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

    一本好的期刊，总具有思想引领与学术示范作用。《文学遗产》已经创刊六十年了。六十多年来，《文学遗产》在古典文学界好像一面旗帜，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学术研究道路上的精神向导。我是１９８０年《文学遗产》复刊时，开始订阅刊物的，那时还只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三十余年来，《文学遗产》是我置于案头每期必读的刊物，在我心中《文学遗产》已经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普通期刊，而是带着生命温度的精神导师和学术朋友，给我思想的启蒙和文学的滋养。而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９年的十年，是我最初走上学术道路的时期，而这十年也是《文学遗产》给我影响最深刻的十年。

  《文学遗产》的复刊有着经过“文革十年”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深刻理论背景。记得《文学遗产》复刊第一期上，刊登了郭绍虞先生《从悼念到建议》的文章，文章中郭先生深切怀念老主编陈翔鹤（1901——1969），为陈先生的不幸遭际也为《文学遗产》一度夭折的命运而一洒同情之泪。在不到千字的文章里，郭先生两次写道“天乎！冤哉！”，表达了一个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对十年动乱中思想蒙昧和学术荒芜的强烈愤慨。劫后余生，凤凰涅磐，复刊后的《文学遗产》表现出鲜明的思想解放和文学主体的学术倾向。刊登在１９８０年２期发表的的迟公绪《小南一郎论中国文学史研究问题》，介绍了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其中的两个问题特别引人注意，一是文学研究的“感情移入”，其基本倾向是将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原封不动地移入古代作品之中，完全是现代人的主观阐释，而不顾及古代作品的历史语言和环境；二是“内容中心主义”，“内容中心主义”的弊端是过度重视文学的历史继承，而忽略了“文学的形式展开”。这样的见解在刚刚从“四人帮”思想桎梏中走出的文学界宛如山间钟鸣，回声悠远，对于主观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批评有理论警戒意义。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我们那一代学人经历的集体学术启蒙。经历了极左思潮的思想封锁之后，站在改革开放的天空下，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也如冰冻的山泉，春风解冻，渐渐苏醒，空前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各种理论被引入学术界，一时间让人应接不暇。比起当时理论界十分活跃的一些刊物，《文学遗产》坚持守正出新的原则，表现得比较沉稳，其理论的锋芒常常被人忽略。其实重新翻阅那个时期的《文学遗产》，仍然可以看出编辑者们深刻的理论创新意识。相比之下，      《文学遗产》不是只注意几个新鲜概念的提出，而是更侧重把理论问题寓于具体的学术阐释之中。

   1981年4期刊登了范存忠（１９０３——１９８７）先生的《中国的人文主义与英国的启蒙运动》一文。文章从中国传教史上的“中国人事件”入笔，讲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对十八世纪英国自然神论思想家们的影响，自然神论反对宗教蒙昧和偶像崇拜，强调自然世界的自由精神和人的自身价值，显示着启蒙运动从宗教狂热到理性主义的历史进步。范存忠先生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文章的中心还是介绍欧洲启蒙思想的文化来源，按照一般理解，这样的题目也许不适合在《文学遗产》这样的古典文学专门期刊上发表，但《文学遗产》以近一万五千字的篇幅，让作者酣畅地表达了走出宗教蒙昧呼唤人文精神的思想。我至今还记得读这篇文章时的精神震动，泛黄的书页上还记下了粗浅的读书的心得。

