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先 

一  预流：材料发掘和问题发现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此潮流，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金明馆丛稿二编》）发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开拓新境界，是《文学遗产》一直坚持的宗旨；强烈的问题意识，成为《文学遗产》长期的办刊导向。六十年的办刊历史，使之成为学科史、期刊史和学术史上的里程碑。

（一）新材料的发掘

《文学遗产》自1980年复刊以来，长期坚持实事求的精神，在发表的文章当中，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如对于出土文献的利用：《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楚地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经中的伏羲女娲故事》、《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从简本〈缁衣〉论〈都人士〉诗的缀合》、《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域外文献的利用：《关于近代发现的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发覆》、《韩国所藏〈太平广记详节〉的文献价值》、《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考释》、《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从正仓院藏本看王勃的〈滕王阁序〉》、《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传世文献的再发现：《绍兴建阳陈八郎本〈文选五臣注〉跋》、《词学秘籍〈天机馀锦〉考述》、《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汪辟疆手批〈苏诗选评笺释〉考论》、《孔尚任艺术鉴藏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考论——以新见孔氏题陈洪绶〈饮酒读书图〉跋文为缘起》。即如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篇名作，前贤均系于天宝七载（748）。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一文据新出土《韦济墓志》考证，韦济于天宝九载（750）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则该诗应作于天宝十载正月，即应制举不第三年后。杜甫终生的政治理想，当时的困顿处境，写诗的甘苦体会等，在诗中均有所表现。而作年的重新认定更有助于对杜甫生平思想与创作历程的理解。

（二）新问题的发现和新境界的开拓

《文学遗产》刊载的不少文章在新材料发掘的基础上，致力于发现和探讨新问题，开拓古典文学的研究境界，不仅刊载了很多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成果，而且引领了古典文学的求实、严谨、创新的学风和实事求是、严明诚信的学术规范。

1.文学研究主流领域的开拓

《文学遗产》作为本专业的顶级期刊，长期以来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全方位开拓，尤其是对学术史与文学史主流问题的开拓，表现为重前沿，重大家，重经典，重学理，重文本。新世纪以来，更重视对于文学史重要问题和核心问题的深度探讨，更加关注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以及文本背后的具体历史语境的分析。如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定位》，认为南宋的文学历史，是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重要历史地位的一部断代文学史。南宋的士人群体依违于科举体制而发生了阶层分化，江湖诗人群登上了文学舞台，造成文化的下移趋势。南宋时期又完成了两个重心的转移:由北而南和由雅而俗。这是对文学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地位的总体把握。查屏球《元、王集团和大历京城诗风》，立足与元载、王缙周围聚集的文学人物，探讨大历士风与诗风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这一诗人群体又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盛中唐土风与诗风承转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张宏生《元祐诗风的形成及其特征》，考察北宋元祐前后，宋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是以苏轼为首的文人集团的出现。这些都是文学流派与集团研究的代表作品。钱志熙《论李白乐府诗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认为在初盛唐之际拟乐府诗创作陷入困境、宫掖之风未尽、近体乐府独盛的诗坛局面中，李白奋起复古，欲以个人创作继承乃至覆盖汉魏来的乐府诗史，无疑为诗坛的奇迹。他遍取汉魏以下的所有乐府诗体制，对魏晋拟调、晋宋拟篇、齐梁赋题等古乐府的创作方法进行融合，并作出创造性的发展，从而使他的创作成为文人乐府诗创作的高峰。这是立足于大家研究，又关合诗体、诗派和诗坛变迁情况。

2.非经典文献的重视与文学主体的边界拓展

作为一份专业刊物，在重视主流问题的同时，也兼及非经典文献的梳理，而呈现出多元化与兼容并包的特征。如张廷银《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非经典文献——从地方志、族谱和佚名评注说起》，认为目前的古代文学史研究，所关注的多是那些重要的或经典的史料。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平常不太使用的地方志、族谱以及文学作品的佚名评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文学研究的多元存在形态。把这些文献中所反映的文学史观点及行为，提炼和整理出来，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丰富古代文学史研究。主流文献与非经典文献的关系，大概是前者引领学术前沿，后者填补学术空白。王水照《作品、产品与商品——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则是从文学生产的层面和商业化角度开拓的力作。文章认为文学作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始于“润笔”习俗。中唐以后，文学作品逐步变成特殊商品，进入由买卖双方构成的交易市场，使得作品的传播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宋时已形成初步成熟的图书市场，引起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经济转型的表征之一。

