01)、刘怀荣《论邺下后期宴集活动对建安诗歌的影响》（2005/02）、吴光兴《论萧纲的文学活动及其宫体文学理想》（2006/04）、陈君《论汉代兰台文人及其文学活动》（2008/04）等，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于宫体文人及文学，也有较深入的研究，如胡大雷《宫体诗与南朝乐府》（2001/6）、傅刚《南朝乐府古辞的改造与艳情诗的写作》（2004/03）、何诗海《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2005/04)等。还有一些以往不大被人注意的作家或文献，此时也受到重视，如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2002/05）、孙少华《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 (2009/02) 、刘明怡《<风俗通义>的文体特点及其文学意义》(2009/02)、陈庆元《大明泰始诗论》（2003/01）等。即使一些考释论文，也注意到文学发展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如罗宗强《释<章表>篇“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兼论刘勰的杂文学观念之一》(2007/05)、许结《西汉韦氏家学诗义考》（2012/04）等文，或从一句话引出大问题，探讨刘勰的大文学史观念，或从家学渊源探讨《诗经》在汉代的传授情况，颇有深度。

其他如陈庆元《论颜谢、沈谢齐梁间地位的升降得失》（1999/01）、刘明华《理想性·神秘性·历史真实──对<桃花源诗并记>的多重解读》（1999/01）、王钟陵《<庄子>中的大木形象与意象思维》（1999/06）、王宜瑗《六朝文人挽歌诗的演变和定型》（2000/05）、姜必任《庾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2001/05）、曹虹《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2001/06）、刘畅《三不朽：回到先秦语境的思想梳理》(2004/05)、许志刚《<子虚赋>、<上林赋>：艺术转型与新范式的确立》(2005/03)、 普慧《佛教对中古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2005/05)、 孙尚勇《论吴歌<六变>的“因事制哥”》 (2006/05) 、蒋振华《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诗序论略》(2008/03)、 梁葆莉《从秦始皇巡行看秦代的精神探索和文学表现》(2008/05)、许结《说“渊懿”——以西汉董、匡、刘三家奏议文为例》(2008/05) 、钱志熙《论<文选>《咏怀》十七首注与阮诗解释的历史演变》(2009/01)、范子烨《颍水之思与鸿儒之道：陶渊明<示周掾祖谢>诗解》(2009/03)、马世年《<荀子·赋篇>体制新探 ——兼及其赋学史意义》（2009/04）等，显示出唐前文学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二、关注经典，致力唐前典型文学研究

在多年的学术积淀和办刊宗旨的影响下，《文学遗产》一贯倾向于对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的弘扬与研究，《诗经》学、萧统与《文选》、陶渊明、庾信、司马迁与《史记》等，自然是其重点研究对象。兹举两例：

第一，《诗经》学。《诗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是古代文化的代表，具有多学科的性质。15年来，《文学遗产》共发表《诗经》学论文30篇，在刊发唐前文学研究论文中占第一，涉及《诗经》的编纂、内容、流变、传播、价值等诸多问题。如夏传才《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与失》（2000/06）一文，从西方的传统阐释学、现代接受美学、文学本体论、语言学研究、精神分析理论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评述国外《诗经》研究方法论，并论述其得失。论文不但视野开阔，而且在方法论上具有指导意义。聂鸿音《西夏译〈诗〉考》（2003/04）一文，从西夏文典籍中辑录西夏人翻译的《诗经》文句二十六则并考察其义训正误，发现西夏《诗经》译例中有半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失误，说明西夏知识分子对于《诗经》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熟悉，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古典文学没能成为党项文人文学的滋养。论文视角新颖，让人眼前一亮。

