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华

    文学研究所创办的《文学遗产》，是共和国建立六十五年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表达学术思想，进行学术争鸣的重要园地，有效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毋庸讳言，建国后十七年，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以及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想，导致学术研究日益政治化，乃至形成一种特殊的学术思维定式和话语表达模式，一些文章明显地贴上主流意识形态的标签，有的时候，学术争鸣甚至成为政治批判，百家争鸣成为“一家鸣放”，留下不少值得反思的历史记忆。

    我本人重点研究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屈原与陶渊明情有独钟，在梳理学术史时，特别关注到《文学遗产》刊载的相关论文，促使我走进《文学遗产》，从一个刊物的角度感受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态。躬逢《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盛事，又受邀撰写纪念文章，我深感兹事体大，颇难驾驭，只能就陈翔鹤主编《文学遗产》（1954-1963）十年中刊载的屈原、陶渊明的讨论争鸣文章略陈一得之见，以此纪念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人物。

一 对郭沫若与游国恩《楚辞》研究的商榷与批判性文章

1953年屈原被评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53年的《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文艺月报》、《大公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都在6月15日即农历端午节当天或前后发文，大张旗鼓地介绍、宣传屈原。1954年3月1号《文学遗产》作为《光明日报》专刊创刊，可以说适时地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推进屈原研究的任务。据高宇蛮编写的《<文学遗产>索引》（中华书局1981年版），1954-1962年这8年间，共发表介绍与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文章51篇,且大多属于讨论性的。而在诸多论争中，引起我注意的是对郭沫若及游国恩的商榷性与批判性的文章。

郭沫若在上个世纪无论是他对屈原否定论的批判、他的历史剧《屈原》对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的激扬，还是建国后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积极努力地向世界推介屈原，他对屈原在国内和世界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郭沫若以其政治地位及学术地位，他的观点在宣传性的文章中被广泛引用。如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的《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主要收集了1951-1956年间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介绍与研究屈原及《楚辞》的重要文章，其中介绍与宣传屈原的文章中，对屈原的生卒年及作品真伪的看法，主要采用了郭沫若的观点。《文学遗产》专刊发表的51篇有关屈原及其作品的文章，多属于学术性的商榷论文，涉及屈原生卒、作品真伪、创作时地、主旨等诸多重要问题。且一部分是针当时各大报刊中宣传屈原及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著的观点而发，如对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游国恩《屈原》、文怀沙《屈原九歌今译》及《屈原九章今译》、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等。其中对郭沫若商榷的文章居多，有对其《屈原赋今译》中字句，如三一《谈郭译“芳与泽其杂糅兮”》（1955年4月《增刊》一辑）；有针对其“乱曰”释为“辞曰”,如徐嘉瑞《楚辞乱曰解》(1955年4月《增刊》一辑)、徐庚陶《离骚乱曰本义》(1961年11月《增刊》八辑）；有针对其《九歌·东君》的不同理解，如张宗铭《<九歌>——古歌舞剧臆说》(1957年12月《增刊》五辑）；有针对其将《九歌》看作是从民间歌谣发展而来的，如徐嘉瑞《九歌的组织》（1958年5月《增刊》六辑）、孙作云《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年11月《增刊》八辑）；有针对其《远游》为《大人赋》的初稿，如张宗铭遗作《试论<远游>仍当为屈原所作》（1961年11月《增刊》八辑)；还有一些比较含蓄的表达不同意见的，如马茂元《关于<离骚>时代问题的商榷》（1956年8月《增刊》三辑）。而邓潭州《读郭沫若<屈原赋今译>》(1957年1月20日《文学遗产》140期) ，是一篇书评式的商榷性论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对《屈原赋今译》一书的异议：《离骚》的创作年代、《招魂》为屈原招楚怀王之作、《远游》为司马相如《大人赋》的未定稿、对《悲回风》后六句的理解 、《湘君》与《湘夫人》的人称指代问题、《山鬼》与《招魂》中一些词语训诂问题，所论大多有据可依，可备一说。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学界对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所持异议的主要方面。穆欣在纪念《光明日报》创刊四十年时，撰写《往事的回忆——我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十年》一文，反思办刊中因经验不足而导致的不当做法，所举一例就是《文学遗产》1959年在《胡笳十八拍》讨论中刊载郭沫若文章时的处理不当，比如违反周刊规律，在刘大杰针对郭沫若的商榷文章（263期）刊载的次日“就迫不及待地加出了一期（264期），刊登郭沫若反驳刘大杰的文章：《三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同时，郭文前面有几句开场白，用语讽刺，而编者又把这几话用黑体字排出，加重了它的讽刺锋芒。这样的处理是错误的，违背了人人在学术讨论中有平等自由争论之权，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术界的批评：认为编辑部是看人行事，没有根据如何有利于学术争鸣来处理稿件。我们及时总结了这次错误的教训，在以后学术讨论中，力求避免类似的失误。”《胡笳十八拍》处理不当之事，即使从穆欣更为详细的《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我们也无法获知是谁应承担这起不当处理的责任。但是从1954年创刊以来，从屈原研究的争鸣文章中，可以看出，《文学遗产》并不避忌刊发针对郭沫若的商榷文章，只要有一己之得，还是敢于发表的，体现了学术争鸣中平等自由之原则。

