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文学遗产》迎来了六十华诞，约略算一下，我与《文学遗产》的往来也有三十多年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读者、作者和编委。下面按这个顺序简单回忆一下我心中的《文学遗产》。

一

最早看到的《文学遗产》，是在《光明日报》周刊上，很长时间并不知道周刊栏目与后来刊物是什么关系。但当时通过周刊确实读过不少好文章。大概学文学的都有类似的不良阅读习惯，总觉得报纸特别是大报的头版太正经、太严肃，而一些专版、副刊则比较活泼。所以拿到一叠报纸总会直接“跳”到专刊上。我最早读安旗老师关于李白的文章，也是通过周刊读的。那一段时间古代文学研究界非常活跃，关于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是否有过一场“运动”，李白几入长安及《蜀道难》诗的主旨等等，都有过持续的讨论，形成了不断的“热点”，学界对这些讨论都很关注，有很多人参与并发表了见解，一般读者和大众也饶有兴致地细读每篇文章。我读后仍不满足，把刊载文章的那些版面剪下来，粘贴在自己的剪辑本上，随时翻阅，慢慢消化。

刊物复刊并公开发行的时间，刚好与我开始学术生涯很接近。1979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念中文系，1980年刊物以季刊的形式复刊。我最早在图书馆看到这份装帧素朴的杂志，浏览自己喜欢的文章，后来发现好文章太多，拿起就放不下手了。在旧书摊淘书时，遇到别人阅过的单本杂志，我总是把他们收集起来，希望能凑齐。很多年来，学校的居住环境不断变化，从学生宿舍、单身职工宿舍到单元房，再到有自己独立的书房，虽说居住空间在不断扩大，但仍赶不上书籍增加的速度。故每次搬家，对书刊总要整理一次，淘汰筛除一批，选留一部分，《文学遗产》是我不断筛选保留下的极少数精品。近十多年来，除个人买书外，师友们赠送的书刊也是补充我书房的一个来源。朋友所赠包括自己买的，凡与专业关系不太密切的，阅后就要“割爱”，转赠给学生，以便让这些宝贝在不断流通中能发挥更多的作用，也给我的书房腾出一点空间，唯独舍不得把《文学遗产》送人。我就像那吝啬鬼葛郎台一样，过一段时间总要利用空闲，把书架上偏爱的书刊搬下来拂掉积尘，抚摸半天，磨磨蹭蹭，再搬上去放好藏好。

现在想起来，留在记忆中的很多文章是从《文学遗产》杂志上读到的。比如王蒙先生关于李商隐研究的大作《浑沌的心灵场》，裴斐先生评述李白研究相关现象的文章，傅璇琮先生关于唐代翰林研究的文章，王水照先生关于宋代文学，章培恒先生关于明代文学的文章，袁行霈、董乃斌、陈伯海等先生关于重写文学史，古代文学宏观与微观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等的笔谈，莫砺锋、陈尚君、赵昌平、吴承学等关于断代文学的笔谈，等等。我知道蒋寅兄、王兆鹏兄、潘建国兄的勤勉，也是通过他们在刊物上不断推出新成果才得到确认。

二

我最初仅仅想做一名刊物的忠实读者，但在阅读过程中，也不时技痒，先后写过几篇文章，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特别是关于李白作品中的禽鸟意象、唐代关中文学群体、唐代文学士族迁徒流动等几篇文章。刊物曾设过博士新人谱专栏，也介绍过我关于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的成果。写作时还很年轻，思想和文字都稚拙，唯一的长处是还算认真踏实。其中要感谢陶文鹏、李伊白、戴燕、刘跃进、竺青、张剑诸位师友。尤其是陶文鹏老师，年轻时才华横溢，抱负很大，有过一些轰轰烈烈。在《文学遗产》做编辑到主持工作这一段，对年轻的作者既热情洋溢的鼓励，又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在看稿时则心细如发，能找到作者的认识盲点和材料缺陷，故所提意见作者很服气。他对撰稿者前后几年在文气、文风上的变化也能细心体察分辨，认真指出。仔细聆听他的口讲指划，对一个研究者的成长帮助很大。

我的老师霍松林先生在四十五周年刊庆时说他是《文学遗产》培养出的作者。由于我的慵懒，在杂志上刊发的文章并不多，水平也并不是特别高，但我对刊物的那份感激之情一点却也不输老辈学人。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在刊物上经常看到比我更年轻的学术群体齐茬地冒出来，其中还有多位是我曾经给上过课的。编辑部在这方面也接续上了传统。据文献记载，五十年代初，李希凡、蓝翎那篇斐声中外的大作，就是经老主编陈鹤翔先生签字，并建议在周刊上提前发表。虽然这篇文章后经最高领导阅批，酿成一件大事，使《红楼梦》研究从纯粹学术争鸣演变为一项重大政治事件。但抛开这些，可以看出编辑部同仁对年轻学人的推挽引掖，如恐不及，是由来已久的。

三

2011年春天，我忽然收到编辑部的一个急件，说编委会换届，我被推荐为新一届编委，征询我的意见。甫接信，我感到很突然，事先并没有任何人给我说过，也没有任何人暗示，所以我感到诚惶诚恐，惭愧万分。试想想，放眼全国，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成绩突出者不知凡几，就是成就卓越者也大有人在，我自忖何德何能，凭什么忝列编委？但又想或许新一届编委会要平衡各个方面，特别是要考虑地区、年龄、研究方向等等，不一定与研究水平挂钩。如参加编委会工作，至少能经常与各地的同道以文会友，请益交流，使自己多闻且充实，故欣然接受。在此后的每次编委会活动中，我都尽量排除干扰，争取参加，在会上也能畅所欲言，献上自己的一些粗浅见解和建议。

《文学遗产》走过的这六十年，恰逢中国当代社会持续发生重大变迁，革故鼎新，天翻地覆。这其间或红旗飘飘，或风雨苍黄，或浮躁亢奋，或寂寞冷落，时势主宰着一切，当然影响并左右着刊物，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学人和学术。但纵有时代大潮的鼓荡，却有一本小杂志不激不随，不偏不倚，涵养商量，返本开新，不仅大节不亏，而且能引领古代文学研究，为中国当代学术在世界上争得体面，也让我们看到明天的希望。

在创刊四十周年庆典时，著名学者匡亚明先生给刊物的题辞是：“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心。”这是引自建安七子之一刘祯《赠从弟》诗，以物比德，赞美从弟。我联想起了唐诗中类似的诗思，如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二：“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这是从反面感叹众芳芜秽，美人迟暮。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一：“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是对刘祯坚定表达的一种回应。同人《感遇十二首》其七：“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这是刘祯诗意的唐代版本，均深得我心。诗骚传统就是以这样不断追忆的方式，在历史演播厅中被展开，被再现，被变奏，这样的回声可以刺破坚硬的铁幕,可以穿越浩渺的时空。我借过来题赠给六十华诞的《文学遗产》，并化用作我这篇短文的题目。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