《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新材料的出土，也为《诗经》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时期的楚地儒家传〈诗〉》（2009/02），结合新近出土的大量楚地文献，从先秦楚地《诗》学的传播及理论入手，证明楚国确实受到儒家“诗教”思想的极大影响，其对《诗》的接受与认同的程度可能远在中原各国之上。常森《论简帛〈五行〉篇与〈诗经〉学之关系》（2009/06）一文，认为《五行》的核心内容是五种“德之行”、“善”、“德”等道德境界或人格的生成图式，其中有些图式乃是由《诗经》作品的情感图式转化而来的。在这一方面《草虫》一诗对《五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而对《鸤鸠》、《燕燕》等诗的解读，更成为《五行》核心观念——“慎独”和“舍体”建立的重要基础。《五行》谓《关雎》“繇色榆于礼”，直接承继着上海博物馆所藏简书《诗论》的话题，显示了《诗经》学的进展；其就《鸤鸠》、《燕燕》说“兴”的内容则是现在所知最早把“兴”作为诗歌写作体式来探讨的材料，向下与《诗序》、《毛传》等传世《诗经》学著作衔接，补足了《诗经》学史上的一段空白。 吴洋《上博（四）〈多薪〉诗旨及其<诗经>学意义》（2013/06），认为上博所藏《多薪》一诗与传世《诗经》关系密切，并对《多薪》字句和修辞进行考察，又提出此诗亦“薪”象征非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其他如李山《〈诗·大雅〉若干诗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2000/04）、林家骊《〈诗·魏风·伐檀〉中“鹑”当作“雕”解》（2002/01）和邵炳军《〈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为同一凡伯考论》（2004/05）等文，是对《诗经》具体篇章的考论；王泽强《〈诗经〉中楚国歌谣缺失的原因》（2007/04）、郝桂敏《〈齐诗〉亡佚时间纠谬》（2008/02）、方瑞丽《〈齐诗〉〈鲁诗〉亡佚时间再辨》（2012/04）等文，是对《诗经》传播学的探究；鲁洪生《论郑玄〈毛诗笺〉对兴的认识》（2006/01）和王洲明《关于〈毛诗序〉作期和作者的若干思考》（2007/02）两文，是对《毛诗序》的作者和特征的思考；其他论文，如郭杰《〈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1999/02）、韦春喜《论汉代文学培养、选拔对〈诗经〉的影响》（2011/06）和曹建国《论先秦两汉时期〈诗〉本事》（2012/02）等也各有侧重，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诗经》的研究，也引导了学术的潮流。

第二，《文选》学研究。15年来，萧统及其《文选》学研究持续升温，《文学遗产》先后刊发18篇论文，对《文选》的版本、编者、成书、宗旨、作品等各方面都予以关注。其中，许逸民《〈文选〉编撰年代新说》（2000/4）认为：“萧统受敕修《华林遍略》的触动，自天监十五年开始撰集诗文合集《类文》，天监末成千卷巨帙。在《类文》初具规模时，又决定约略为适中的选本，在普通初成《文选》三十卷。”；曹道衡《试论〈文选〉对作家顺序的编排》（2003/02）认为，《文选》“出于众手，且编纂时间仓促”，曹道衡又指出《文选》以《诗苑英华》为基础删改而成，昭明生前尚未最后加工完成，《文选》的编纂曾经参考和借鉴过前人已有的选本（《关于〈文选〉研究的几个问题》）；王立群《〈文选〉成书考辨》（2003/03）则指出《文选》是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萧统对前贤编纂的总集中的名作后未能进行体例统一，部分原因在于对前贤总集的过度信任，而“《文选》所选多为历代公认的名作，故《文选》成书殊非难事。昭明以一人之力，再辅之若干助手，即可迅速纂成此书。”另外，王立群《超越旧“成说” 开拓新领域——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2005/02）一文，在讨论现代《文选》学建立的基础上研究《文选》，使《文选》学研究模式由单一到多元，由局部到整体，颇有新意。傅刚多年来专注于《文选》学，其《〈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2011/05）等文，使《文选》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加强。