3.文本文献与图像文献的结合

江林昌《图与书：先秦两汉时期有关山川神怪类文献的分析——以〈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为例》，从以图书为主的早期学术与文学载体作为论述的基点，认为在夏商周秦汉时期，所谓的“图书”实际包括“图画”与“文字”两部分，如果只有文字而没有图画，则称为“书”。其中《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中许多文字都是对天体山川神怪“图”的文字说明“书”。只是到了魏晋以后，《山海经》等文献中的“图”丢失了，只有“书”的部分留传至今。因此，“图”与“书”的结合是上古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黄阳兴《图像、仪轨与文学》，则更关注佛教密宗崛起对中唐诗风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就韩愈险怪诗风与密教传法艺术之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着重讨论学者关注较多的《陆浑山火》、《南山诗》以及《游青龙寺》等诗歌作品，支持韩愈诗歌受密教艺术影响说，并进一步指出中唐韩孟诗派追求险怪的诗风可能受此佛教艺术变革潮流的影响。马昌仪《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在对历代古本《山海经图》搜集、比较的基础上，追索三类《山海经图》的来龙去脉，剖析明清两代《山海经》图本的特色与文化意蕴，探讨《山海经》据图为文的叙事风格。《山海经》是通过文本和图像表现神话世界的，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文本而还原图像可以呈现早期神话立体化的产生空间。

4.文体研究从边缘到前沿

在二十世纪的后期，古典文学研究逐渐失去了本体地位，先是成为社会学的附庸，进而成为文化学的附庸，文体研究不得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这种状态一直到新世纪才有所改观。《文学遗产》刊载文体学研究的文章超过50篇，较早的文章刊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如刘文忠《用比较方法看齐梁文学思潮和古今文体之争》、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吴承学《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2004年在湖南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研究学术讨论会”是对文体研究的重要推进。2005年吴承学、沙红兵发表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是文体学学科建立和文体研究走向前沿的重要文献，该文以“辨体”的辩证思考和“文体”的含义疏解为基本起点，通过对基本内涵与对象的探讨，勘划古代文体学学科的大致范围和性质;通过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现代西方文体学等学科之间的互动，确立古代文体学在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中的适当位置。2008年12月，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87篇文体学研究论文，呈现出文体学研究的空前规模。2013年10月，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与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67篇，涉及到诗、文、词、戏曲、小说等文类和文体学研究各个层面的问题。直到《文学遗产》最新的2014年第1期，还刊载了徐公持《汉代文学的知识特征——以汉赋“博物”取向为中心的考察》、余恕诚《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等重要文体学研究论文。因此，文体学研究从边缘到前沿，与《文学遗产》的推动的是分不开的。

二  新理念：《文学遗产》论坛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文学遗产》的高端论坛和编委扩大会议往往会讨论一段时间古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当下所面临的困难并谋求解决的方法。对于论坛的讨论和研究成果，《文学遗产》或以专栏形式发表，或以综述形式报道，或以笔谈形式展示，不断地更新古典文学的研究理念，这些论坛在不同的时期引领和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向前沿发展。其中三个论坛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

《文学遗产》编辑部1994年在漳州召开了“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讨会”，具体讨论了文学史编写中的文学史观的重要性，并对八九十年代产生的几部重要文学史进行了价值衡定。徐公持先生归纳重要的文学史观有三种类型：一是史学家性格的文学史观，属于“再现”的文学史观；二是理论家或曰史论家性格的文学史观，属于“表现”的文学史观；三是二者调和性格的文学史观，属于“再现”和“表现”相结合的文学史观。三种文学史观各有特色，也各有理论上的自足性。文学史研究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文学史观的出现营造多元互补和竞争的格局。《文学遗产》该年第5期刊发了一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的专题论文：钱志熙《审美•历史•逻辑：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方法》、蒋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关于文学繁荣问题的思考》、苏澄《94漳州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纪要》。钱志熙阐述了文学史观的三个重要方面：审美方法和文学史现象的归纳、文学史研究的运思起点；运用历史方法研究各种文学史现象，并构建文学事实的历史序列；逻辑方法和文学史规律的研究。蒋寅认为，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根本上说是时代的艺术意志和艺术家创造力合力作用的结果：时代的艺术意志选择了最佳的新文体样式，而新文体样式作为了种挑战和规范又激发诱导了作家的艺术才能和创造力，这就是文学繁荣的内在运作机制，其外部运用机制则表现为激励创作竞争、促进作品流通的制度和时尚。

（二）新世纪十年论坛

《文学遗产》编辑部在2011年6月召开了编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新世纪十年以来古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困难、出现的困惑，以及发展的前景。会议将新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定位为“在困惑中前进”，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古典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古典文学学科的边界、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文学史研究问题、近30年古典文学研究成果评价问题等。《文学遗产》自该年第六期开辟“新世纪十年论坛”刊载了16篇论文：莫砺锋《新旧方法之我见》，廖可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詹福瑞《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问题》，李浩《谈古代文学研究的包容性特色》，陈尚君《兼融文史，打通四部》，曹旭《文学研究，请重视特殊的“文学本位”》，左东岭《文学经验与文学历史》，梅新林《学术交融与学术创新》，周裕锴《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右文说”》，韩经太《古典文学艺术：价值追问与艺术讲求》，王兆鹏《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程章灿《作为学术文献资源的欧美汉学研究》，胡可先《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思考》，马自力《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与对话》，王长华《“了解之同情”与历史意识建立》，吴相洲《注意古代文学知识的转化》。

