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桂 萍

    当我写下这样一个题目，为自己的勇气而震惊，之后便是汗颜。不要说对这个题目其实难以驾驭，即便有一些心得，大概也非我这样一名还算“年轻”的学者可以轻易置喙。不过，这却是我真实的心理感受、肺腑之言，是我对《文学遗产》这样一本充满学理与人文关怀的刊物的经验认知。自2003年在《文学遗产》发表《色艺观念、名角意识及文人情怀——论〈青楼集〉体现的元曲时尚》一文，如今已整整十年，算上2013年第六期刚刚面世的小文章《“文献先行”与“文心前置”刍议》，总共有5篇学术论文发表。平均两年一篇的刊载频率，不可不说这个刊物对我青睐有加，也不能不慨叹自己有多么的幸运！感恩于这本学术期刊及其中的那一个个人，来自于一份最普通的情感及相关的美好记忆，也是激发我对一贯保有超常尊重的《文学遗产》及其个性品格思考的重要原因。

一、基本定位：学术、学科、人文

学术、学科、人文，是评价《文学遗产》不能不涉及的三个词汇。学术的发展总要一些平台提供支撑，学术的繁荣总要若干指标作为表征，学术的品质总要一些形式来确立，这一切，作为古代文学研究最权威学术期刊的《文学遗产》都理当其任。谈到中国学术发展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文学遗产》的作用和价值广为学界认可。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发展，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说，《文学遗产》不仅是见证者，也是实践者和引领者。可以说，经过六十年的积极探索和努力，《文学遗产》作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载体、高端平台和权威评价中心，担负了推动学术良性发展的使命，其角色价值和意义得到学界的充分认可与高度评价。

学术性是学术期刊的立足之本。《文学遗产》名扬海内外，学术价值得到几代读者的充分认可，已毋庸讳言。六十年来，其由周刊、季刊到双月刊，乃至推出与纸质文本构成互补的网络版，规模与形态逐渐壮大，内容与功能日益丰富，始终不改的则是学术性这一根本。在《文学遗产》上，可以阅读到海内外古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捕捉到学术发展的最前沿脉动，也可以感受并领会到科学研究的最新理念和方法论走向。海内外老中青学者以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为荣，也总是将最满意的成果奉上这个交流平台。凡此，都来自其高端的学术定位及其表达出的自觉意识和学术实践。

始终立足于学术前沿。这是很多学术期刊大力倡导的生存原则，但能够真正“立足”者，实际上并不是很多。《文学遗产》从不人云亦云，盲目追求所谓的学术前沿。譬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热盛行引发的理论思潮中，《文学遗产》也参与了思考与讨论。1986年组织宏观研究论文，1987年在杭州召开宏观研究研讨会，1990年在桂林召开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讨论会，1994年在漳州召开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讨论会，表现了积极探索并努力推进的学术姿态，引领一时之风气，又针对本学科特性及学界同仁的复杂态度给予有效的疏导与讨论。梳理这一阶段《文学遗产》刊发的学术论文，绝非当时很多刊物上见到的大而无当、内容空洞之作，反而以坚实、平实、扎实的内容赢得了学界的赞许。适时而不趋时，力避追风式的“前沿”，并很快转入关于文献与理论的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是《文学遗产》立足于学科传统与现状进行的有效选择，诚如刘跃进先生后来所云：“思考的缘由，是给本刊定位。”如此，《文学遗产》以睿智的态度引导学科从容转型，古代文学学科保持了独立不易的品格，带给一代学人难得的精神向度。徐公持先生说：“《文学遗产》作为学科专业刊物，受到同行关注并寄予厚望，刊物有责任在建言献策以及端正学风方面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论坛’，开展严肃的学术批评，扶正祛邪，帮助学科在体制上走向健全，在风气上健康成长。”这是《文学遗产》赢得古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尊敬的前提。

丰富的学术实践活动。如何把握前沿，用徐公持先生的话是把握好“与学科的前进方向相关的问题”，即在积极介入时代文化发展的同时总是融入有关学科建设的思考，引导古代文学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路径。通过集思广“议”，以学术讨论等形式把握问题，调整方向，立足于前沿，是《文学遗产》成功的关键。他们不惮辛苦组织经常性的学术活动，如定期评选高水平学术论文，如不断召开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如“文学遗产”论坛坚持十几年之久。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学科建设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永恒主题，与时俱进，常论常新。陶文鹏先生在2002年兰州《文学遗产》论坛上指出：“本刊更加重视学术争鸣，一年来发表了多篇商榷性文章；也有所侧重地发表了部分有创见性的理论研究论文，并有意引导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贯通起来加以研究。”此外，还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了“文学遗产丛书”的编辑，与广东中华文化基金王季思基金联合组织了“优秀论文”评奖，其宗旨则是“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发展古代文学学科，鼓励本学科中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为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而作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文学遗产》表现出的勤谨休惕、雍和大度之风，以及所发文章尽去浮词、实然有物的学术原则等，合乎中华文化之于为人为学的阐发与强调，以一种春雨润物的和暖促成了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含量的保持，实有功于中国人文学术的稳步发展。