1957年作家编辑部编辑的《楚辞研究论文集》，也收录了一些富有创见及争鸣的文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五十年代屈原否定论的代表朱东润的《楚辞探故》四篇及郭沫若、沈知方等人的批驳文章；二是陈郊《评游国恩著<屈原>及游国恩《答陈效先生评<屈原>》；三是李一氓、黎汝清对文怀沙今译《九歌》与《九章》不当的批评；四是郭沫若《关于宋玉》及程仁卿《对<关于宋玉>一文的意见》。而郭沫若的《关于宋玉》本身就是一篇反批评的文章。可见，《楚辞学论文集》收录的争鸣文章，一是由于收录年代迄于1956年，二是可能因受到宣传屈原的限制，当时在屈原及相关问题研究上，学界对郭沫若的诸多不同意见，在这本论文集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当我在翻阅1953年5月15日《光明日报》时，发现第二版刊载了郑振铎《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和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两篇文章，在第四版还刊出了宣传与研究屈原的书讯。一是介绍三联书店“正在排印中、七月中出版”的游国恩的《屈原》；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即将推出的“关于屈原的新出版物五种”，即影印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影印《楚辞图》、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文怀沙注《屈原集》及郭沫若《屈原》（五幕剧）。这一讯息，反映了《文学遗产》刊发的针对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游国恩《屈原》及文怀沙对屈原作品译注的商榷，与当时纪念屈原推出的一些代表性论著的关联。如果我们把《楚辞研究论文集》看作是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向全国乃至世界推出的有关宣传屈原与屈原研究的一个成果展示，那么，《文学遗产》刊载的诸篇商榷性文章，向我们呈现了这场宣传屈原爱国主义精神背景下的学术争鸣的情景。可以说《文学遗产》以其刊发的争鸣性文章与《楚辞研究论文集》一起，共同反映了五六十年代屈原研究的真实样态。

当然，在我们看到《文学遗产》发表的具有推进屈原研究、体现学术争鸣与求真精神的商榷性文章的同时，我们依然看到政治话语对《文学遗产》这一学术园地的强势介入。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开展，特别是高等院校发动学生占领学术阵地，在兴资灭无的政治口号下，一切学术成果都被简单划作非资即无的阶级与路线两类，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条化，同时也使建国后形成的学术争鸣之风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无情批判，学术争鸣烙下了浓厚的政治印迹。在《楚辞》研究领域，集中体现在以北大中文系同学为代表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文章之中，而北京大学游国恩与杭州大学的姜亮夫成为学生集中批判的对象。从1958年8月3日至1959年1月4日，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发表了7篇对二位先生《楚辞》研究的批判。对姜亮夫，主要是针对他的《屈原赋校注》的资产阶级的繁琐考证，对游国恩主要是针对他1936年发表的《屈赋考源》中的提出的屈赋中的“四大观念”。1958年8月10日《文学遗产》221期上发表王叔珩、陈健等人《评<屈赋考源>》一文，对《屈赋考源》四大观念进行批判，其中对《远游》中神仙思想与屈原主体情感之间关联进行质疑。1958年8月31日《文学遗产》224期上发表季镇淮《<楚辞论文集>——资产阶级考据学》的批评文章，文中对支持游先生四大观念中的《远游》也作了重点批判。作者梳理了游先生从1926年至1956年这三十年间的《远游》观念的变化，认为游先生“直到1953年才在事实面前低头，暗暗地用“重要”的标准（游先生在《屈原作品介绍》中说：“现在我把屈原几篇重要作品介绍一下。”其实不是几篇，而是一般认为屈原作品的全部），把《远游》从屈原作品中剔除出去。”由于认定神仙观念非屈原所有，故季文批评云：“令人更为奇怪的是，《远游》既非屈原作品，即屈原神仙观念已不存在，游先生还要把‘屈赋四大观念’送到读者中去。”并指出《离骚》并无游先生所说的“游仙”之乐，为的是说明《远游》与《离骚》情感并不相同。我想说的是，季先生此篇文章与学生们的批判文章不同的是，他十分清楚《远游》一篇在游先生提出的“屈赋四大观念”中的重要作用，也是构成游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重要依据，所以他能从游先生“现在我把屈原几篇重要作品介绍一下”这句话中准确地捕捉到了游先生未将《远游》视作屈原的重要作品这一重要信息，但季先生由此得出游先生在“事实面前低下了头”，改变了《远游》是屈原作的观点，这一结论则是季先生推理后强加的，因为《远游》不是屈原“重要”作品，并不等于说《远游》不是屈原作的。此外1958年8月3日《文学遗产》220期上发表齐裕恩等《游国恩先生是怎样分析屈子原作品的艺术性的》一文，主要从艺术的角度，批判了游先生的四大观念。从以上几篇批判性文章来看，批评者主要视神仙观念为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兴资灭无的意识形态指引下，对游先生四大观念及《远游》所做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化的过左的批判。可以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彰显的同时，与这一主流情感看似相背的《远游》，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理论导向下，理所当然地被视作非屈原的作品，游先生也因此受到批判。

在这场兴资灭无以及占领学术阵地的学术批判中，学术批评的政治话语强势登场，不仅反映在批判者强大的话语攻势上，同时也反映在游先生在这场政治批判中不作实质性回应的态度上。但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１日《文学遗产》２２１期上刊发了选自北大中文系的油印刊物《赤卫军》上游先生的短文《欢迎同学们和任何同志对我的楚辞论著的批判》，文中游先生虽然对批判表示接受，但是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游先生只是表示接受批判的态度，但没有涉及具体的观念性的问题。而且只要我们重读游先生涉及《远游》文章，我们可以发现，游先生对他提出的四大观念密切相关的《远游》，也并非如季先生所说的游先生“直到1953年才在事实面前低头，暗暗地用‘重要’的标准，把《远游》从屈原作品中剔除出去”。

