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曙 

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文学遗产》与我的学术生命相伴随。在它的60岁生日之际，与《文学遗产》的各种往事涌上心头，令我感动，也令我感慨。

我在《文学遗产》刊发的第一篇论文是《元散曲隐逸主题再认识》，刊期为1995年6期，当时我33岁，在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还是一个年轻的后辈，我与编辑部的老师们毫不相识，完全是自然投稿，但不意被刊发出来，它对树立我的学术自信、促使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年后，我还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文学遗产》又于1998年6期刊发了我的第二篇论文《论梅鼎祚的早期戏曲创作》，副标题是“兼论骈绮派戏曲的价值”。文学史和戏曲史都将梅鼎祚归为“骈绮派”戏曲家，认为这些戏曲家的作品都是“案头之作”，我通过查找祁彪佳的日记、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等资料，发现梅鼎祚的作品每每被舞台演出。由此，我提出了对“骈绮派”戏曲家的重新认识。编辑部的李伊白老师对我的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建议我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

1999年6月，我自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安徽大学，奉命组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此后，我不能不结合原有的学术基础，开展对徽学的研究。我开始留意徽州家谱和族谱的资料，发现了《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作者郑之珍撰的《祁门清溪郑氏家乘》。这部《家乘》较之以往发现的郑氏生平资料有很大的丰富，于是我撰写了《<祁门清溪郑氏家乘>所见郑之珍生平资料》，因为资料新，《文学遗产》于2004年6期将此文刊发出来。

2004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徽商与明清文学”获准立项。此后我开始挖掘与文学有关的徽商的资料，陆续有所发现，也有所思考，撰成《明清徽商的壮大与文学的变化》一文，又蒙编辑部厚爱，于2008年2期刊发。

就个人而言，《文学遗产》给予了我诸多的关爱和帮助。它让我在古代戏曲和徽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得以披载，同时也激励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更加努力。这已经让我铭恩于心。不仅于此，在我担任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文学遗产》同样给予了大力支持。

2006年6月，我调任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我深知，一个院系的学科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安徽省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一流的作家和流派，而系内的老师们由于以往研究基础和思维的定势的限制，没有去挖掘和研究。经过讨论，系里确定以“三曹”、《儒林外史》、桐城派等领域为学科建设的抓手，我分别和几位老师前往亳州市、全椒县和桐城市商谈开展上述领域研究的事宜。2007年春天，我到北京，与陶文鹏、李伊白两位老师商谈举办桐城派研讨会事宜，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6月20—23日，由安徽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编辑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桐城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安徽大学与桐城市举行。来自全国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同时，“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所”举行了揭牌仪式。这次会议扩大了安徽大学在桐城派研究领域的影响，也推动了部分教师在该领域的研究，迄今为止，安徽大学在桐城派研究领域获得两项教育部课题、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并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

　    2011年，我负籍北上，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2013年上半年，文学院的孙郁院长建议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主办一次学术会议。院里给予支持，学科的教师们也有积极性，于是我和徐楠、徐建委两位老师前往编辑部拜会刘跃进主编，希望能够共同主办会议，当即得到跃进先生的首肯。11月23—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袁行霈、赵逵夫等一批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主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不仅多有学术创获，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民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影响。

回顾自己和《文学遗产》的前前后后，作为读者，我从它那里获得大量的学术信息，了解到前沿的研究动态，阅读到诸多的学术力作；作为作者，我从它那里获得了学术信心，自己些微研究心得能够披露于学界。因此，我感谢《文学遗产》。

我在想，60年的《文学遗产》该扶持了多少学术新人？又发表了多少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帮助了多少需要帮助的学科？60年来，它一直是古代文学学者的学术家园和精神家园。几代编辑们坚守着这个园地，传承着中华的文脉。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坚守，是因为他们有一颗传承中国文化的“文心”。他们默默地奉献，以学术的良知春风化雨、春泥护花，与广大古代文学研究者结下了深厚的“文情”。在它60华诞之际，我要向《文学遗产》、向所有的办刊人奉上最真诚的敬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