其他唐前著名文学家和经典作品，如陶渊明、庾信、司马迁与《史记》等，《文学遗产》也给与了充分关注，刊发了不少论文，收获较大，对相关研究也有极大启发和帮助。

三、注重史料，提倡言之有物

新世纪以来，《文学遗产》发表各类先唐考据文章199篇，占多一半，涉及先唐文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对人物及其生平行事的考证。如蒋方 《“女媭”之角色及其意义探析》（1999/03）、 曹胜高《鬻子考索》(2000/02)、李剑国《干宝考》（2001/02）、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2001/05）、李雁《谢灵运被劾真相考──兼考谢灵运之卒期》（2001/05）、吉定《庾信诗〈集周公处连句〉中“周公”辨正》（2002/02）、姜剑云《谢灵运翻译〈金刚经〉小考》、韩格平《竹林七贤名义考辨》（03、2）、顾农《陆云生平事迹二题》（2004/03）、田耕滋《屈原被疏原因探幽》（2005/04）、薛永武《从先秦古籍通例谈〈乐记〉的作者》（2005/06）、顾农《陶渊明的“僮仆”》（2005/06）、许继起《两汉掖庭女乐考论》（2006/02）、丁福林《〈望荆山〉诗所反映的江淹生平仕履问题》（2006/02）、周建忠《屈原“流放江南”考》（2007/04）、龙文玲《〈长门赋〉作者与作年》（2007/05）、范子烨《司马迁遭受宫刑原因新说》（2008/01）、陈传万《从书籍编纂看中古文学的兴盛》（2008/02）、顾农《〈兰亭集序〉真伪问题的再思考》（2008/01）、胡迎建《渊明〈游斜川〉诗序地名索解》（2008/03）、张庆民《干宝生平事迹新考》（2009/05）、李思清《钟嵘所任“征远记室”主官考》（2009/05）、李洪亮《曹植家庭变故考论（2011/04)、徐文明《周颙卒年研究》(2011/04)、柏俊才《刘向生卒年新考》（2012/03）等。作家生平考证是知人论世的基础，对研究作品十分重要。大量的考证论文大都以事实为依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赵逵夫《赵壹生平著作考》（2003/01）就汉代作家赵壹生平事迹的若干问题作了辨析，包括赵壹的名与字、籍贯、生卒年及其重要作品的写作年代等，从而澄清了赵壹研究中的许多细节问题。

二是对作品的考证。如：牛贵琥《庾信入北的实际情况及与作品的关系》（2000/05）、林怡《庾信作品考辨二则》（2000/05）、马银琴《〈毛诗〉首序产生的时代》（2002/02）、林明华《〈九章〉之写作年代及其内在联系》（2002/02）、潘啸龙《关于<招魂>研究的几个问题》（2003/03）、徐有富《先唐别集考述》（2003/04）、张廷银《〈敕勒歌〉异文小识》（2004/03）、刘志伟《〈语林〉与〈世说新语〉“捉刀”条考论》（2004/05）、胡政《<哀江南赋>作年考辩》（2004/05）、王晖《柏梁台诗真伪考辨》（2006/01）、李诚《汉人拟楚辞入选〈楚辞〉探由》、孙明君《〈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作年臆度》（2006/03）、张强《贾谊赋考论四题》（2006/04）、周苇风《〈楚辞〉编纂体例探微》（2006/05）、杨鉴生《曹丕〈柳赋〉作年考》（2006/05）、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2007/04）、王青《舆服官制的变化看〈陌上桑〉的创作年代》（2007/02）、李川《〈天问〉“文义不次序”问题谫论》（2009/01)、吴晶《〈洛阳伽蓝记〉体例质疑》(2009/05)、何世剑《〈庾信集〉佚文辩正三则》（2010/05）、刘明《敦煌唐写本〈玉台新咏〉考论》（2010/05）、何世剑《庾信集佚文辨证》（2010/05）、毕宝魁《陆贾〈新语〉错简现象探微》（2010/05）、刘运好《〈弹歌〉杂考》（2010/06）、黄大宏《隋〈谈薮〉及其作者阳玠考》（2011/01）、尹冬民《庾信<哀江南赋>“胡书”新证》（2011/04）、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2011/04）、曾祥旭《班固〈两都赋〉作年考》(2011/06)、范志新《〈文选·咏怀诗〉未标明姓氏注文的归属问题》(2011/06) 、徐建委《〈左传〉早期史料来源与〈风诗序〉之关系》(2012/02)等。作品考证往往解决一些疑难问题，给学术研究提供新的依据，如赵逵夫《〈惜诵〉、〈涉江〉的窜简问题再议》（2011/06）一文，对《惜诵》和《涉江》的窜简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虽然多数学者都能看出《惜诵》与《涉江》这两篇编排上相邻近的作品之间的问题，但多不愿意承认他有窜乱，而曲为之解。作者认为这是对屈原整个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所致，也是学术上缺乏守正和创新的勇气所致。

另外还有对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典章制度等的考辩。如卜键《角抵考》(2000/02)、贾海生《洛邑告成祭祀典礼所奏乐歌考》(2001/02)、赵树功《魏晋六朝“文义”考释》等。