   当然作为一本古典文学的专业期刊，《文学遗产》更关注的是对古代文学自身演进规律和文学思想的探讨。“意境”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术语，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深化古典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认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文学遗产》从复刊之初就注意对这一理论命题的讨论。周来祥（1929——2011）先生的《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从意境谈起》（《文学遗产》１９８０年３期），是将意境理论引向深化的代表性成果。作者认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衍生的土的文艺思想，而意境理论则是传统农耕文明土壤上生成的，两者具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属于古典主义艺术范畴，因此我们对意境的认识不能是西方的，必须是中国的；不能是现代的，必须是古典的。八十年代固然表现出大力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求新生于异邦”的思想倾向，而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发出了建构真正中国的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的真诚呼唤，这使得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建设一开始就有了相当的理论高度。后来《文学遗产》接连刊载了周洪善《论古代诗论中的意境说》（１９８２．１）、周发祥《意象统计——国外汉语研究方法评介》（１９８２．２）、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１９８３．４）等一系列论文，使意境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意象和意境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语言，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界对意象和意境理论的研究不仅代表着学术界从凌乱的西方理论的引进向着成熟的中国本土文学批评的回归，也反映着古典文学研究已经从简单的历史和社会批评向艺术批评和审美批评的转向。

   噩梦醒来，改革开放春风拂面，八十年代的思想界也显得新鲜活泼充满生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接受美学、人类学等新的文艺批评方法，不断被介绍被推广。社会上每天都有新的名词、新的概念的产生，虽然不少理论命题不够深沉，缺少推敲，略显粗糙，而那一时期学术界表现出来积极探索精神还让人难以忘怀。反思是八十年代的思想主题，历经动乱之后，人们迫切希望找到影响中国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总体倾向、基本法则。也许今天我们可以责备那一时期学术的不够细致，但那一时期的学术主题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气魄廓清理论上残存的迷雾，为后来的学术开辟一个足够宏大的思想空间。与这样的学术思潮相适应，古典文学界也在探索深藏于中国文学历史深处的演进规律，因此“宏观文学研究”成为八十年代最具学术风格的研究课题。《文学遗产》不仅为宏观文学研究提供了阵地，也成为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时代推手。

   最早注意到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是读到张碧波先生发表在《文学遗产》几篇文章开始的。张先生的《我国封建社会初期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１９８１.２）、《试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传统诸问题》（1983.3）、《古典现实主义论略——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探微》（1987.3），不是以局部的文学事实为研究单位，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处，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俯瞰历史，力图在宏观上以大笔勾勒的方式，描述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和艺术风貌，显示了宏大的理论目光和创新方法。不过中国文学研究上是从侧重具体的微观事实论证，还是强调宏大的理论描述，一直存有争论，对宏观文学研究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陈伯海先生是为“宏观文学研究”在理论上张本的人，在《宏观的世界与宏观的研究》（1985.3）一文中，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不应该只重视微观研究，也应该重视宏观研究。文学的历史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作家、作品等具体文学事实的累积，应该注意具体文学事实之间的组合关系：

  “透过这一个个单独的文学分子，还应进一步探索分子间的组合关系，如作家群的构成、流派的演变、思潮的起伏、体式的变迁以至文学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交互作用等，由小范围的组合逐渐上升到大范围的组合，由局部组合逐渐上升到全局性组合，最终把握文学史的总体。这就是通常所谓“历史的基本联系”，而失去了这种联系，文学现象就好比断了线的珍珠，再也构不成美丽的图案。”

   陈先生不仅为宏观文学研究在理论上呐喊，也以大气磅礴的理论方法为宏观文学史提供了成功的研究范例。他的《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1986.3）、《中国文学史之鸟瞰》（1986.5）等论文，将中国文学概括为杂文学的体制、美善相兼的本质、言志抒情的内核、传神写意的方法、中和的美学风格、以复古为通变的发展道路等六大特点以及将整个文学史划分为形成期（先秦两汉）、演进期（魏晋隋唐）、蜕变期（宋元明清至“五四”）等三个历史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观看大地的景物，不一定仅仅局限在大地上，身生双翼，苍鹰般飞向高空，俯瞰大地，也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大地的风貌。细心的读者很容易看出，陈伯海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的两篇论文，在同一年的《文学遗产》上，中间只隔了一期，这似乎不符合刊物的惯例，不过我们还是从中看出编辑部重视与推动宏观文学批评的良苦用心。1986年6月，《文学遗产》编辑部适时地发出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其“缘起”明确指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宏观研究上”，而“其意义具有某种全局性”。这一征文启事发布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编辑部收到的征文稿件达130余篇，从而将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推向了高潮。陈良运、胡明、陈祥耀、吴调公、胡晓明等一批学者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而拓宽了古典文学的视野与路径。宏观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往往被人忽略。其实宏观文学史研究不简单是一种方法论争，更是深刻的学术探索，所谓文学史批评的文化眼光、文学与宗教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宏观文学视野下推进的。