多元的问题意识。“问题”往往关涉到学术研究的价值和学术期刊之生命所在，《文学遗产》的学术性和生命力也体现在这里。六十年来，举凡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如宏观研究、地域研究、家族研究、接受史与传播史研究、文体学研究、文学史学研究等，无不率先在《文学遗产》上获得反映。那些具有前瞻性、探索性、问题意识的学术论文，既反映了学者对这本期刊的信任，也是对其学术为先、学术多元、关注问题等理念的有目的回应。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成立的标志，历任主编都如是强调。徐公持先生曾表示：“希望通过前沿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使‘论坛’的影响越出与会的区区数十人，能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界所重视，不敢说‘唯马首是瞻’，至少应当对学界同行的思索和研究起到先行一步的作用。”确实，借助于对问题的探讨，及时地进行反思，寻找一种方向，而不是选择回避或者逃亡，是《文学遗产》一贯具有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的表现。慎思明辨，开拓创新，专注于学术，是《文学遗产》长期坚守的品格，也决定了其高品位及权威性。

近年来，学术期刊遭遇了历史性的困顿，《文学遗产》也面临过受众减少、影响见小等尴尬局面，也不免受到各种评估和竞争的影响，地位受到挑战等，但始终坚持学术第一，拒绝违背学术原则的收费问题、变相合作等行为，摒弃大而无当的空洞议论、平庸的重复乃至商业性写作，彰显学术的精神。《文学遗产》维护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品格和尊严，成为高端学术平台和权威性期刊的代表。在我看来，权威性期刊并非某些量化指标的评价可以定论的，虽然中国的期刊评价系统将之作为无可厚非的依据。《文学遗产》长期发表古代文学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其权威性毋庸置疑。其准确的学术定位，宣示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信息，是中国学术发展当之无愧的晴雨表。譬如对传统文献的回归，得益于《文学遗产》的提倡，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而一旦这一研究出现危机或者偏离方向，又及时提出“回归文献的限度”的问题，提醒大家注意“理论研究上的缺失”。如关于学科的打通问题，不仅强调古代与现当代的打通，强调东西方的对话，也关注古代文学学科内部的“打通”问题，并借助历界“《文学遗产》论坛”的高调提倡给予恢复。徐公持先生“要求在解决某个具体学术课题的同时,还应当在思想上或方法上对他人有一定启发意义”，也是几代《文学遗产》编者的共同理念。

二、基本功能：引导、总结、评价、培育

近几年，学术期刊如何抵制学术腐败已成为历次学术期刊高层次论坛的重要话题，大家见仁见智，发表了很多讨论，希望问题能得到缓解。《南京宣言》、《沈阳宣言》等都强调了期刊界本身从自我做起的主旨，并以此号召学术界。中国的学术期刊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刊模式，有些痼疾是先天形成的，现行的学术体制又倾向于量化的学术评价，使很多期刊难以摆脱各种干扰。《文学遗产》的不同在于，其特有的办刊思想及其功能定位让其过早地扬弃了已有办刊体制，成为一本以学术为本、以人为理念的期刊，期刊本身凝聚着充分表达学术自觉的基因。如是，其功能定位始终关联学术以及学术的进步。

