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熙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文学遗产》一直是重要的扶植者之一，当然也可以说是我学术活动方面的重要舞台。因此，当回忆起自己与《文学遗产》的因缘时，不禁陷入绵绵之思中，好比旧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文人回忆他的座师、房师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文学遗产》，是在1980年她刚刚复刊的时候。我在杭州大学里面一家现在想起来规模很小、当时却是杭大中唯一的书店里，看到新刊行的1980年第2期《文学遗产》，封面鲜丽而庄重：郭老所题的刊名劲浑有力，选自汉画像石的神鸟清逸而飞动。她竖立书架上，显得特别醒目，一眼就能看到。刊物的定价是八角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我还是将它买下来了。显然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它应该是异常重要的。或者说那时候一定觉得，一个喜欢古典文学的中文系大二学生，是应该买一本《文学遗产》的。

买回来后，当然会很认真地阅读，但以当时的学力，是不可能将那里面的文章真正读懂的，自然也无法判断它们的学术价值。但是，因缘又是如此凑巧，那一期恰恰有恩师陈贻焮先生的论文《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拜识他的大名。另外段熙仲、曹道衡、程毅中、蒋星煜等多位先生的鼎鼎大名，想必最早的拜识也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尤其是段熙仲这个名字，由于他的论文列在首篇，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他的那篇《汉大赋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其政治意义》，从历史背景的探讨出发，对“苑猎大赋”、“京都大赋”的产生制度与文学方面的渊源、现实的背景作了很深入全面的探讨，同时对汉大赋创作中的政治意义的问题有所挖掘。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汉赋研究论文。那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负有拔乱反正、重清源流、重新评价的历史责任，那一期的论文多少都带有这样的性质。如曹道衡先生的《略论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就是较早地提出对南北朝文学重新评价的论文。其所商榷的不仅是五、六十年代因意识形态关系而贬低南朝文学的观点，而且也涉及了历史上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显然也是新时期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的奠基性论文。另外，恩师陈贻焮先生的《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任二北《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这些论文则已经开始对文学史及作家、作品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张白山先生《王安石前期诗歌及其诗论》、顾易生先生《苏轼的文艺思想》、吴文治先生《论王夫之的诗歌理论》这几篇论文，都是关于作家的诗论或文艺思想的研究，这种研究在八、九十年代也一个重要的模式。王士菁《谈鲁迅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方法》、郭维森《论鲁迅研究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属于古典文学学术史的范畴。可见今天为我们所重视的这方面研究，当时也已经开端，且由于各种原因，鲁迅的文学史研究首先成为探讨的对象。那一期上“董每戡”这个名字，给一个大二学生很新奇的感觉，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自然也就记得特别牢。他的那篇论文标题似乎也与众不同，《肯綮在生死之际——〈还魂记〉的思想艺术特色》，“肯綮”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三上〈聊斋志异〉选修课，模仿他的措词，写了一篇题为《肯綮于虚实之际》的小论文，还得到老师的好评。后来才知道董每戡先生还是我的同乡，在戏曲研究上与同是温州人的王季思先生齐名。总之，仅从那一本《文学遗产》，也可窥见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态势。

最近稍微翻阅了八十年代其他各期，觉得其中第一、二代学者的论文，值得重视。尤其是作为八十年硕果仅存的第一代学者的论文，事实上已经鲁殿灵光，很值得研究。虽然说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但另外还有一句话，叫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在学术研究中，方法与风会果然重要，但研究主体似乎更带根本性。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主体，第一代学者身上具有后来几代学者所普遍缺乏的某些素质与积累。写到这里，不禁冒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否也可以以《文学遗产》为主要线索来展开最近六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史方面的建构。

那一本《文学遗产》作为穷学生有限的藏书之一，一直伴随我读完大学、硕士。后来从温州师院来北京时，将它与部分藏书留在家中，估计现在还在空斋的旧书架上。父亲去世后，好久没回家，江南阴雨天中，那些最早支撑我学业的藏书，一定是霉烂虫蠹得不堪了罢。黄山谷有诗句曰：“万里草荒先垄，六年虫蠹群经”（《次韵石七三六言》）。寒门学无渊源，藏书自然不能窃比古人，但心境是相通的。 总之，没有哪一本学术刊物会伴随我那么多年。想到自己与《文学遗产》的重要关系，还有恩师与《文学遗产》的关系，以及现在我的一些已经走上学术舞台的学生们与《文学遗产》的关系，我想1980年那个下午在杭大小书店里购买这本漂亮的刊物的决定，或许真的是十分重要的。古人总愿意将一些事情归之于冥冥，我想是有道理的；虽然持唯物史观者视之为盲目、幼稚。就说这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究竟对后来发生了什么影响，我自己也是无法分析清楚的。但是，就其难以忘记一点来说，将来如果要写回忆录，就不能将它略去。