   《文学遗产》的编辑思想一直是清醒的理性的，在推进文学研究理论进步的同时，也一直保持了实事求是、守正出新的学术精神。一些前辈学者考证辨析的论文，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力，给我们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和学术示范。我的硕士论文是通过春秋战国时代的赋诗引诗现象，提出了“用诗时代”的观点。认为《诗经》结集之后并没有带来诗的创作繁荣，而形成了一个从宫廷到乡野，从政治、外交到生活、宴饮等广泛领域里长期的诗的实用时代，《诗经》学的许多概念都不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而是同诗的应用相关的。1983年《文学遗产》刊载的几篇研究《诗经》的论文，不仅给我以理论与思想的支持，更给我以资料与方法的示范。段熙仲（1897——1987）先生的《诗三百与显学争鸣、经师异议》（1983.1）认为“诗三百”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的恒言，尽管儒墨两家在思想上有许多对立冲突，但是他们都称诵《诗》《书》，特别是善于征引《诗经》语词，作为思想阐发的工具。张震泽（1911——1992）先生《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1983.3）分析了对赋比兴阐释的歧义纷呈的现象，明确提出《诗经》的编辑不是为了纯然的文学目的，而是源于周代贵族的教化典礼之用。因此所谓赋比兴不是一种艺术的创作方法，而是诗的应用原则。他说:“风、雅、颂是《诗》之三用，现在看来，赋、比、兴也是《诗》的三用。不过我们所说的用，不是孔颖达说的‘三纬’之‘用’，而是赋诗言志之‘用’。风、雅、颂用在典礼演奏中，有严格的规定，不得任意更动。赋、比、兴则是在另外某些场合(例如宴会)，为了发言得体或应对得宜，打乱风、雅、颂之体而灵活运用的方法。也就是，有时需要直陈，就用赋的方法；有时需要以善物喻善事，就用兴的方法；有时不敢直斥其非，就用‘取比类以言之’的比的方法。”张震泽先生的观点依史立论，渊源有自，而又富于创新精神。那时张先生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可见是否具有学术创新精神与年龄大小并无多少关系。比起段熙仲、张震泽等前辈学者，当时的罗宗强先生春秋正富，正值中年，而他的《诗的实用与初期诗歌理论》（1983.4）也同样论述翔实，考证有力，引人思考。于诗矣。在分析《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意义时，罗先生认为：“从一个方面说，用以纪事，用以知政教得失的诗为各国春秋所代替，所亡者，大概就是指诗歌创作的逐暂消歇。而已有之诗却是借助典礼、讽谏、赋诗、言语而得到广泛传播;并且由于私家著述的普遍引诗，诗更广泛地进入了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亡”而后诗之为用益张。”当时论文写作，遇到了颇多的困惑，罗先生的见解具有指点迷津启人愚蒙的作用。

  1990年以后，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发生了重要转向，思想的锋芒渐渐收敛，宏大的理论探讨渐渐被具体的问题研究所代替。而回首往事，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尽管这一时期的学术留有许多遗憾，但不能否认，没有八十年代思想界的理论探索是不能有今天的学术发展空间的，“八十年代”是我们这一代学人集体的精神出处。“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我们不能忘记思想的先行者们留在前进道路上的探索足迹，也不能忘记《文学遗产》这样刊物带给我们的深刻学术影响。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文联]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