从上文我们对游先生不同时间、不同版本的有关《远游》看法的梳理可以看出，游先生从1931年改变对《远游》的看法后，一直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之所以给季先生产生如此错觉，实因建国后宣传屈原的任务使然。中华书局出版的《游国恩楚辞论著集》“前言”中介绍：“1953年6月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时，为纪念屈原，文化部曾指定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和文怀沙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同时，先生还应约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及多家杂志撰写了介绍屈原及其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试图以新的观点研究屈原，并宣传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游先生对《远游》作者的看法，在一些宣传屈原或文学史著作中，其表述方式是颇值得我们细读玩味的。如1953年宣传屈原时，发表于《工人日报》（1953年6月13日）上的《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文学》一文，其中介绍“屈原的文学及其影响”时，文中这样表述：“屈原的文学作品是我们最宝贵的遗产，现在保留下来的有《离骚》、《天问》、《九章》、《招魂》等篇，还有经过他加工提高的民间文学《九歌》”，比较游先生在其他文章中对屈原作品的看法，这个“等篇”显然是包括《远游》，一个“等”字，隐去了游先生认为《远游》为屈原作的真实看法，但也是作为保留自己意见的一种表述。两天后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屈原作品介绍》（1953年6月15日）一文（即季镇淮所认为的游先生改变了《远游》看法的那篇文章），文章开头一段，游先生以梳理文献的方式介绍屈原作品真伪的历史状况，对《远游》未及一言，但在介绍结束时却用括号的方式写下：“以上参看拙著《楚辞概论》第三篇第二章及旧著《屈原》第八章。”“《楚辞概论》第三编第二章”反映游先生1926年时认为《远游》非屈原作的观点；“旧著《屈原》第八章”是指1946年版《屈原》的第八章，介绍自己1931年《屈赋考源》中改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远游》为屈原作，并进一步申述前后态度转变的原因（而季先生批判文章若对此括号中的重要信息稍加注意，也不会产生上述推理错误的）。1956年7月《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则未把《远游》列入屈原的作品，这本书在参考书目中列有郭沫若的《屈原研究》。1963年版《中国文学史》持阙疑态度：“至于《远游》、《卜居》以及《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风》等篇，也有人认为后人所依托，但缺乏充分根据。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对于作品的理解不同，看法不同，众说分歧是不足怪的。” 以上场合中游先生对《远游》的态度，或以“等”字隐括，或用括号括起，或以参考书目显示观点来源，或直陈阙疑态度，均反映了游先生在宣传屈原时或文学史教材中所采取的叙述策略。这一不同场合的叙述策略，在1955年游先生为自己结集的《楚辞论文集》中有所说明。发表在1953年6月13日《工人日报》上的《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一文，因是介绍与宣传屈原之故，在屈原的生卒年上采用了郭沫若的观点。至1955年，该文收入《楚辞论文集》时，游先生加注曰：“《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一文以下，是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二二三O周年而写作的，因此，在屈原生卒年月的问题上有一致的提法是必要的。但这并不妨碍在学术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所以，在这本集子里，我仍然保留了我以前的关于屈原生卒年月的意见。”而这一用于宣传与介绍屈原时求同存异的叙述方式，不惟在介绍屈原生卒年上运用，游先生对《远游》在不同场合的叙述也是这种叙述方式的一种反映。且这种方式，也不只是游先生一人采用，何其芳也用过。如何先生《屈原和他的作品》（1953年6月号《人民文学》）一文，对屈原主要作品做了介绍后，加一注释曰：“还有一些作品我没有提到。那就是《橘颂》、《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招魂》。这些作品绝大多数被认为可疑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除《橘颂》而外，其他各篇虽然前人怀疑的理由有的比较充分，有的还不够充分，但确实都是有一些可疑之处的。至于《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很难判断作者是谁。凡属可疑的和难于判断的作品，我均不用它们来作为分析屈原的思想和艺术的根据。”针对这一对屈原作品真伪的注释说明，丁力撰写《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1955年4月《文学遗产增刊》一辑)表示不同意见，认为何注提到的怀疑作品，除《远游》外，都属于屈原作品。对此，曹道衡撰写《评“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1956年4月1日《文学遗产》98期），其中对何文此条注的用意做了自己的理解：“因为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再说《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也不是专门去考据真伪问题的文章。为了审慎起见，何其芳同志在分析屈原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的时候，避免引用这几篇前人怀疑过的作品；或对于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如《惜诵》、《思美人》等）采取存疑的态度，我们认为是没有什么不对的。”曹先生对何文此注的理解应该符合何文注释用意的。而何文加注以表明自己对屈原作品的态度，应与游先生对《远游》处理的方法与态度是一致的。可以说，游先生对《远游》在不同场合的叙述策略，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后《远游》非屈作的观点占据学界主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政治任务的宣传和集体写作的文学史中，游先生虽以当时主流观点为主但同时也坚持己见的学术精神。曹道衡在《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编后记》中说：“1951年的教师改造运动中，先生自我批评，说自己的性格‘外和而内介’。”从以上对游先生所做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以及游先生对《远游》的态度，正反映了游先生在那样特殊年代中表现出的“外和而内介”的学者品质。

对游先生《楚辞》学批判性文章主要集中在1958年8月3日至8月31日,其中《远游》在这场政治性批判的争鸣中是靶点。但是在这场批判的前后，《文学遗产》发表了两篇针对郭沫若《远游》非屈原作的商榷性文章，颇值得我们重视。一篇是1957年1月20日《文学遗产》 140期上刊载的邓潭州的《读郭沫若先生<屈原赋今译>》，其中否定郭沫若认为《远游》为司马相如《大人赋》的未定稿的看法，认为《远游》的思想情调和《离骚》有着相似之处，即两篇作品“表现上虽然是想‘远游自疏’，骨子里却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深切的眷恋和关怀”，这种情感似非司马相如所能企及。文章并从屈原所有作品反映的思想复杂性角度指出，《远游》受到表现属于道家支流的神仙家思想的影响是正常的。1961年《文学遗产增刊》八辑刊载张宗铭遗作《试论<远游>仍当为屈原所作》，则是针对郭沫若将《远游》视作《大人赋》初稿的观点而发的专论。论文首先就仙道思想将《远游》与《大人赋》进行仔细比较，指出《远游》之游是神游，《大人赋》 是形游 ；前者是逐臣的远游，后者是帝王的远游；《远游》的写作意旨是作者象征地表现他坚持正道、宁死不屈和热爱祖国、欲舍不能的执着精神，而《大人赋》所赋的是帝王之仙意。在《远游》的学术史梳理中，我发现人们往往提起陈子展于1962年发表的《<楚辞·远游>篇试解》(《文史哲》1962年6期)一文，这篇文章主要也是针对郭沫若、刘永济等的观点而发的，陈先生论文分析了王逸以来屈作派对《远游》主旨的阐述，从人的情感复杂性角度，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远游》游仙思想与屈原主体情感之间的关系，也是60年代《远游》作者之争的一篇代表性论文。因该文后来收入陈先生《楚辞直解》中（改名《<远游>解题》），而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是当我翻阅了《文学遗产》专刊及增刊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张宗铭的遗著，其对《远游》与《大人赋》游旨不同分析、《远游》与《离骚》相通之处，可以说是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且独树一帜。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不仅当时主流观点认为《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而且《远游》也是批判游先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重要依据。那么，《文学遗产》对游先生集中批判前后都刊发了针对郭沫若观点的商榷文章，尤其是之后1961年刊发的张宗铭的遗作，这是否以一种学术争鸣的方式表达着刊物的意见与心声呢？不管这是否只是我对《文学遗产》的一种主观猜测，但我觉得其意义已超出了针对郭沫若观点进行商榷的学术价值，至少说明了在这场批判游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政治批判之后，《文学遗产》仍然表现出争鸣中应该持有的学术立场与学术话语独立的尊严。

