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强

二十年前，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一篇《掘藏：从民俗到小说》的论文，当时就有一种联想，觉得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掘藏式的工作。这么多年来，这种联想甚至变成了一种信念。在高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断强化人们与传统的隔膜时，在文学或者说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越来越边缘化时，古代文学的发现性研究，可能是一个极为必要的应对策略和极为现实的课题。

所谓发现性研究，与其说是新的研究方法，不如说只是需要强化的研究意识或导向，即通过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向公众揭示古代文学的价值所在，更确切地说，就是揭示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可能发挥的、实际上也在发挥的作用。

我以为，一项研究的水平与发展，不但与研究资料、研究方法有关，也与对研究对象的态度有关。“文学遗产”的刊名便昭示了一种对待古代文学的态度，那就是将古代文学视作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我相信，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种态度，并以珍视的眼光，审视与探究古代文学作品。不过，与其他方面的遗产不同，文学“遗产”具有双重价值，它既是古代社会状态、古人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写照，又以各种方式参与当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并成为后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由于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与今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所谓双重价值都直接或间接与当代文化存在着某种关联。换言之，着眼于古代文学与当代精神文化的沟通及其在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应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核心。

其实，这样的着眼点并不稀奇。《文学遗产》创刊的时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等等，就是当时研究者们的口头禅。从原则上说，“态度”本身往往不是分歧的原由，分歧的产生是“态度”的落实。因为“态度”不是空洞的，一旦落实为批评实践，就可能歧见纷出，比如，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又如何去取？怎样使用？便会有不同观点。在我看来，所谓发现性研究，便有如下几个值得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强化的重点。

首先，发现性研究应致力于发现前人未曾特别关注的作品的价值，提高其在文学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学史的覆盖面，并相应调整文学史的座标体系。

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使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得到了有效清理，但无论作为学术著作的文学史，还是作为学科意识的文学史，都存在某种局限性。最突出的不是观点上的正误，而是对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削足适履，大量文学作品在某种发展脉络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实际上，至少在宋以后的文学作品中，还有大量埋金藏银有待发掘。例如清代许奉恩的《兰苕馆外史》中有一篇《蒋柿姑》，就是一篇绝好的掘藏题材小说，可惜当初我在写作《掘藏：从民俗到小说》一文时未曾读到与使用。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蒋柿姑这一敢作敢为又工于心计的女性形象，其中人物性格与心理的描写复杂而微妙，作者或叙述者的态度灵活而不单一，语言也生动有趣，堪称佳作。类似这样的遗珠，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宝库中，必定是举不胜举的。这也正是发现性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与动力所在。

显然，这需要我们调整观念与标准。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应重点关注与主流价值观及社会规律相联系的作品。然而，过份强调整体的社会价值，有可能导致对个人化的生活体验的视而不见甚至鄙弃，使我们无法全面地体察古人的真实生活状况，也无法彻底检视我们自身的文化基因。其实，古人的写作远比我们想像的丰富，发现他们对个人化生活体验的揭示，有可能为古代文学与当代人的精神沟通找到新的契合点。打个比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在建成了主干线之后，为了方便市民出行，还需要进行“路网加密”。今人与古人的精神沟通，也不能只是靠了积极入世、爱国忧民、隐逸超脱等思想感情的主渠道，同样可以着手心灵世界的“路网加密”。宋代诗人楼钥有一首《戏作》：

二子为丞分越邑，女儿随婿过江南。

莫言屋里成岑寂，匹似当初只住庵。

这首诗写的完全是他的个人生活。子女长大成人以后，或游宦在外，或远嫁他乡，只留下老人独自在家，这种的内心孤独感很容易引起当今所谓空巢老人共鸣。可见，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个人生活书写，既是古人原生态生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着人类永恒的情感因素。如果我们大面积地发掘古人对于这些情感的表现，无疑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古代文学的陌生感，激活古代文学的艺术感染力。