引导功能。人们常说，学术期刊是引领学术繁荣、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学遗产》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譬如关于明清诗文的研究，王兆鹏先生曾根据《文学遗产》1986—1995年所发论文选择的题材统计，认为“以断代论，仍以唐宋文学为重点”，在张剑、刘宁二位先生对2001—2011年所发论文的统计中唐宋文学的刊发比例依然较高，唐宋文学的研究较为充分，且高度成熟，以至刘宁先生表示：“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在‘学科化’之路上，走在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前列。”关于明清诗文的研究，《文学遗产》的提倡之功和引导之效亦十分给力。早在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时，郭绍虞先生就建议“赶快组织力量编辑全清诗、全清文、全清词、全清曲等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献”。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苏州大学合办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其成果精华刊载于《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清诗讨论专辑”。90年代至今，明清代诗文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大为改观，研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正是从那时开始的。1999年，吴承学、曹虹、蒋寅三位先生在《文学遗产》撰文讨论明清诗文研究，肯定其是“近二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最有开拓性的领域之一”。而从张晖先生关于《文学遗产》刊发的2001—2011年明清诗文研究文章的统计也可以看出，《文学遗产》对于明清诗文研究论文进行了有意识的刊发，数量较大，并且带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年来，不仅相关领域的研究性著述、论文日渐增多，别集的整理也走向研究型，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都在进行着有意义的工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国家古籍的整理资助项目也对此开始了重点关注与投入。凡此，与《文学遗产》的倡导密切相关。只不过与唐宋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入、精致相比，尚存在一些问题；这个领域的文献研究多以“校注”、“新编”领起，以“后出转精”为诉求，而这在有关明清的研究方面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因此，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向唐宋等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总结功能。《文学遗产》通过论文评奖、学术综述和学者访谈、学术会议等表达这样的学术诉求。如1995年开始与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基金合作的“《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优秀论文提名奖”的设置，推出了一批在研究视野、方法理念诸方面颇具创意的优秀学术论文，总结了成绩，也引导了一种理念。我拜读过的葛晓音先生《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康保成先生《〈骷髅格〉的真伪与渊源新探》、周裕锴先生《惠洪与换骨夺胎法———一桩文学史公案的重判》、蒋寅先生《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等论文皆为金石之作，受益匪浅。不定期栏目如“世纪学科回顾”，既对已经高度发展的学术领域进行评估，更关注那些亟待拓展的新领域。如“关于本世纪宋诗研究的谈话”，由莫砺峰、陶文鹏、程杰三位先生就宋代诗歌研究的现状发表评论，肯定其成绩，强调宋诗的文献研究、文本研究及其“外向型”的比较研究等，并希望学界在宋诗研究上投入更多的力量。而“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邀请吴承学、曹虹、蒋寅三位先生，解析明清诗文研究与戏曲小说研究相比甚为冷落的原因，分析其历史过程及存在的问题，强调了文本分析、文献整理的重要性，期待明清诗文研究的继续深入，改善相比其他领域还显得冷落的局面。凡此，表明了《文学遗产》在学术发展上的前沿目光和宏大视野。著名的“文学遗产论坛”曾经开遍大陆很多地区，影响深远，被认为是古代文学研究最高规格的学术会议。其宗旨，按照徐公持先生在武汉论坛开幕式上的表述是四句话：“探讨前沿问题，发布最新成果，汇聚学界人气，证成学术精神。”陶文鹏先生在2005年文学遗产论坛闭幕式上的对彼时段古代文学研究的总结：“一是以文学研究为本位，核心是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艺术创造精神、审美趣味、创造经验、民族特色等。文学研究在强调实证的时候不要忘记文学理论。二是学术研究的创新应当是在求真求实求深基础上的创新，不要故意标新立异。三是在学术和思想的关系上，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四是关于深化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指出对经典作家作品，要进一步挖掘，但也应研究一些中小作家，还可研究文学史的空白现象、前后的传承关系等。”近年其形式有所改变，频次有所减少，但主题意识、问题意识更强，是古代文学研究界最具吸引力的学术对话平台。

评价功能。作为载体的学术期刊同时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有自己的话语模式和兴奋点，这一点《文学遗产》当之无愧。20世纪50、60年代，乃至80、90年代，《文学遗产》编辑部发起或参与策划了很多关于学术乃至现实文学问题的讨论，其巨大影响和引导作用至今为一代学人记忆深刻。这成了期刊的传统，也是其有别于一般学术期刊的特色。他们有意识地发表一些针对古代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价的文章，或者有争议性的论文，在统揽全局的同时，促成学术争鸣和讨论。如关于书评，1994年《文学遗产》编委会座谈纪要云：“通过专业性的书评，对一段时间内古典文学研究某一领域的总体水平、不足之处及发展趋势做出评价。”也开办一些专栏，如“学术短评”、“学术活动报道”一类，积极介入学术现实。尤其是，作为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刊物，《文学遗产》更多地通过所发表的论文表达自我对学术成果的学术评价及其评价方式。如对于学术理念与方法问题，《文学遗产》始终表现出稳定的价值观。重视基础研究，尤其表达了对于基础文献研究的长期关注。刘跃进先生一贯表示要注重经典与史料的研究，竺青先生亦多次从实证与阐释的关系着眼，提倡纯粹的学术与学院派的研究。“《文学遗产》的传统是两者并重，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作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重视史料，更重视史观。”2013年3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编委扩大会议，将之具体化为“文献·文本·文化”的基本主题，凸显为更为切实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对于引导笃实健康的学风，祛除浮躁功利的心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学术意义。梳理《文学遗产》六十年发表论文之构成，也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既越来越重视学术性，而且形成了符合古代文学精神与实际的文献、文本、文化整合研究的方法论思想。既重视基础文献的辨析和考论，也有文本分析的深入和独到，还注意考量文化气韵和思想指向于其中所占之份额，同时凸显了学术创新与民族学术传统的文化特色。