这些考证，对进一步研究作者与作品及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文化特色等都有积极意义，对深化文学史和文化史研究也大有裨益。尤其可贵的是，《文学遗产》能够及时捕捉新史料，发表新观点，倡导新学风。这一点，从《文学遗产》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论文中就能得到印证。

1993年秋，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战国中期偏晚）发掘中，出土百余枚竹简，立刻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经过五年的整理，确定有804枚，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汉字。《郭店楚墓竹简》16篇被确定为先秦时期的文献，有《老子》、《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等篇, 内容涉及儒、道两家。此外,还有《语丛》四组。1994年春，香港文物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战国楚文字竹简，后由上海博物馆藏收藏，学界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经整理辨认，共得完整及残缺简片1200余枚，文字三万余，可分为80余篇文章。1995年至1997年，上博陆续将楚竹书整理注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这两批出土竹简，无疑为先秦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

站在学术前沿的《文学遗产》，迅速抓住了这个讯息，并在2000年《文学遗产》第3期上率先发表李学勤、裘锡圭二先生的《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一文，从“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简帛佚籍与古籍整理”、“考古发现与文学史、文明史研究”、“为什么要走出疑古时代”四个方面，高屋建瓴地指出考古发现对先秦、秦汉典籍文化的研究巨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2000年8 月19 日至25 日，北京大学举办“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上上海博物馆送展31 枚竹简《诗论》。随即，一批与竹简相关的论文相继发表。如：郑杰文《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2002/04 ) ,立足上博藏29支说《诗》简、《论语》《孟子》《礼记》载孔子说《诗》解《诗》资料 83条、《左传》《国语》说《诗》引《诗》资料317条为基础材料 ,比较了竹书《诗论》与孔子说《诗》在思想观念与解《诗》方法上的差异 ,证明了竹书《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 ,孔子说《诗》与竹书《诗论》分属不同的先秦《诗》学系统。 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2002/02），进一步说明竹简《诗论》既可能是失传了两千年的子夏《诗序》，也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竹简《诗论》的基本观点大多为《毛诗序》所继承。作者用确凿的资料，证实《毛诗序》确实传自子夏。与此相反，柯马丁《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2012/03）一文，从上博所藏《诗论》竹简的修辞模式入手，提出《诗论》不是关于《诗经》的综论，也不能仅凭推测便将之系于古代中国的某位名人名下的观点，并对《毛诗传》和自宋代以来的现代读法本身提出了质疑。这些观点，尽管还不是定论，但无疑有助于学术争鸣的展开和良好学风的生成。

同时，《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也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如虞万里《〈缁衣〉、从简本〈缁衣〉论〈都人士〉诗的缀合》（2007/06），以新出竹简《缁衣》与传本的异文为契入点,推考小序的形成和汉代四家诗的兴衰沿革，可证《缁衣》简本和传本所引分别是《彼都人士》一诗不同的诗章，与《都人士》后四章非同一首诗。周泉根《原〈缁衣〉古本初步》（2012/05），则通过《缁衣》竹本和世传本的引《诗》舛错、受话主体和章序差异等，初步恢复了《缁衣》古本，发现《缁衣》引《诗》一章一引的体例，让各章引《诗》各就各位，并指出物理空间上相邻而误是章序引《诗》舛错的主要因素。高华平《环渊新考——兼论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及该墓墓主的身份》（2012/05 ），认为环渊是一位约与孟子同辈、由楚之齐的稷下道家学者,但与蜎子(蜎渊、蜎、便蜎)、玄渊(涓子)并非一人。环渊所著的“上下篇”，应该就是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而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也极有可能就是环渊。

上述研究，均建立在真实的材料之上，论题新颖，论证严密，既具有创新性，又让人心服口服，自然为研究先秦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先秦文学文化提供了一个个可以实证的成例。这也体现出《文学遗产》一贯坚持的办刊宗旨，即“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为主题”的原则。

