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国

《文学遗产》乃新中国成立之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学术刊物，若将其刊载的全部论文，稍加分类，便可整理勾勒出颇为清晰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六十年学术史，其热点亮点，风格演变以及学术推进，皆可一目了然。而且，《文学遗产》对于学术史的承载，还不仅仅只是一种事后的被动呈现，也包含着其主动参与谱写的成分，即《文学遗产》始终积极肩负起引领国内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新动向、开拓新格局的历史责任。譬如近年来《文学遗产》着意倡导明清诗文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关于这些，大概已是古代文学界人所共知的事实，自不必赘述。

我想着重来谈谈对于《文学遗产》与学人史之间关系的粗浅认识。学术刊物的主体自然是学术论文，而学术论文是学者撰写出来的，因此，学术刊物的核心使命，乃在于吸引组织、扶持培植一支最优化的作者队伍，亦即一个生生不息、充满学术能量的学者群体。此外，学术刊物的编辑团队，上至主编，下至责任编辑，他们本身也是学界中人，除了各自具有专业研究之外，其学术眼光、趣味、立场、态度，也会对刊物乃整个研究领域，产生特殊的潜在影响。因此，从学人史的角度，亦可得以考察一个学术刊物的成就与作用。

中国的期刊杂志始创于晚清，民国以降渐趋繁盛。综观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期刊杂志，可以发现存在颇为鲜明的“私人化”（这里的“私人”并非仅指某一个人，也包括由若干人组成的学术小团体）色彩，譬如梁启超之于《新民丛报》《新小说》、周氏兄弟之于《语丝》、林语堂之于《论语》、顾颉刚之于《禹贡》《歌谣》、马廉刘半农之于《孔德月刊》、郑振铎沈雁宾之于《小说月报》等等，即便是由文化机构主办的学术刊物，譬如袁同礼、孙人和、傅增湘之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张元济、王云五、孟森、杜亚泉之于《东方杂志》等，也都体现出学术个体及小团体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不仅在刊物中发表重要论文，其学术志向和趣味，也给刊物打上了烙印。这种“私人”化色彩在带给期刊更多灵活性和自由度的同时，也会对其学术广度形成一定的限制。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变，民间期刊杂志大多被撤销，代之而起的则是各类官方或半官方的刊物，《文学遗产》正创办于斯时，在新的学术文化背景下，它获得了体制和学术的双重地位，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权威发布阵地。虽然，《文学遗产》主编和编辑，仍被授予组稿、审稿和编发的权利，但其个人学术思路和学术趣味对于刊物的影响力，则有所弱化。然而，新体制所赋予的权威性，又令《文学遗产》在吸引学人、获取稿源方面，取得了以往同类学术期刊无法企及的优势。如果将《文学遗产》六十年的作者名单排列出来，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古代文学研究学人谱”，名家辈出，薪火相传。排在最前面的，是诸如马茂元、任半塘、唐圭璋、程千帆、刘大杰等一批从民国延伸下来的老一辈学者，排在最后面的可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学者，居中者则分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这一方阵人数最多，队伍齐整，研究领域分布相对均衡，总体上乃代表着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近二十年来，随着学术考核制度的推行以及所谓核心期刊的制定，《文学遗产》在学术期刊的等级划分中，再次获得了有利地位，再加上其之前所成功营建起来的学术声誉，确保她继续保持优势，稳居古代文学学术期刊的领衔位置。不过，在我看来，《文学遗产》的优势地位也不是不存在挑战的。十几年来，民间学术期刊（包括以书代刊）逐渐复苏，其中有若干家已经崭露头角，羽翼日丰，它们在资金支持、组稿方式、专题遴选等方面，自有其便利条件。此外，学界对于量化考核、期刊等级化的厌倦和抵制情绪，也在不断增长，难保未来不会出现改变、弱化甚至取消的事情。坦率地说，《文学遗产》目前拥有的优势地位，绝大部分源自其六十年来树立的学术品牌，但也有一部分得益于学术之外的体制红利，因此，一旦剥离了这些红利，《文学遗产》如何继续保持它的优势地位，这是一个需要未雨绸缪的问题。

回到学人的层面，我个人觉得，学术期刊想要保持生命力，除了精心维护其建立于论文质量之上的学术声誉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培植刊物与学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学者对于期刊的感情，绝不仅仅产生于它是否发表过自己的论文，而更多地取决于学者是否感受到了来自刊物的关注和帮助。不少学者都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当他们初涉学术的时候，《文学遗产》发表了一篇他们的论文，这极大地坚定了其走上学术之路的信心。以我而言，余生也晚，1999年才第一次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之后的十五年中，又有幸陆陆续续在《文学遗产》发表了若干篇论文，虽然我资质愚钝，至今仍学问浅陋，但还是有所成长。而《文学遗产》不仅见证了我的学术成长，更为我的成长提供了帮助扶持，我自然感铭于心，有时甚至会对它产生一种类似师友的感情，休戚与共。我把自己最重要的论文提交给了《文学遗产》，所以它的学术声誉便也部分地体现着我个人的学术成绩，于公于私，我都会兢兢业业地撰写论文，也真心实意地期盼《文学遗产》在新的一甲子中，继续保持和提高它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地位。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我的经历与体会也可说明：学者个人的情感和记忆，对于维系学术刊物与学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文学遗产》已经成功地做了许多，期待它还会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此外，浏览《文学遗产》六十年来的学人谱，可以发现：海外学者的名字还出现的不多，这一方面盖受制于中国对外开放交流的大环境，另一方面也可能缘于中外学术体制的差异。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相当频密，海外汉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大多未能在《文学遗产》获得发表的机会。现在，中国学术期刊都在推进国际化进程，我以为，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既要尽快完成技术层面的国际接轨工作，同时，也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把握机会，吸引海外学者，聚拢海外学术成果。期待伴随着中国对外学术文化交流的持续扩展以及编辑部同仁的积极努力，《文学遗产》所承载的学术史和学人史都会越来越丰满、完整和国际化。

记得在前年的北大中文系毕业典礼上，有位校友针对目前中国社会牢骚弥漫的现状，劝勉同学们说：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国便不会黑暗。作为学界中人，我们对于中国学术、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体制也有诸多不满，所以，我想借用这位校友的话作为结语：你身处的地方，就是你的学术界；你怎么样，中国学术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学术便是什么；你若积极，中国学术便不会消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