陈尚君认为，学者能关注四部，融通传统学术，对开拓文学范围，确定评价原则，理解文人生活，解读文学作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左东岭主张用文学经验去替换文学规律和文学文本这两种传统的研究范式，以便真正把文学史研究提升到历史研究的层面，使之既是文学审美的把握，又是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研究文学经验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的把握；研究文学经验的重要内涵之二是对文学之间关联性的把握。对于文学经验的关注与去规律化是今后文学史研究应予重视的两个侧面。程章灿认为，学术研究是不分时间的，不分国界的，不分语言的。将欧美汉学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文献资源，才能开阔视野，知己知彼，胸怀全局，进入真正的学术交流和融会贯通的境界。我本人在这次论坛上主要就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认为实证研究的总体思路，主要致力于文学文本与新出文献、出土遗物和图像资料的综合利用。实证研究与考证有着重要的联系，但又有很大的差异，考证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而不是实证研究的全部。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证研究要致力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搜集、挖掘、整理与考证，在充分做好这些基础工作之后，选择典型的个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对某些文学现象具有不同基点的认知，然后在融合众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而进行综合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淡化学科界限，强化问题意识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文学•文献•文化

《文学遗产》编辑部在2013年3月安徽大学召开编委扩大会议，主题为“古代中国：文学•文献•文化”。对于文学、文献和文化关系的探讨，是会议的重要议题，对《文学遗产》办刊宗旨和学术导向，也提出了一些理论性和建设性的思考。为了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文学遗产》编辑部以会议文件的形式，对于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个和梳理，并提交大会讨论：孙少华《建立21世纪先唐文学研究的“新传统”》，刘宁《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张剑《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与问题》，张晖《理论的转型——元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现状及其可能性》，石雷《前沿•困惑•思考——新世纪十年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刊载了会议发言的7篇笔谈：葛晓音《学术自信和价值判断》，赵昌平《文献、文化、文学之契合》，陈洪《徘徊于“还原”与“建构”之间》，吴承学《学术史识与学术价值观》，刘石《凛焉戒惕“詅痴符”》，李浩《也说“打通”》，杜桂萍《“文献先行”与“文心前置”刍议》。2014年第1期亦刊载了7篇笔谈：钟振振《古代文学的审美本位》，傅刚《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意义、方法》，沈松勤《古代文学的“和合”秉性与“和合研究”》，朱万曙《古代文学研究与“科学主义”》，沈立岩《古代文学研究：出入于文献与文化之间》，徐兴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文学的关系》。

傅刚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教学对象：古代文学研究要遵守历史学的规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考证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作用和使用的原则、方法；传统目录、版本学工作的意义；古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作基础，又具有现代学术意识，古今结合，不可偏废；古代文学研究的艺术性问题。葛晓音认为，目前很多学者对于学术现状不满是好事，只有承认不足，才有改进的动力。不过首先还是要确立学术自信。在研究者的诸般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判断学术价值的敏感和能力。凡是提出和解决了某一方面的问题，使同时和后来的研究者在研究同类问题时必须参考你的观点，就有学术价值。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样，有第一义的，它应该是一空依傍的，有高度的独创性。也就是在提出新问题或是解决历史悬案时，有自己独到的思考角度和方法，他的观点完全是通过自己钻研原始材料发现的。赵昌平认为，文献、文化、文学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三维。三维成空间，所以应当树立整体研究的观念。就古典文学学科而言，说“文学”是本位，“文献”是基础，“文化”是必须的视野，应当没有异议。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言，不存在文献学重不重要的问题，只存在相较于其他人文学科具有何种特殊性。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从实质上说应是真正的社会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人”的研究应当是文学与文献学，乃至文化学的契合点。陈洪认为，在文学史领域中，“还原”与“建构”如同《周易》中的阴阳关系，彼此相对待，彼此相依存，彼此相涵容，自此相促进。每位学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应偏执于一方；对于整个学科来说，徘徊于二者之间，可能是基本属性使然，也是一种正常、良好的状态。杜桂萍认为，“文献先行”应是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相关论题的史实考辨。文心研究主要致力于揭示史实之间的普遍联系及其中包含的规律性；只有借助“文心”的知性过滤，“文献”方能真正建构成为知识。而其所以应该“前置”，一则因其具有逻辑的力量，可以借助固有的理性精神真正打通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隧道；二则缘于其能够调动直觉、领悟的力量，通过个人的体验实现历史意义的现实生成。“文献先行”与“文心前置”乃文献研究进入文心研究的必然理念建构，具有打通文史、理解历史独特存在方式的积极的方法论意义。沈松勤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其研究既需要文学审美论的观照，探究其审美特质与意义，而凡是与作家创作有着内在关联的任何一个属于当代学科分类中的史学或哲学层面的研究，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我自己在这次论坛上主要就新出资料与唐代文学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新世纪以来，新出资料成突飞猛进的态势，与唐代文学相关的新出资料，主要包括石刻资料、写本文献、图谱材料，以及可以与文学作品印证的实物材料等。新出资料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完善唐代文学发展的各个环节，尽可能全面地恢复文学发展的原生状态；新出资料不仅能够补充主流文学和主流判断的主体缺陷，更能够纠正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线性缺失；新出资料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唐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本质属性。