四、总结经验，努力勾勒学术发展史

多年来，《文学遗产》在深入研究古代文学的同时，还及时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和经验，作为以后研究的借鉴。新世纪以来，先后刊发了5篇专门的学术史论文，另外还有一些学术总结和学人研究，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学术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先就专题论文来说，吴云《“陶学”百年》（2000/03）一文，对19 世纪末到20 世纪末的陶渊明研究进行整理，将其划分为1898年到1928年、1928至1949年、1949至1978年、1978至1999年等四个阶级，并分述四阶段的基本情况，勾勒其发展的大体线索。作者认为80 年代中期以来, 陶学研究逐渐融人其他科学观念和方法, 如社会学、美学、心理学、民俗学等等，尤其是文化学研究现角的确立, 给陶学带来了新的气象。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2001/01）一文，从四个方面评述百年《史记》研究状况，最后又对未来《史记》研究作了展望，并提出六点意见：一是深人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避免生搬硬套诸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概念。二是注重《史记》文化精神的研究。三是继续加强《史记》训话、校勘、版本、目录、考据等基础性研究, 做到考据与阐释并重。四是继续致力于《史记》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对某些走到尽头的专题要尝试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来实现某些突破。五是注重《史记》与中华文化学术关系的系统研究。六是加强《史记》研究的组织、规划和交流工作。可谓切中要害。赵敏俐先生的《二十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2002/01）一文，将汉诗分为从魏晋到清末、1920年到1949年、1949年到1976年、1976年以后到20世纪末、20 世纪港台和国外等五部分，又从文献考证、艺术分析及理论阐释等方面对汉代诗歌研究成就详加介绍，并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考证方法上存在着偏差；二是研究缺乏结合历史文化美学等学科领域。马庆洲《六十年来<淮南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2010/06）一文，从《淮南子》文本的整理及注译、《淮南子》的作者及成书研究、《淮南子》与先秦文献关系的研究、《淮南子》的思想研究、《淮南子》自然科学成就的研究、《淮南子》文学方面的研究及其他方面的研究等七个方面入手，对建国六十年以来的《淮南子》研究做出微观梳理和宏观分析，态度严谨，论证严密。刘德杰《蔡邕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2011/04）一文，对百年蔡邕研究中的生平、著作、碑文、辞赋、书法、音乐及其他等问题都进行了综述。纵观百年蔡邕研究，作者认为蔡邕的生平、作品系年、别集校注等基础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已取得了比较坚实的成果；关于蔡邕的碑文、辞赋、文风、文体学成就以及他在汉魏文风转变中的作用等整体性问题，也已达成基本共识；对蔡邕的思想、经史成就、文艺主张等也有所探究，将来应该加强对蔡邕的章表、奏疏等应用文、蔡邕与地域文化的关系、蔡邕与传统学术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方面的研究。