其次，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我们也同样可以尝试通过发现性研究，对文本作出刮垢磨光、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这一点在今天或许还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相对来说，古代文学名著的传播还是有一定广泛性的。但是，随着新媒介的流行，经典的接受越来越肤浅化、符号化、实用化，例如，虽然《西游记》中的人物隔三差五地就会被提及，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顾及小说原著的描写。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凭借一个简单的印象，将这些形象作为某种符号使用；《红楼梦》也经常会成为社会的热点，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其中帅哥靓妹炫丽的外表，对于他们忧伤的感情经历却无暇也无意去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时过境迁所造成的必然的历史隔膜，我们的研究不到位可能也不能免责逃咎。必须承认，对一些文学经典的诠释，即便曾经的精见卓识，也可能在陈陈相因中，失去原有的思想活力，甚至成为进一步探幽索隐的屏蔽。在这种情况下，“洗了旧套，换新眼目”（程甲本《红楼梦》第一回语），对经典的“再发现”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曾经作过一些这样的尝试，比如拙作《美人黄土的哀思――〈红楼梦〉的情感意蕴与文化传统》（此文发表后，又有幸为《文学遗产》网络版采用）讨论的问题涉及了《红楼梦》的“主题”问题。我自知在这方面鄙之无甚高论，便从书中“美人黄土”的意象，上溯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学传统，旁涉欧洲古典文学艺术，力图就此引申出《红楼梦》情感意蕴与哲理思考的世界意义和现代意义。我在文中指出：

《红楼梦》浓重的悲情意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首先是发自内心的负疚感，这通过开篇的自我忏悔得到了明示；其次是面向社会的末世感，这在小说的情节布局与人物描写中不断流露；第三，就是美人黄土的哀思，这是一种人生哲学意义上的感悟，通过对女性性格与命运的审视，作者将负疚感与末世感上升为一种对生命的深刻反省。

我不敢说这种认识一定是正确的，但我希望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重新审视这部名著的基本的思想价值。这种审视求新谋变的初衷在于，既正视作者的自我表白，又努力兼容已有的研究，同时以更开阔的视野，探讨其中更广泛的文化内涵。也许，在重大问题上，重理思路、再作探究的知易行难。那么，通过文本细读，在细节上的“再发现”，可能性就更大些。新近完成的拙作《“宝钗扑蝶”的情思》便试图通过“扑蝶”这一中国古代文学女性描写的一个传统意象，说明《红楼梦》用在宝钗身上，虽然只三言两语，却风流蕴藉，情思绵长。文本细读的再发现之功，也必然有助于矫正肤浅化、符号化、实用化之弊。

复次，发现性研究不只是要发现文本和发现文本中可能被忽略的艺术价值，还应特别着眼于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超越时空的思考。人类的思考不是一蹴而就的，生活智慧也日积月累的。古代文学正是这种思考与智慧的载体之一，理应成为我们继承的对象，而继承源于发现。比如北宋末张知甫《可书》中一篇《天宝山三道人》也有一个掘藏型的故事：

天宝山有三道人，采药，忽得瘗钱，而日已晚，三人者议：先取一二千，沽酒市脯，待旦而发。遂令一道人往。二人潜谋：俟沽酒归，杀之，庶只作两分。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诛二道人而独取之.既携酒食示二人次，二人者忽举斧杀之，投于绝涧。二人喜而酌酒以食，遂中毒药而俱死。

在现实利益的争夺面前，人们往往各怀不诡，机关算尽，最终的结果却可能事与愿违。这篇小说中的情节，简明扼要地将人类贪图私利而自入危局的悲剧命运惊心动魄地揭示出来了，对于今天的读者同样是有警示作用的。

又如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流传稀少，多记士人言行，又间及社会现实。其中有一篇记述极为精彩：