二 陶渊明讨论与对学术话语的持守及导向

    1957-1960年正是中国教育集中大改革时期，而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教育改革也同样出现左倾现象。“由于‘左’倾思潮泛滥，对于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材，曾采取了不适当的‘破字当头’和全盘否定的不当做法”，反映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一些大学发动学生自行编写教材，对一些教材作出了过左的批判。《文学遗产》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发表了北大中文系二年级、中山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等高校学生对王瑶、郑振铎、王季思、刘大杰相关文学史论著的批判文章，另一方面发表了对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一些赞誉文章，如《红色<中国文学史>的科学成就》（1958年11月30日《文学遗产》237期）、《谁说脑力劳动不能大协作》（1958年12月7日《文学遗产》238期）、《第一部红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关于<中国文学史>座谈会的综合报道》（1959年1月4日《文学遗产》242期）、《让文学界的赤兔马向前奔驰》（1959年1月4日《文学遗产》242期），这些都是教育大革命在高校文学史编著方面的极左表现。但几乎与此同时，《文学遗产》也开展了中国文学史中一些诸如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民间文学与文学史主流问题以及古代作品社会问题的讨论。其中何其芳1959年6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分别发表在《文学遗产》1959年7月26日271期、8月2日272期、8月9日273期，又收录于《文学遗产选集三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就是针对这一时期高校文学史编著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等现象而发的。文中提到1958年大跃进中，“高等学校的同学和教师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概都是企图找出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所以才提出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主流这样一些问题。北大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结束语’把这种观点表达得很显明。” 1958年12月21日《文学遗产》240期上以醒目的标题“大家来讨论陶渊明”发起的陶渊明讨论,与这场教育改革中学生编写教学大纲时把陶渊明定性为“反现实主义诗人”的不当评价有关。陈翔鹤主编的《陶渊明讨论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前言”谈到了《文学遗产》发起陶渊明讨论的原因：“这次对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是因为在某些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大纲中，把陶渊明划为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许多人不同意这种划分而引起的。” 《陶渊明讨论集》第一篇文章即是北师大中文系二年级二班学生撰写的《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1958年12月21日《文学遗产》240期），文中言：“陶诗对现代的影响更坏。一些资产阶级文人把陶诗捧上了天。一些青年人也受了它的影响，在反右派斗争中畏缩不前，想当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所以从陶诗对后世的思想影响来看，陶渊明也根本不像有些人所吹捧的，是什么光辉的的现实主义诗人。”可以看出，此文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以来政治话语下借对 “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的认定，批判现实中的资产阶级文人的右倾思想的。复旦大学中文系56级陶渊明专题小组《从陶渊明的评价问题看刘大杰先生的资产阶级观点》（1959年1月11日《文学遗产》243期,收入《陶渊明讨论集》时更名为《谈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与刘大杰先生商榷》）一文，言“自从陈伯达同志对社会科学部门提出‘厚今薄古’的要求以后，在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中揭露出大量‘厚古薄今’的现象”，论文批判刘大杰观点的政治导向是非常明显的。据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3月10日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就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这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 “厚今薄古”成为学术争鸣中正确思想的政治保障，使学术争鸣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由此可见，1958年末《文学遗产》发起的对陶渊明的讨论，有着教育大改革中出现的极左思想的严重干扰的政治背景。

据高宇蛮编《文学遗产索引》，从1954年至1963年间 ，共发表陶渊明的研究文章44篇。而陈翔鹤主编《陶渊明讨论集》，共收集了《文学遗产》240期（1958年12月21日）至294期（1960年1月3日）间发表的25篇陶渊明研究论文，占总数一半以上。附录三篇分别是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2期）、《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2期）及《扬州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2期）上的三篇论文。这28篇讨论陶渊明的论文，实际上从1958年12月21日到1960年1月3日，集中在1959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中。据《文学遗产》编辑部1960年3月《陶渊明讨论集·前言》介绍：“本刊自1958年12月21日第240期发表一批讨论文章起，至今年3月底止，共收到有关陶渊明的文章二百五十一篇，约一百二十四万字。”可见当时陶渊明讨论之热烈。