其他综合总结如：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2008/01) 胡明《为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立块碑石》(2008/01)等，既总结成绩，又分析趋向，视野开阔，具有指导意义。学者研究如：张连科《逯钦立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业绩（1999/05）、葛晓音《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2000/01）、王长华《余冠英的《诗经》研究》（2000/02）、朱杰人、戴从喜《程俊英的学术思想渊源与<诗经>研究》(2007/01) 、熊良智《汤炳正先生<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2009/02) 廖群《高亨文献考据的治学方法及其学术价值》(2009/06) 、刘跃进《刘师培及其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引论》（2010/04）、郑杰文《董治安先生学术研究的成就与方法》（2013/01）、金程宇《钱钟书先生的骈文观》（2013/03）等，这些学术大家的学术成就、学术方法、学术道德，都给当今研究者树立了典范。文体研究和文学表现手法研究的总结如宁俊红《20世纪骈文研究若干问题述评》(2007/04) 、刘怀荣《20世纪以来赋、比、兴研究述评》(2008/03)、常森《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2011/01）等，也反映了唐前文学研究的基本成就。此外，进入新世纪后，《文学遗产》及时推出“新世纪十年论坛”，从2011年第6期到2012年第3期，共发表16篇文章，总结古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对促进唐前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文学遗产》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专业期刊，在引领学术潮流和推动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不过，任何一种期刊，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文学遗产》也不例外。从上文可以看出，先唐文学还有许多可挖掘的领域，亦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玆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建立均衡的研究格局，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本体，加强对中小作家的关注力度，同时关注未被重视的领域。从研究对象来说，《文学遗产》15年看来发表的这345篇论文（不包括短篇札记），关注唐前诗歌的有104篇，散文36篇，辞赋28篇，文论73篇，神话及志怪等15篇，综述类5篇，其他84篇，显然以诗歌和文论为主，散文和辞赋相对较少，呈现出不平衡性。就诗歌而言，关注《诗经》的有30篇，《楚辞》17篇，陶渊明16篇，庾信9篇，汉乐府6篇，永明体6篇，谢灵运3篇，宫体诗3篇，沈约2篇，《古诗十九首》1篇，阮籍1篇，嵇康1篇，谢朓1篇，潘岳1篇，任昉1篇，江淹1篇，其他5篇，关注点同样在传统话题和大家身上，亦呈现出不平衡性。就散文而言，关注先秦散文的有18篇（《庄子》4篇，《荀子》3篇，《左传》3篇，《论语》2篇，《老子》1篇，《春秋》1篇，《孟子》1篇，《国语》1篇，《战国策》1篇，《韩非子》1篇），两汉12篇（《史记》与司马迁7篇，《汉书》3篇，汉代政论文2篇），魏晋南北朝6篇（颜延之2篇，《洛阳伽蓝记》2篇，《水经注》1篇，《世说新语》1篇），也以先秦和两汉为主。73篇文学理论文章中，与刘勰和《文心雕龙》有关的有13篇，与《诗品》和钟嵘有关的有6篇，与陆机与《文赋》有关的有3篇，同样以《文心雕龙》和《诗品》为主。发表的唐前辞赋研究论文共28篇，其中26篇就是汉赋。因此，《文学遗产》和学界一样，关注的都是传统话题和经典作品。我们知道，文学发展的历史是纷繁复杂、千绪万状的，这个历史常常被时间不断洗刷而呈现出作品经典化与线索清晰化的状态，而伴随着这种经典化与线索化而来的，又常常是文学巨星的突显与大量文学史料与众多不知名作家的边缘化乃至被埋没。于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梳理史料，还原历史原状与钩稽被边缘化了的众多不知名作家的文学价值。而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这一愿望将会变得日渐清晰。

第二，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促进文献资源的共享和研究方法的互动。日本作为海外汉学重镇，保存了较多的原始材料；而欧美学者对汉学的研究往往独辟蹊径。这些都能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惜的“他山之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外学者学术思想的碰撞互动和研究成果的借鉴互补正是深化甚至重构研究空间的重要动力。这一点，《文学遗产》在唐前文学这一方面，更需要努力。因为这375篇唐前文学研究论文，国外的研究成果只有一篇，即《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一文（2012/03），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柯马丁撰写。其实，《文学遗产》也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世纪十年，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国际化的轨道。如何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是否一切都以西方的标准要求我们的研究，现在也成为了问题。强调国际化，应当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不能作廉价的吹捧，更不应该挟洋人自重，洋腔洋调。”（刘跃进《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新世纪十年”论坛致辞》2011/05）但是，学界更关心《文学遗产》是如何去做。这应该是一个迫切而棘手的问题。

第三，在注重考据的基础上，重视文学本位、文学规律、文学理论的分析，以探讨文学史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因素。在近15年刊发的有关唐前文学375篇论文中，理论探讨的比例相对较低。这一点，刘跃进先生也说得非常清楚：“上世纪90 年代，本刊又曾就文献与理论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思考。思考的缘由，是给本刊定位。国内同行刊物中，有的侧重于理论的探讨，有的重视文献的开发。《文学遗产》的传统是两者并重，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作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其实，近年来，《文学遗产》在文献考证与理论阐述的关系一直在进行有益尝试，并提出两者并重的办刊思路，即史料与史观并重……文献研究是学术研究无法绕过的出发点，但文献研究不是目的，学术的跨越，更依赖于学理的提升，观念的转变。”（《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新世纪十年”论坛致辞》2011/05）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期刊，如何把握文学本位与文献考证两者之间的关系，确非易事。我们期望编辑部能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更好地服务于学术。

总之，我们通过总结新世纪以来《文学遗产》对唐前文学论文的刊发情况，说明《文学遗产》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专业期刊，在引领学术潮流和推动学术研究方面发挥的重要示范作用。同时，在学术转型和多元化时期，《文学遗产》如何更好地挑战来自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如何将刊物办得更好，又如何更好地引领学术潮流和推动学术研究，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就此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供《文学遗产》编辑部参考。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