《文学遗产》各期中，与我濡染最久、印象最为特殊的，当然是1986年的第1期。她差不多是在我青春失意的岁月里的一个有力的支撑，成为生命历史中更加重要的一次经历。至今想来，仍满怀感激之情。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我开始投稿。不自量力，尽拣最高档刊物投，自然经历了不少次退稿。第一次向《文学遗产》投稿，是关于苏轼七绝体发展历史的一篇论文。结果收到了退稿信，信中在解释退稿原因的同时，还给予热情的鼓励。所以收信时的心情并非但不懊丧，还多少有点得意。写一封中肯而热情的退稿信，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与发表论文不同，它是看不见的工作。这也反映了《文学遗产》的重要宗旨，她不仅是一份刊物，对于青年作者来说更是一个教室，是以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为已任的。我自己没有办过刊物，不知道在今天的学术刊物中，能禀持这样宗旨的期刊还有多少。我们的学术事业越来越重视个体的创造价值，这是好的；但从前那种以国家、社会的整体事业为重的风气，如果不为某些集团所利用，还是应该提倡的。《黄庭坚与禅宗》之前也被别的刊物退过稿，但心有不甘，再次投《文学遗产》，居然在一年之后收到了用稿通知。当时正面临被充发回乡教书的失意之事，青年人心志薄弱，觉得是了不起的坏事。一个同学在送我回温州时，居然写了一幅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字送我。当时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也未免有些比拟不伦，好歹温州也是家乡，并且能常望父母，所以回温途中写的诗句有“不是穷荒蛮貊地，家山正好待诗人”的句子，为自己增点亮色。但那种被硬派回到学术空气相对淡薄的地方的感觉，对于一心只想做学问的人来讲，的确是很不好的。收到用稿信是1985年的4、5月份，分配去向已定。当时也曾向师长提起，幻想也许凭此有可能改变一下命运，这希冀当然是落空了。当年毕业的硕士生百分之十分配到各地区院校，这是当时省教委的决定。虽然后来不少人通过做工作，强留在了杭州，但那需要有较大的背景。无论如何，《文学遗产》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心情还是好多了。大概是1986年的3月份，我收到了这份刊物，同时还有一张稿费汇款单，相当于当时几个月的工资。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花掉这一笔大钱的，但口袋里肯定是宽裕了很多。师院正对门的老伯煮年糕和妆楼下巷角的大妈拌面味道都特别好，那时吃宵夜时已开始频频光顾了。2003年在温州开会时，还邀竺青兄专门访胜昔桥的老师院，看老伯年糕店早已没有了，大妈拌面店尚在。但打烊了，竺青兄热情地鼓动店主人的儿子，说你再给这位教授拌一碗面条吧！但那人遗憾地说晚上没原料了。在温师院教书期间，又将《“陈师道学诗于黄”辨》这一篇再投给《文学遗产》，用到了《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八辑上，发表的时候，我已经在北大读博士研究生。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文学遗产》已经面临经费拮据的问题，第十八辑编好后曾久久不能付印。