从《陶渊明讨论集》文章看，以1959年2月15日《文学遗产》247期编辑部《关于陶渊明的讨论——来稿综合报道》一文为标志，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与第一阶段(1958.12.21-1959.2.15)相比，第二阶段(1959.3.15-1960.3)中的文章明显地体现出讨论朝着学术方向的回归。这种回归首先表现在一些文章能够对第一阶段文章在方法论上的失误进行反思的同时，强调应把陶渊明置入他生活的历史时期加以客观认识与评价，强调从陶渊明的作品出发，作具体分析。如曹道衡《再论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创作》(1959年5月10日《文学遗产》259期)一文，就陶渊明讨论中研究者的态度与方法论问题提出了反思，指出应该从作品实际出发，而不是用先验的历史观点要求作家必须反映当时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如文中举北京师大中文二年级二班第一组的同学认为陶渊明的时代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然而陶诗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面貌，因此得出结论说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对于这种论证方法，曹先生指出，“这显然是到社会史中去找出公式来套在作品之上，而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的。这种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在现存薄薄几卷的陶诗中，要求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全貌，这本身就不大办得到。再说这样要求作家未免苛刻了，恐怕古今中外很少有作家能考得及格。”贾文昭《从陶渊明的讨论谈评价古典文学作品的尺度问题》(1959年5月17日《文学遗产》260期)一文，专从评价古典文学作品的尺度问题，认为持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观点所用的评价尺度是很不合规格的，即表现在不从作品本身出发，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不考虑抒情诗的特点等方法论上的失误，认为“尺度不合规格，是无法权衡出作品真正的成败优劣的”。而谭家健《<桃花源> 札记》一文，对《桃花源记》作了细致分析，对陶渊明做出肯定评价的同时，认为“那种以为《桃花源记》有某些消极成分，曾对历史上乃至现代某些感情不够健康的人发生过不良影响，于是就判决它是有毒素的，在文学史上起了反动作用，从而加以否定，这种看法，我认为是极端片面的”。其次，学术话语的回归表现在能用辩证发展的观点全面评价陶渊明。如北大中文系56级4班毛泽东文学社撰写的《试谈陶渊明的思想及其作品的人民性》(1959年3月29日《文学遗产》253期)一文，运用发展的眼光，具体评价陶渊明，如对陶作的人民性，文中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他对现实的态度也是不断变化的，由前期对统治者的幻想到后期与统治者的决裂和对统治者的否定，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充分的人民性”。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56级4班学生共同撰写的《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1960年1月3日《文学遗产》294期），主要从学术史梳理的角度，讨论陶渊明对后世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两面影响，并认为“陶诗思想影响的两面性，除了因其本身具有两性之外，还因为被影响者取舍不同的缘故”，可以说是意识到作家与读者的接受之间的复杂关系，运用历史与辩证的眼光具体分析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第三，学术话语的回归还表现在能够多角度地审视与探讨陶渊明及其诗作，如从陶渊明的个性特征、抒情诗的体裁、陶渊明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生死观等方面，反映了研究者试图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方式所进行的积极尝试。如罗根泽《三论陶渊明》(1959年3月15日《文学遗产》251期)，特别强调了陶渊明的时代，“神仙家和佛家的迷信思想颇流行，他却批判了神仙家的‘长生’说和佛家的‘神不灭’说，而且坚决地拒绝了慧远和尚邀他到庐山加入白莲社。就文学发展中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思想的基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则陶渊明显然是隶属于前者，不是隶属于后者的。” 余振生《陶诗反映现实的特征》（1959年3月22日《文学遗产》252期），主要从陶诗作为抒情诗这一体裁的角度，对陶诗作了充分肯定，认为“陶渊明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抒情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带有浪漫主义情调的抒情诗人”。而范宁的《对于陶渊明的一点理解》，对陶渊明的个性与形象成为推崇，“读过他的诗的人，都会涌现出一个为了自由和正义的理想，在生活和生命统统失去保障的年代里，贫困而顽强不屈地过了一生的形象”。虽然此文在引用马列思想以论证自己观点时有着不当之处，以至于劳洪发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1959年12月13日《文学遗产》291期）一文进行批评，但是范先生对陶渊明诗作个性特征的强调，在强势的政治话语时代是难能可贵的。第四，与稍前的批判游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争鸣相比，此次陶渊明讨论的第二阶段，我们看到了三篇反批评的坚持表达己见的文章，即上文提到的罗根泽《三论陶渊明》、曹道衡《再论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创作》及刘国盈《再谈陶渊明》(1959年3月15日《文学遗产》251期)。如刘文说：“1954年，我写了一篇《试谈陶渊明》的短文，发表在《文学遗产》第22期上。最近看到了北京大学文四陶渊明研究小组所写对我的批评文章（《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二辑，《陶渊明研究批判》）。读后，对我有很大启发，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一时还想不通，所以在这里提出来，请同志们对我进一步地帮助。”文章进行了反批驳，并坚持己见：“总之，我认为，陶渊明反映了饥苦、劳役、无神论思想、对污浊现实的不合作态度，再加上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政治诗，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因此，断定陶渊明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大概不是什么过誉之辞吧！” 1954年《文学遗产》就开展了陶渊明的讨论，大都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刘文也可以说出了此次陶渊明讨论试图回归鲁迅所倡导的客观、全面评价陶渊明的学术态度。三篇传达出了作者敢于持守己见的学术精神，且持说有据，体现出了学者在争鸣中应有的尊严，也成为陶渊明讨论中学术话语回归的显著体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阶段讨论中，以学生集体名义发表的论文，在研究态度上的改变。这一改变，一方面表现文章争鸣态度由政治向学术转向，另外也较鲜明地表现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关系的改善，以及由此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所得到的基本学术训练与学术水平的提升，与前段时间批评游先生《楚辞》时的学术大跃进的态势相比，学生们的学术态度与理念有了很大改观。记得2014年1月20日下午，我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前遇到了在校园中散步的原中文系系主任陈坚先生。陈先生得知我正在查找有关《远游》的学术史料，告诉我去年他在参与编写中文系系史过程中，查阅了《光明日报》上刊载的有关杭州大学中文系学生批评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的文章。陈先生说学生可能对姜老的著作根本看不懂，怎么能进行批判呢？后来他得知，那篇署名为中文系同学的文章其实是一位中年教师代笔的。无独有偶，彭庆生《高山仰止——忆游国恩先生》一文，回忆了当初参与批判游先生的《楚辞》研究时也谈到这种情况：“1958年，北大开展‘拔白旗’运动。中文系领导分配给我们班的任务，是批判楚辞研究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首当其冲的自是游先生，而从王国维、刘永济到姜亮夫无一幸免。当时我们是二年级的学生，中国文学史刚学到南北朝，大部分同学连上述各位先生的著作都没有读过，即令读过一点也未必读懂了。但‘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总支书记的指挥下，大家一夜之间赶写了一批大字报，黎明时贴到了文史楼一层走廊的墙壁上。批了些什么呢？老实说，当时也不甚了然。只记得领导的意图是：集中火力批判先生的‘屈赋四大观念’、‘楚辞女性中心说’和‘繁琐考证’。”这种以学生名义展开的所谓讨论，使学术争鸣呈现为不正常的政治批评。而几乎与此同时，北大学生在游国恩、林庚等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参与编撰《陶渊明研究资料》，彭先生回忆到：“这年冬天，上头布置：前一段，我们大破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现在要大立无产阶级权威，要打一场大搞科研的人民战争，占领学术阵地。按照中文系党总支的部署，55级的同学编写《中国文学史》，我们年级的同学搞作家研究，分配给我们班的任务是和游先生、林先生、冯钟芸先生一起研究陶渊明。我很兴奋，又惴惴不安，刚给先生们刷了那么多火气冲天的大字报，他们能和我们一起搞科研吗？”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年谱》中记载1958年8月“‘拔白旗’运动开始不久，郭沫若在科学院一次大会上，在鼓励大家要超过‘资产阶级权威’时号召说，‘在掌握资料上要超过游国恩’。先生对青年学生对他的‘批判’并不存什么芥蒂。他也不同意当时在文学史方面极‘左’的和反历史的观点，如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概括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以民间文学作为我国文学的正宗和主流，以及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掌握上的某些片面性观点等”。游先生对待学术的态度，与《文学遗产》陶渊明讨论中的导向是一致的。游先生并以师长的宽厚情怀认真指导着学生进行陶渊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年谱》中记载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基础上，同学们展开大规模的科研活动，以‘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并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中文系1956级一个班的学生分工研究陶渊明，与先生合作。最后决定在先生指导下编纂《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和《陶渊明诗文汇评》。材料搜集之后，在先生帮助下制订了编纂体例。但在初编时，对要把收录到的336人的400多种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完全按时序排列却遇到了困难。这一难题交给先生后，他只用三天时间就把这跨时一千多年的资料顺序排定了。后来他又花了大量时间对全稿进行校正，然后由同学将书稿交到中华书局付印。”正是这一最为基础的学术训练以及躬行示范，使得北大学生参与陶渊明讨论时，能够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看待与评价陶渊明，这与游先生对学术的持守与学者风范密不可分的。在游先生指导下编纂《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和《陶渊明诗文汇评》，与北师大中文系师生编的《陶渊明研究资料》一起，汇编而成《陶渊明资料汇编》，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至今日，这本资料汇编依然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参考文献。游先生虽然在这场陶渊明讨论中没有撰写文章，但是他对学术的持守与对学生的指导，无疑已经充分体现在这场学术讨论之中了。《文学遗产》发起并刊载的陶渊明讨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感受这位对《中国文学史》书写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的品格的重要信息。另外，这一年多来学生对陶渊明态度的改变，在《陶渊明讨论集》中北师大中文系所写的《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一文的附记中也有明显地反映。此文最初发表在1958年12月21日《文学遗产》240期上，收入《陶渊明讨论集》中时，该文作者“北师大中文系三年级二班第一组同学”于1960年3月31日撰写了“附记”，对该文作出了自我检讨：“这篇文章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我们结合课堂讨论写成的。在这以前，右派分子和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借尸还魂，歪曲古代文化遗产，公然宣扬陶渊明诗中的消极因素，藉以毒害青年。我们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了使无产阶级思想占领科学研究的阵地，就写了这篇文章。但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学习不够，再加上当时是初学古典文学，掌握的资料不够全面，因而今天回头来看，就学风有一些不妥之处。如用‘反现实主义’来概括陶渊明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作家，就是不够全面的，对于陶诗的历史主义评价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今后我们在这方面还要不断努力。”作为《讨论集》的首篇文章，也是否定陶渊明的代表性文章，但是这则“附记”，虽然还存在着政治话语，但编辑部的这种编排，还是可以看出一方面表现了北师大学生经过讨论后对陶渊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也以这种方式说明这场陶渊明讨论的最后认识。