三  新方法：宏观研究、数字化与定量分析

 （一）古典文学宏观研究

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热潮，这与《文学遗产》的提倡是具有紧密联系的。1986年6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发出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明确指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宏观研究上”，而“其意义具有某种全局性”。这一启事在《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刊出后，自第5期开始，陆续刊出了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鸟瞰》、陈祥耀《我国古典诗词演变的几个宏观规律》、蒋寅《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萧驰《中国古代诗人的时间意识及其他》、鲁德才《研究古代小说艺术传统的思考》、陈邦炎《从新诗运动上探我国诗体演化的轨迹》、胡晓明《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吴调公《心灵的远游：诗歌神韵论思潮的流程》、张铨锡《“杂文学”还是“纯文学”》、徐公持《关于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及其现状》、王启兴《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孙昌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佛教思想的研究》、葛兆光《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赵昌平《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等25篇文章。这些宏观研究的文章开了当时宏观研究的风气，虽然在八十年代末期逐渐式微，甚至以其引领了空疏的时尚而为后来研究者所诟病，但就当时的时代和研究环境而言，也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因为古典文学宏观研究是与“方法论”的提倡是紧密联系的。

在此前的一年，《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刊载了《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笔谈》，发表了郭预衡、章培恒、程千帆、吴调公、陈伯海、罗宗强、黄天骥、蔡钟翔八位学者的意见。陈伯海《宏观的世界和宏观的研究》认为，打开现有的文学史著作看，除了每一断代开头照例有一节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的介绍外，几乎尽是有关单个作家和作品的论述，论述中又大多分割成生平、思想、艺术几大块，相互之间很少贯通。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侧重于微观，而比较忽视宏观，这种情况应有所改变。罗宗强《并存、拓展、打通》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是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学传统，有利于这一目的，便都是有益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同样需要。

但我们反观建国以后直至八十年代，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僵化的、陈旧的、保守的，文学研究为政治思想所代替，因此，必须在方法论上加以革命，才能转变旧的研究取向，产生新的研究格局，《文学遗产》提倡宏观研究正是起到了产生新格局的功效。但是，由于研究领域总体学术积累的不足、研究方法的过分强调，加以国门打开之初国外新理论的强势侵袭，使得古典文学研究格局打开后，不久就走向了偏颇和异化，又经过九十年代的调适，到了新世纪才更朝着多元化的途径发展。

（二）数字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和信息传播的广泛，古籍的数字化建设呈现日新月异的态势，古典文学研究也随着数字而不断革新。《文学遗产》近年在数定化建设方面呈现的成果也较多，如郑永晓《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王兆鹏《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李铎《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韩丽霞《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数字化成果概述》，以及《笔谈：信息技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等3篇：郑永晓《技术与心智的互补：建立在计算机检索基础上的古典文学研究》、李铎《从检索到分析：计算机知识服务的时代》、罗凤珠《引信息的“术”到文学的“心”：谈情感计算和语义研究在文史领域的运用》。郑永晓论证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原始文献整理，二是整理历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三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和对文学史规律的分析。对于前两个层面，计算机大有用武之地，而对于第三个层面，计算机虽有局限，但也能够为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计算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引起的革命将是长久而深远的。

（三）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根据统计数据，建立相关模型或分类设计以分析研究对象的各项指标数值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较早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当中，并逐渐扩展到社会现象的特征归纳与分析。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化处理方法的发展，古典文学研究也引入了定量分析的方法。《文学遗产》刊载了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词学研究定量分析之一》，王兆鹏《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王兆鹏《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尚永亮、张娟《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就是古典文学研究定量分析的代表性作品。王兆鹏、刘尊明、尚永亮等学者在定量分析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促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定量分析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在博生生和硕士生的学位论文中广泛运用，可见其影响巨大。尽管我在学术研究中对定量分析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也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这样一种方法，无论是表示赞同还是提出异议，都不可能改变其普遍运用的客观事实。而这种方法的提倡和实施，《文学遗产》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