1987年10月份，我到北大报到后不久，就跑去找《文学遗产》编辑部。我记得是在社科院大楼七层的走廊上先遇见李伊白老师。她将我引到编辑室，向我介绍了王玮先生，后来还为我引见徐公持、吕薇芬两位老师。当时有些兴奋，并且有点紧张，同时深刻地感到他们对我友好之情。就这样，在当时京城的茫茫人海中，除了北大的师友外，他们就是我最感亲近的人，也是我最早接触的学术界人物。虽然由于我生性疏懒，不长于应酬，逢年过节也没有给他们发个信，问个候，但是心中一直怀着感念之情。当时交通不便，我们也不常进城。偶尔进城，有时会去《文学遗产》编辑部。每次见面，徐先生、李伊白老师他们都会鼓励我认真写论文，有好论文投《文学遗产》。九十年代初期，徐先生有一次感叹他们经费很紧绌，并且开玩笑说：“钱志熙你是温州人，温州大老板那么多，向他们拉点赞助吧！”我知道徐老师是随便说说的，但心里总感到歉然。我一直想，什么时候自己多少有点影响，让那些富而少文的同乡老板认识到文化的价值，愿意为像《文学遗产》这样重要的事业做点贡献，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说到温州人，还有一位与《文学遗产》关系比较密切，也可以说是被《文学遗产》破格提携的人物，就是已故的张乘健先生。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最初好像一直在一个食品公司工作。风格与我们学院派不太一样，但很有创见。八、九十年代《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他好几篇论文，后来《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复刊十五周年会议时还专门邀请了他。这一件事情，也足以体现《文学遗产》在发表论文、发现学术人才上的识见、气度与公心。可惜张乘健先生已经故世了。我和他也并不熟识，只在温州教书时见过一面，当时师院中文系想引进他，请他做讲座。讲的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的确是口若悬河的。当时温州文史界有好几位自学成才的人物，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潘悟云后来都享大名。张乘健却一直留在温州，后来在温州的文史界声望甚重。可惜他已经去世，我跟他也没有什么交往，对于他与《文学遗产》的关系，我想李伊白等先生肯定知道得很清楚。温州有一个《瓯风》杂志，专门发表有关温州人物与乡献的，格调还可以，不知道李老师愿不愿给他们写点有关张乘健被《文学遗产》发现的事。好久没见到她了，甚是想念，下次碰到她，记得问问她这件事。

编辑部的老师中，后来最熟谂的当然是陶文鹏老师。第一次见到陶老师的印象是这样的：我在编辑部，大概跟吕薇芬老师谈到她在北大的老同学孙静老师。吕老师说孙静老师的文章，总是写得很简洁凝炼，处理问题很细致，很好用（指发表），但也好久没给他们文章了。这时，门外进来一位个子不高、但很有精神、看起来做事情十分利落能干的老师，手中抱着一大堆文件，正准备放在办公桌上。编辑室不大，我又有点拘谨地站在靠近门边的地方，所以吕老师在陶老师进来还没坐下时，就向他介绍了我。他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由于都是做宋诗，所以后来与陶老师接触得比较多。记得九十年代后期，南京古籍出版社筹备《文学遗产》研究丛书时，陶老师还专门写信向我约稿。后来《文学遗产》多次召集的高层论坛的邀请信，也多为陶老师亲笔。他的信很客气，抬头的称呼总是“志熙兄”。但我一直视他为老师。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遗产》发表多篇论文，多经陶老师的手，还在于陶老师总是热情地为作者指点修改文章。我最近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唐诗境说的形成及其文化与诗学上的渊源——兼论其对后世的影响》一文，最初在是在语言大学韩经太先生召开的一个中西文学比较的会议上发表的。在西郊宾馆一起吃早餐时，陶老师说：“你这篇论文我昨天晚上看了，觉得不错。你给《文学遗产》吧！《文学遗产》现在缺少写得比较好的理论方面的文章。”下午发言后，我匆匆赶往复旦开会，这时陶老师递来一张小方笺，写了好几点修改的意见。我后来都一一吸纳。据说我走后，在讨论阶段，有会议代表提出一些疑问，陶老师还为我作了解答。我想借这个例子，说明《文学遗产》在发表作者的论文时，常常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修改、润饰的工作。有许多工作，甚至是作者也不知道的。还是这篇《唐诗境说的形成及其文化与诗学上的渊源——兼论其对后世的影响》的论文，据张剑先生说，在核对引文、注明版本出处方面，刘京臣先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不少我没有找到合适版本的地方，他都为一一找出。我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较多，这些论文都是经诸位编辑的认真编辑，甚至有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许多润饰。对此我一并摅发深藏多年的对于《文学遗产》各位编辑先生的谢意！