培育功能。作为全国唯一专门发表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刊物, 《文学遗产》对于古代文学学科的贡献还体现在对科研人才的扶持与培养方面。许多学者在谈及《文学遗产》的帮助和指导时都发自肺腑地感慨于此。多年前周裕楷先生说：“《文学遗产》给予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的不只是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的启迪，更有一种学术精神和人格境界的陶冶。正因如此，我内心深处始终将它视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块圣地，默默地尊崇它。”注重老中青三结合的作者结构，尤其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不遗余力地吸纳年轻学者的成果。南通大学张小芳教授，其论文《曲家的历史和历史的曲家--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辑阅读札记》（《文学遗产》2007年5期）发表时只是一位36岁的副教授。我本人也是在不到四十岁时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又在2006、2008、2010年连续发表了《遗民心态与遗民杂剧创作》等有关清代戏曲研究的文章。几位责任编辑李伊白先生、竺青先生、石雷先生的悉心指导和鼓励，提升了我的戏曲研究水准，促使我尽早成为一名日益成熟的研究者。《文学遗产》培养了我，也培育了一代代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才，为这个学科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拓展了人才结构。在这一意义上，《文学遗产》担负了一般专业学术期刊难以尽到的历史责任，其特殊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三、基本建设：制度、栏目、编辑

借助于制度建设，当代学术的繁荣出现了很多平台，学术期刊是比较普遍的一类。综合性的期刊自有其优越性，专刊的生存则带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要借助一个学术刊物来审视一个学科的发展，《文学遗产》无疑是名实相副者之一。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能够一枝独秀至今天，自有难以言说的甘苦，不过伴之而生的对学术的坚持、对问题的敏感、对前沿的评价、对思潮的引导，及其所带来的幸福和成就感，大概也不是身在其外者能够体会的。

真正做到了学者办刊。从我接触到的历任主编，徐公持先生、陶文鹏先生、刘跃进先生，他们个性不同，皆是著名学者，为本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这决定了他们的识见、眼力和胸怀，决定了《文学遗产》能真正做到学者办刊，而非如很多期刊，打着学者办刊的旗号，其实一切形同虚设。一流的期刊要有一流的编辑队伍，反过来，一流的编辑队伍也打造了一流的学术期刊。也就是说，《文学遗产》的一位普通的编辑，也同时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身兼研究者与编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作为个体所推出的成果都非常优秀，为同所仁叹服。从2011、2013年他们在《文学遗产》编委扩大会议上所作学术总结来看，他们对学术动态了解详实，对学术话题格外敏感，有独特的评价眼光和认知，体现了深厚的学术见解和素养。这样的定位，也决定了《文学遗产》的历任主编、编辑与学界同仁的深厚友情，他们从未像很多期刊一样反对刊发“关系稿”，事实上，正是这种基于友情基础上的理解与切磋成就了论文的高质量和栏目的高水平。他们理解史实的发现与辨析对于理论阐释的意义，也理解不是每一项个案研究都能达到理论阐述的高度。承认研究对象之不同，则选择之方法及其相关理论皆不同，正是一个合格的编辑的专业素养和学者本色。也因为这个缘故，《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始终在主动参与中完成，直指古代文学的人才建设和学科建设。

真正实行了专家审稿。学术期刊近年面临的生态问题较多，学术界内外也有一些反思。剔除无法左右的体制因素，学术期刊能够做的大概只能从我做起，从自身出发，加强道德和学术自律，来抵制诸多学术不端行为。《文学遗产》所进行的努力之一即是实行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通过专家评审的方式对科研成果学术质量和影响进行评价，是期刊界近年来大力提倡的。但很多刊物形同虚设，或者执行不力。《文学遗产》自2001年开始率先实行专家双向匿名评审制度，2002年兰州《文学遗产》论坛上即由陶文鹏先生和李伊白先生向会议通报，以后亦多次在编委会上提请编委对匿名审稿制度审议。编辑部内部则将此项工作列入责任编辑年终考核的重要项目，严格考评，保证了刊物的高学术水准。专家本身具有的权威性及其认真负责的评审，与学术期刊评价具有共同性、一致性和对接的特点，从而保证了期刊的学术质量。可以说，《文学遗产》对期刊匿名审稿制度的始终坚持，使它真正进入现代学术编辑制度，为其学术质量的稳定提升提供了保证，也赢得了作者与读者对这份刊物的尊敬。以至在周边朋友和我本人的意念中，从来都是想将自己最优秀的论文提交给《文学遗产》，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对话，有一个更好的质量提升；对于专家的建议和意见也是认真对待，因为所聘请匿名专家均是相关领域的权威，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非常负责任。

