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泓

一个成熟的学科，必然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亦必然产生一个本学科的权威刊物，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是世界通例。而《文学遗产》无疑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最权威刊物，此不仅在中国之两岸三地，早已声誉卓卓，而且，在全球汉学界，亦逐渐获 得共识。

在九十年代，我有幸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彼时，系里教师中，唯一一位自己订购《文学遗产》期刊者，那就是我。此足见我对于这个刊物的喜爱。作为一位刚刚走上讲坛的青涩教师，研究和教学两方面都是一张白纸，携妇将雏，负笈北上，虽然心中怀有对将来的憧憬，然而，压力山大也是不言而喻的。

1994年，我一篇关于锺嵘《诗品》的文章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并且荣幸地获得年度优秀论文奖，这给我巨大的鼓励，激发了我奋发前行的动力。我认同一个观点，从事人文之研究，高下立判，唯在有无识见。佛经翻译先驱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云：“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吃人嚼过的饭，恶心之至，人文研究最重独创，而独创在己，虽他人不可效法，在己一端，亦忌讳老调重弹，好曲不唱三遍，所以，创新、发现应该是第一义的，也必须是一次性的，否则，复制则价值陡降。然而，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由于有价值的原创谈何容易，所以文章的陈陈相因其实有多种形态。若明目张胆地抄袭，那是笨贼；然则研究中，某种研究方法、角度，被他者一再借用，甚至流行为一种恶趣，以至化身十百之地步，对此，若委婉地说，那是落于第二义、甚或不入流，如果严格来讲，此乃不脱暗窃之嫌疑也。故而，同道切磋，当互受慧心之启迪，而非承袭他人之套路，此乃学者立身于学术共同体的不二法门。

作为《文学遗产》之使命，是要引领古典文学研究走正道，追求学术之科学性，力保所刊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创获，真正促进学术研究向前推进，释疑解惑，发前人之覆，以在学术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作为最高目标。我深以为，长期以来，《文学遗产》起到了垂范学术的作用，达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深得学界同仁之推崇和爱戴，这种历经数十年建树起来的业绩和品牌效应，背后凝聚着刊物主编、编辑的无数心血，厥功甚伟！

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读书之深度、广度总有所不逮，所以在撰写论文，或者思考问题时候，难免有所蔽障，常见的现象就是形成自己的思维定势，构成研究方法之理障，历史诡谲，世事复杂，而自己处理学术问题时候，往往像程咬金一般，抡起三板斧，自感势大力沉，为之踌躇满志，以为可以得胜还朝了。其实，这样撰文，对于揭示历史真相，可谓丝毫无补。以个人的思维定势，来面对鲜活的历史、文化个案，绝对扞格不入，甚至歪曲事实。而解蔽之道，在今日之学者，较诸前辈学者，其所具备的优势，就是资讯便利，八面来风，可以广泛学习和借鉴他者之意见，以帮助自己的研究尽量趋于科学、可信。而《文学遗产》正好提供了这样重要的学术参照。作为一个高端学术平台，《文学遗产》所发表的论文，经过精于相关历史时段课题的资深学者之审查把关，故而多厚积薄发之作，提供给学界同道，令读者起到脑筋激荡之作用，在文献材料和视角诸方面，均有他山之石之助益，奉读他人之佳作，对作为读者的我，知学界如海，无涯涘矣，深感作者一得之见，于我亦如己出，启发我进一步的思索，《文学遗产》洵为学界之良友也。于是，观多方位、多角度的种种范文，助我破除理障和俗套，真正进入历史、文化及文学的语境之中。譬如昨天仙逝的复旦王运熙先生，长期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其冷静细致的文风，结合其人沉潜的气质，要言不烦，朴实精到，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王先生之学术境界于我而言，堪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而王先生等前辈大家与《文学遗产》结缘，其不朽文章发表于其间，我想直至将来，亦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状态，永远是宝贵的学术财富！ 

读李贽《焚书》之《段善本琵琶》记述：“唐贞元中，长安大旱，诏移两地祈雨。街东有康昆仑，琵琶号为第一手，自谓街西无己敌也。登楼弹新翻调《绿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乐器登楼弹之，移在枫香调中，妙技入神。昆仑大惊，请与相见，欲拜之为师。女郎更衣出，乃庄严寺段师善本也。德宗闻名，召加奖赏，即令昆仑弹一曲。段师曰：‘本领何杂耶？兼带邪声。’昆仑拜曰：‘段师神人也。’德宗诏授康昆仑。段师奏曰：‘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授。’

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学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读书不若此，则不如不读；作文不若此，则不如不作；功业不若此，则未可言功业；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谓之人品乎？总之鼠窃狗偷云耳。无佛处称尊，康昆仑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细味此节文字，旨哉卓吾子之所言，人生、读书、学术、功业，无不是向着无穷之探索做不懈的努力，人不能师其成心，必须不断解蔽，而天外有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文学遗产》每期甫出，于我而言，如热腾腾的美食，我先睹为快，其间作者，有闻其名知其人者，或者纯属陌生的作者，于我均是可敬的同道和老师，甚至是段善本，我从其心血之作中，总能有所收获，岂不快哉！

新世纪以来，《文学遗产》这个著名的学术刊物，由刘跃进先生主持其事，跃进先生从天下南北名师游，深得曹道衡、姜亮夫等大师学术之真传，属于文学研究实学派之中坚，可谓一流学者办一流刊物，学界皆为《文学遗产》得人之庆而欣慰！我有时冒昧地电话请教，跃进先生会放下手头紧张的研究工作，为作解答，令我豁然开朗；他精力充沛，虚怀若谷，有时对于一篇好文章，即使作者尚属初出茅庐者，他也会逢人说项，赞不绝口，他对学术的热忱，以及博大胸襟，均凸显其大家风范，而这正是作为主编所应具备的高尚品德。我坚信，在学术昌盛的当今中国，《文学遗产》将会有更俊伟之前程，我谨为颂为祷！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