《文学遗产》编辑部《陶渊明讨论集》“前言”是这次陶渊明讨论的总结性文章。“前言”一方面对这次讨论做了五个方面的总结，目的是“试图把讨论的情况向读者勾勒出一个轮廓、清理出一条线索，以便以后的探讨”；另一方面，通过陶渊明研究从学术上总结了古典文学研究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要正确地运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等概念；二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去对待古代作家作品。前一个问题的重要正如上文指出的，这是引起陶渊明讨论的重要原因；而第二个问题则反映了《文学遗产》在参与这场讨论中在方法论上给予的坚持学术话语的导向，强调“我们对代古代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时，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既反对盲目的肯定，也反对简单地肯定，而应该考虑到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中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平和对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它在今天的意义。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的态度 ，依据客观事实，作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来”，这一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辩证地学术研究态度与方法，显然是对当时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的积极反拔，与何其芳1959年6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精神是一致的。作为主编，陈翔鹤虽未直接参与撰写讨论文章，但是从《文学遗产》发起陶渊明讨论、讨论中间对众多来稿的综合报道、引导，以及《陶渊明讨论集》“前言”对此次讨论的总结，以及对来稿的遴选及编排，虽然都以“编辑部”的名义刊发的，但我想这应该主要凝聚了陈先生的心血，体现了陈先生对陶渊明讨论所持的学术态度以及积极参与学科建设的办刊理念。在那种特殊年代，经过争鸣，争论双方均认为陶渊明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双方基本认同其归隐所体现的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以及《桃花源记》体现的积极价值，应该说这场讨论结果，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学术高度。

三 《文学遗产》的特殊历史地位

围绕着屈原与陶渊明而展开的十年论争，迄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参与论争的很多作者，多已进入《文学遗产》的历史，也进入了共和国的学术史。这一事实让我触动，由此而萌生了两个感慨。

第一感慨是为《文学遗产》的特殊地位而发。《文学遗产》不仅是学术刊物，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学术生态的载体。通过《文学遗产》这个视角，走进争鸣，重读争鸣，可以打破我们对《文学遗产》争鸣空间形态的片面认知，改变我们审视与评价这一时期争鸣文章的视角，从而对这一时期历史记忆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对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态有着更为真实的认知。