    真正拓展了开放视野。多年来，通过各种形式实践开放办刊，成就了《文学遗产》关照现实文化的态度及其国际视野。每年一度的“文学遗产编委会议”不仅总结一年的编辑工作，也对一年乃至若干年古代文学研究的状况给予总结、评估，供与会者探讨，而编委们也就《文学遗产》的期刊建设和发展情况献言建策，对《文学遗产》的审稿、发稿乃至版式设计等提出诸多建议。此项制度根据期刊和国内学术界的实际状况，不断完善和改进，凝结了期刊自身与学界的共同心血。如在2002年的兰州《文学遗产》论坛中，傅璇琮先生提出“目前来稿的覆盖面过窄,多限于中国大陆学术界,建议今后是否可刊发一些国外及港、澳、台学者的论文。周勋初先生也主张，《文学遗产》应主动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学术界多接触，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随后的2003年，便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倪豪士、香港浸会大学刘楚华等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学者的论文如约发表，表达了《文学遗产》面向国际的决心与能力。2009年4月，《文学遗产》网络版创刊，与纸质版学术定位一致，学术风格一致，学术质量要求一致，即发布学术精品，在传播方式上则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尤其是在栏目建设等方面双向互动， 相得益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一年后，竺青先生介绍：“2010年 6 月至 7 月，编辑部利用 google 的独立监测系统对网络版的各方面情况作了六十天测评，网络版已经覆盖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总浏览量超过三万人次。”凡此，既有严谨的制度建设给予保证，也提高了编辑的专业水准，贯彻了学术公正的原则，为人文学科的建设奉献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真正发挥了栏目效用。作为以“证成学术精神”为己任的学术期刊，《文学遗产》始终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性成长，具体措施则主要反映在刊物的栏目设计和选题安排上。《文学遗产》注重栏目建设，前前后后开办了很多栏目，如“学术动态”、“书评”、“出版信息”、“论文摘要”、“学术活动报道”、“名家荐书”等专栏，从不同维度展示古代文学研究的状态，推出成果，扩大信息量。无论是定期栏目，还是不定期栏目，除了信息的准确、丰富、权威外，尽可能快速地向读者提供古典文学界的学术信息，加强学术交流，以及注重研究方法的描述性和历史视角，关注问题研究的创新性和理论深度，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这是其能保持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性的重要原因。如“当代作家谈古典文学”专栏，“目的是希望古典文学研究界和当代文学创作界能够架起桥梁，相辅相成，携手共进”。较早地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与史学、哲学、艺术、文化以及地理、宗教、民俗等学科的紧密联系，通过组稿并及时反映在栏目的设置上。网络版同样注重栏目建设，设有“新作首刊”、“论文选萃”、“前沿探索”、“名家学境”、“学术随笔”、“域外汉学”、“文献辑录”、“学术信息”等栏目，其中“文献辑录”、“新作首刊”、“论文选萃”等获得学界好评，影响迅速扩大；对于纸质版不易长文刊发的文献类著述的大力推扬，尤其显示了《文学遗产》一贯注重基础文献研究的态度和力度。

四、结 语

年届甲子的《文学遗产》一定曾经有过自己的困惑、迷茫，也体尝了大大小小的属于自己的欢喜与痛苦。但我猜想，在进入稳步发展的今天，它会更在意自己的幸运。近三十年多年，适逢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在万象更新、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张扬学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尽情地驰骋于学术研究的疆域，《文学遗产》所收获的幸运是其他学科乃至其他刊物中人无法体悟和感知的。这是一代学人的幸运，是一个学科的幸运！对于我这样的年轻学者而言，如今只能在梳理一段历史之际“于无声处听惊雷”，感受着《文学遗产》为古代文学研究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刘跃进先生说：“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探索。”的确如此。六十年里，伴随着时代文化的风云变迁，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的悄然转型中，《文学遗产》以杰出的期刊编辑实践矗立起的是一块具有独立不移品格的学术丰碑，如陈寅恪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样，指向“人”，尤其指向研究者主体精神的自我完善。如何领会它的精神，继承这份“遗产”，则是我及其更多学人仔细品味、深深思考的内容。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