旧间巷有人以卖饼为生，以吹笛为乐，仅得一饱资，即归卧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声动邻保，如此有年矣。其邻有富人，察其人甚熟，可委以财也。一日，谓其人曰：“汝卖饼苦，何不易他业？”其人曰：“我卖饼甚乐，易他业何为？”富人曰：“卖饼善矣，然囊不余一钱，不幸有疾患难，汝将何赖？”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钱一千缗，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则有温饱之乐，一旦有患难，又有余资，与汝卖饼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坚谕之，乃许诺。及钱既入手，遂不闻笛声矣。无何，但闻筹算之声尔。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钱，送富人退之，于是再卖饼。明日笛声如旧。

金钱与精神矛盾，是人类永久的困惑。一些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总是以牺牺牲精神愉悦为代价。这篇小说寓意甚明，与十七世纪法国寓言文学家拉封丹的所作童话《鞋匠与财主》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今仍有重大的启发价值。

如果我们充分挖掘了古代文学中所蕴含的这些深刻的人生哲理，我相信，今天的读者必会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先人的智慧。

第四，古代文学在文体、语体乃至具体的表现形式上，都与当代文学有了很大不同，但是，文学精神、审美趣味却是可以相通的，甚至当今最为新锐前卫的艺术思维，我们也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历久弥新的艺术思维的发掘，也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当代文学进程的应尽义务。

乐钧笔记小说《耳食录》中有一篇《邓无影》,描写了一个叫邓乙的人夜里顾影叹息曰:“我与尔周旋日久, 宁不能少怡我乎?” 其影忽从壁上下, 并随其所欲,幻化出“少年良友”、“贵人”、“官长”、“妙人”与之接谈交往。作品中所写非鬼非怪，而是“影子”。一个人与自我幻化出的不同形象打交道，体现了较深的心理内涵，也反映出作者不同流俗的艺术思维水平。如果像《耳食录》这样不是特别著名的作品，都时有足以令今人叹为观止的想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古代文学作品一定包含着更丰富的艺术经验？

关于这一点，我还想特别提到今人往往常以颠覆性思维，否定权威、解构经典、嘲弄传统，其中自不乏狂飚突进的时代先锋，也不免有随意涂鸦的弱智游戏。而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同样经常可以看到先人不拘一格、思想解放的作品，比如被认为是徐渭所作的杂剧《歌代啸》，将四句俗语发挥为剧情，尽显生活的荒诞本质；又如《西游补》也颇具超前意识，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话说就是“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徘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也”；再如《豆棚闲话》，以“解豁三千年之惑”的勇气与见识，对历史作了剖肌析理的透视，即使置之当代文学中，也毫不逊色。这些作品飞扬跳跃的艺术想像和亦庄亦谐、戏而不谑的艺术精神，很值得总结和借鉴。而它们的产生，也非孤立的现象，系统梳理，可以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能量。

不言而喻，发现性研究是一项既富有吸引力、也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掘藏小说中，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有趣的描写：同是掘藏，有人挖到了宝贝，有人却只挖到了一文不值的破铜钱，如袁枚《子不语》中的《鬼弄人》，主人公以为后园有埋金一瓮，却只掘得一根草绳所缚的一文铜钱；有时，掘藏又与人的心胸有关，如《聊斋志异》中的《珊瑚》，悍妇掘藏，但见砖石；贤妇继至，悉为白镪。时而瓦砾，时而真金，皆因拥有者心态而变化。我的意思是，发现性研究与研究者的素质、眼光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些不能挖到宝藏或虽挖到了却未必能认识其价值的人来说，缺少是就是一种发现的眼光。因此，我们在期待研究工作能别开生面的同时，更期待着大批能够见人所未见的人才的涌现。《文学遗产》正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说郛》中收录了一部作者失考的《嘉莲燕语》，里面描述了宋人的掘藏习俗，据说“吴俗迁居，预作饭米，下置猪脏共煮之。及进宅，使婢以箸掘之，名曰掘藏”。为讨吉利，主人还会让婢女临“掘”时向灶神祝祷。值此《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受主人俯约，聊缀臆语如上以应命，兹特引前人祝祷语，祝福《文学遗产》和古代文学的发现性研究的深入。

自入是宅，大小维康！掘藏致富，福禄无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