目前当代文学对建国十七年文学研究热情颇高，这一热情的产生，与当代文学研究者总有着试图突破十七年文学“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与整体评价、寻求那个时代“异端”声音的探索精神有关。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因其研究对象存在着历史跨度，又因对建国十七年学术争鸣的政治色彩的历史记忆，使得我们在对某一问题进行学术史梳理时，有意或无意地疏忽了对这一时期争鸣文章的关注。即或关注，大都从十七年政治记忆的角度进行价值评判。对这一时期争鸣进行反思与批判是必要的，但若不走进争鸣，不重读争鸣文章，不仅是看不到当时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还会误读争鸣。如《中国大陆(1921-1990)发表出版陶渊明研究成果的特点》一文云：“考察七十年的研陶历史，也应该指出，极左思潮曾一度严重地干扰了陶学研究的正常开展。君不见，在高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受到冷落、歧视，受到指责、批判。这种‘一面倒’的研陶现状，就是当时畸形的学术风气的真实映照。近十多年来，由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浓烈的、健康的学术风气，不仅使陶学研究回归了正确轨道，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此毋需赘言。”此文所举例子正是当年那场陶渊明讨论，所得结论却不确。该文说陶渊明在那场讨论中被认为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而受到冷落，并认为当时出现了批陶的“一面倒”的现状，显然与事实不符。

今天来看，《文学遗产》以周刊之频率、刊载争鸣文章之多、争鸣时间记录之清晰，不仅在宣传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背景下，推进了屈原研究的深入；而且就《文学遗产》这一园地本身，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时空相连、变幻纷纭的争鸣空间：《文学遗产》在刊发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游国恩文章的前后，同时刊发了虽然数量不多却极为珍贵的针对郭沫若《远游》观点的商榷性论文；在开展有纠左意识的陶渊明讨论的同时，在《文学遗产》的另一擂台上同时又擂响书写文学史的大跃进的战鼓。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在《文学遗产》园地中同时出现，争鸣方向的不时转动，前后映连；争鸣的空间形态，复杂纷呈，改变了以前我对《文学遗产》争鸣的苍白印象与对争鸣空间形态的片面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对《文学遗产》争鸣空间形态的重新认知，改变了我对《文学遗产》十年争鸣性文章的审视视角，即将那些商榷与批判的争鸣性文章纳入当时整个学术生态中加以审视。我们今天看来对屈原爱国主义的导向性宣传，在当时却是一种集体认同的学术宣传活动；在我们今天看来严重背离学术话语的批判性文章，在当时它是以无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正确姿态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遗产》园地的。可以说，政治色彩强烈的批判性文章与表达商榷意见的文章、被批判者的放弃学术争鸣的沉默以及反批判的争鸣文章共同构成了《文学遗产》园地的争鸣景观，呈现了那个时代真实的学术生态。因而，从整个学术生态角度审视争鸣，我们可以对历史获得新的认知：正是那些对郭沫若等人屈原研究的商榷文章，打破了宣传屈原爱国主义精神时求同存异的僵化局面；正是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游先生的政治性批判文章，突出了针对郭沫若商榷性论文刊发的可贵；正是一些高校学生对一些文学史论著的猛烈批判及对红色文学史书写的大唱赞歌，才凸现《文学遗产》发起陶渊明讨论时回归学术话语的导向及在高校学科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学生对《楚辞》专家的批判反映的政治运动干预高校学术教育的荒谬，恰能凸现陶渊明争论中在正常的学术训练下学生态度转变及回归学术话语的可喜。《文学遗产》呈现的学术生态，正是建国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与频繁政治运动在学术争鸣上的反映。政治运动发起的争鸣之弊易见，只有把政治批判性的争鸣文章置入当时的学术生态中加以审视，才能使苍白的历史记忆变得鲜活，从而提升我们评价历史时的理性态度。这种理性不是漠视政治批判性争鸣文章以学术争鸣的方式摧毁正常的学术生态的危害，恰恰相反，只有将其纳入当时学术生态的有机整体中，才会发现被政治记忆遮蔽了的历史碎片，重组历史记忆，从争鸣中捕获到一些值得我们珍视的无形遗产。那就是《文学遗产》编者与一些学者，在有限的话语空间中，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时所秉承的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文学遗产》头十年对学术话语的持守所凝固了的学术文章，其学术的深度与广度，在某些方面与经历六十年风雨后的今天的《文学遗产》可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对这份持守的价值的看重，与其说是学术上的，毋宁说是对持守良知的学术精神的推重。这些淹没于沉重政治记忆下的可贵历史碎片，犹如几颗星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上，让我们面对这份沉重的政治记忆时能够得到激励。