近年来，《文学遗产》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编辑与作者之间，增加了专家评审这个环节。对于专家的评审意见，一方面充分尊重评审专家，另一方面也尊重作者的学术看法与著作权。我对于从责编那里转过来的评审专家意见，一直是很尊重的，合理的都会尽量吸取。后世谁知定吾文？这本来就是占便宜事情，何乐而不为？但有些观点，如果自己觉得是对的、甚至是重点的观点，而评审专家有不同看法，我还是出于学术理由“坚持己见”。这时候，责编在认真听取作者的陈述后，总是十分宽容，认为说到底在学术观点上还是要本着文责自负的态度，在整体水平达到要求、整体的学术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给作者以维护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力。我记得石雷先生在编辑《论章学诚在文学史学上的贡献》一文时，就给了我很大宽容，允许我保留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另一方面，我自己这几年也承蒙编辑部诸位先生的看重，常为《文学遗产》审稿。开始有几次都是张剑先生发给我，虽然我们之间很熟谂，但在要我看论文时，他从不向我透露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他个人的看法。其他责编也是这样。近来这方面的制度更加的严密，统一由主编刘跃进先生来约请审稿人，马丽先生统一与审稿人联系。马丽工作认真负责，每次总是先发邮件征求能否接受刘跃进先生的审稿邀请，在得到确认后才将文章发过来。说到审稿，而我自信也完全本着公心。一个学者的学术见解有高低、有正确与不正确，这是难求一致的，但是在各种评价学术的场合，只要坚持不杂有学术之外的因素，我想也算是尽心了。近来越来越觉得，学术深有关乎世风人心，也许学术的真正福祉、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有益于世风人心之澄清。虽说荡荡世风，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但在这里，我辈还是要起到维持的作用，维持一点是一点。《文学遗产》刊风之正，学术界有口皆碑。六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学遗产》无疑是它的主要部分，是丰碑，也是镜子。六十年间，激浊扬清，正本培源，擢寒微于草莱，发潜德之幽光，这些作用，难道不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吗？所以我愿意以自己的菲材，勉力为她服务。

《文学遗产》不仅是国内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重要舞台，而且在每个时期，确实都集结了国内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中坚力量。2010年我在香港树仁大学授课时，在树仁图书馆里看到一套1969年中国语文学社编印的古典文学论文集，计有《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集第二集》、《楚辞研究论文集第二集》、《唐诗研究论文集第二集》上册《王维诗研究专集》、中册《李白诗研究总集》、下册《杜甫诗研究专集》等，实为大陆相关论文集之翻印。其中以选自《文学遗产增刊》、《文学遗产选刊》为多。以《魏晋六朝诗研究论文集》而论，共选论文11篇，除刘禹昌的论文发表于《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曾君一的论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之外，其余冠英、张志岳（两篇）、郑孟彤（与黄志辉合作）、萧学鹏、易润芝、王瑶、陈贻焮、陈寂等九家的9篇论文，均选自《文学遗产增刊》、《文学遗产选刊》。拜读这些论文后，当时写了很简单的几句后记：“先师论文后载其《唐诗论丛》。余冠英、张志岳、王瑶三家为著名学者。其他如曾君一、陈寂，文俱颇佳。可见五八年以前大陆之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不低。而且文学遗产当时的确是能组织、汇集当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研究的。（2010-3-26记于香港树仁）”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物换星移这样的词，也可以用于《文学遗产》这一名刊的历史。在编辑方面，主编从徐公持先生到陶文鹏老师，再到现在刘跃进先生，编辑部的其他人员也在不断更新。现在担任责编的几位年轻先生，像刘京臣先生、孙少华先生等，都尚未谋面。从作者方面来讲，如果将六十年间的一代代作者作个罗列，亦足以令人缅仰，感慨唏嘘！此时我又想到我的恩师陈贻焮先生。他早年是《文学遗产》的通讯员，跟我说过陈翔鹤先生对他的鼓励。后来又是《文学遗产》的编委。那一年《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复刊十五周年大会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但还是勉力出席，我拿着矿泉水跟从身后，不停地递水给他。那次会议上，他还见到老友陈毓罴先生，他们早年关系很密切，晚年见面较少，那以后好象再未谋面。我深幸在与《文学遗产》的关系上，传了恩师的衣钵！

我等亦当老去，愿《文学遗产》青春永茂，风华绝代！庆她的一百周年，两百周年，以至更多。我甚至带浪漫地想，她应该是一个长盛的王朝。我们这些人将来能因为她出过力而有荣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