第二个感慨是为《文学遗产》首任主编陈翔鹤而发。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陈翔鹤先生主编《文学遗产》十年有感”，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文学遗产》1963年6月9日停刊，1964年6月7日复刊的《文学遗产》周刊改由《光明日报》接办了。到1966年6月12日停刊，内容上也有较大的改变，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是兼容外国文学研究等；二是我更想通过这个副标题表达我对这位主编的深深敬意。最初对陈翔鹤先生产生敬意，是因陶渊明。将陶渊明与陈先生联系起来，是因关注了陈先生60年代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两篇著名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 挽歌>》和《广陵散》，以及《文学评论》及《人民文学》上刊载的对这两篇小说的批判性文章，并由此了解到陈先生发表这两篇小说的政治背景、陈先生的为人以及他的令人扼腕痛惜的人生结局。上文论及《文学遗产》发起的陶渊明讨论，虽然有着当时的政治背景，但是之所以选取陶渊明讨论来反思、扭转文学史书写中极左思想的严重干扰，我想应该与主编陈翔鹤先生的学术旨趣与学术理念关系甚密。冯至在《陈翔鹤选集·序》中回忆陈先生与他的一次交谈时论及的对这次讨论的看法：“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O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曾开展过一次关于陶渊明的讨论，大部分文章都在《文学遗产》发表。翔鹤作为刊物的主编，自然也要对陶渊明做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样的讨论对于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开展是有益的，但大都是围绕着陶渊明的诗歌是否现实主义，有多少现实性和人民性等问题进行争论的，而对于诗人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注意不够。陶渊明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生必有死，是自然的道理，‘佛家说解脱，道家说羽化，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仍旧有解脱不了的东西’。陶渊明就是从这种思想出发，为自己写出《挽歌诗》三首。”陈开弟《陈翔鹤与<文学遗产>》一文也提到《文学遗产》陶渊明讨论与陈翔鹤先生创作《陶渊明写<挽歌>》之间的关联：“《文学遗产》在1958年底至1960年之间，曾经发起一次关于陶渊明的讨论。当时发表的文章，后来编为《陶渊明讨论集》。我父亲对魏晋六朝文学素来比较爱好，而对陶渊明及其诗歌尤其欣赏。他要想写一篇关于陶渊明的思想与风格的文章，参加讨论，却又觉得那时候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讨论不大合适，就作罢了。1961年父亲在休假期间写了一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将他对陶渊明的理解融入了小说之中，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陶渊明的艺术形象。”可以说，陈先生《陶渊明写<挽歌>》，正是用历史小说的方式，试图从唯物主义角度解读陶渊明生死观，反映了陈先生对陶渊明内心世界的一种关注。对陶渊明的强烈关注及认为《文学遗产》讨论的不足，是陈先生创作《陶渊明写<挽歌>》的重要背景之一。关于陈先生创作的两篇历史小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遭遇的命运，当代文学研究多有论及，我们这里所想指出的是陈先生这两篇历史小说与陈先生学术旨趣的关联。很显然，从小说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它主要反映了陶渊明朴素的生死观，一个人假如能够勘破生死，他又何惧生活中的任何艰难，他能达到内心的安稳与知足。正是这种强大而淡然的内心，使得陶渊明能脱离官场、摆脱佛教，能够安心地享受田园生活。小说一些生活细节属于虚构，但对陶渊明生死观的理解，都有着陶渊明的诗文作为翔实的资料来源，渗透着作者试图脱离当下陶渊明讨论中现实性、人民性评价的条条框框，关注陶渊明内心世界的学术旨趣。这篇小说发表于陶渊明讨论结束后的次年《人民文学》(1961年十一月号)上，可以说是一位主编所发出的刊外观点。陈先生的这种学术旨趣以及特殊的主编身份，让陶渊明讨论最后呈现的，不仅仅是结集了一本《陶渊明讨论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研究陶渊明的学术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代学者一份厚重的回归学术话语的冀望与努力。陈翔鹤先生以这样一篇具有独特学术视角的历史小说，也以生命的代价，不仅将自己与陶渊明联系了起来，同时也将《文学遗产》与陶渊明关联了，并由此让《文学遗产》头十年增添了一份学术气质与持守学术话语的学术精神，多了一份给予后世的无形遗产。《文学遗产》最终以十几年沉默的代价，让《陶渊明写<挽歌>》成为陈翔鹤先生的挽歌，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挽歌。

这次为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而撰此文，从争鸣的角度让我体会到了陈翔鹤先生的办刊理念，让我对这位主编又产生了一份敬重。卢兴基回忆当时陈先生组织《文学遗产》讨论的话题时说：“当时每一个论题的讨论，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中有序地进行，并非随心所欲，讨论中也能做到围绕中心，有所引导，而不随波逐流。主编陈翔鹤非常重视抓每年的讨论计划。根据当时学术研究的现状、发展的趋势，研究者的心理动态确定重点。所以讨论时有针对性，有中心，即使处在某种以政治代替学术的批判运动中，也尽可能地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发表出来。陈翔鹤经常说：‘只要有一得之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我们都要让它发表出来。’”从屈原及陶渊明讨论的文章看，确实体现了陈先生对当时研究现状的准确把握。卢先生所说的“处在某种以政治代替的批判运动中”的政治批判色彩浓重的争鸣文章，我们今天视作是对学术园地的污染，在当时可是被看作无产阶级占领学术园地的重要标志。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主编的陈先生可能无法阻挡拔白旗、插红旗的荒唐行为，但是他说要“尽可能地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发表出来”，守住了这一园地的争鸣底线，虽然在他组织的各种争鸣中，争鸣的趋势并不是作为主编的陈先生一人所能左右与掌控的。如《文学遗产》在发表批判游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文章时，同时刊发了“编后记”，中言：“我们认为学术中的问题必须得通过百家争鸣、自由论辩才能取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因此，我们欢迎游国恩同志和别的同志也来参加讨论。”虽然游先生在那个特殊年代未撰文捍卫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刊物毕竟在“编后记”中表达了刊物的态度。而据穆欣《办<光明日报>四十年自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学术思想批判中，“许多具有明显倾向性的版本安排，一些简单的批判文章，用词尖刻的标题制作，尤易使被批评者感到压抑，不利于师生心情宽舒、无所顾虑地参加运动，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地进行争鸣。”这也许游先生沉默的重要原因。而在此后的陶渊明讨论中，我们明显地感到陈先生在陶渊明讨论中所起到的积极的引导作用，而这一引导作用之所以能收到预期效果，除了上文谈及的陈先生对陶渊明的深刻理解与学术旨趣相关，也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 年7 月庐山会议前八九个月的时间中，中央领导全党为纠左所进行的初步努力有关。1958 年12 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过火的和错误的批判知识分子情况的材料上批示：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团体、新闻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和讨论，“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可以看到，1958年年末发起的陶渊明讨论正是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相对宽松的时期。因而，在《陶渊明讨论集》中我们读到了罗根泽、刘国盈、曹道衡三位先生的反批判文章，看到了在争鸣中学生对陶渊明态度的基本改变，感受到了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回归。陈先生文革期间被逼写下的“认罪书”，其中交待了三条错误：“一，一九五八年，我曾提出过反简单、反粗暴的意见，并曾向在本刊受到过不正确批评的老专家道过歉。此外还提出过发表有‘一得之见’，不要求每篇都要有批评文章。二，一九五九年，我提出过文章可以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大意是指无害的也可以发表。三，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后，我曾提出应加强发表艺术分析的文章。”而这三条“罪状”正是学术刊物的最起码的底线。虽然在那样的特殊年代，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乃至错误，我想这些本不是陈先生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刊发政治批判性的争鸣文章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也不是他发起争鸣的本意。可以说，正是陈先生具备了持守学术的学术旨趣与办刊理念，对奠定《文学遗产》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