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

在我的学术之路上，许多杂志都是无声的老师，而其中《文学遗产》所给予的学术启迪最为丰富。从求学时代通过它了解学界动态、拜读名家力作，到工作后通过它开阔视野、砥砺学识，《文学遗产》已经陪伴了我二十多年。回首这不算短的岁月，心中不禁百感交集。作为古典文学领域最重要的专业刊物，《文学遗产》沾溉学林，成为一代又一代学者成长的沃土，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丰富的体会。在这篇小文中，我想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谈谈《文学遗产》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学术的理解。体会很不成熟，谨此表达对《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的衷心祝贺。

记得刚入大学，报到后不久的一天，金开诚先生在一间学生宿舍，和我们文献专业这个小班的二十名同学，进行了一个座谈。内容主要是谈大学四年该如何学习，当时印象很深的是，金先生特别谈到写学术论文的重要性，鼓励我们从本科开始，就要认真关注学术杂志，锻炼写论文的能力。他特别提到，有两份杂志最重要，即《文史》和《文学遗产》。他还举出专业的前辈学长葛兆光的例子，说葛兆光读书时就在这两份杂志上发文章了。

大学四年，我们认真地阅读这两份杂志，也逐渐理解了金先生何以对它们特别看重。《文学遗产》虽然着眼于古典文学研究，但它提倡的学风，与《文史》一样，都是以扎实的朴学为本。对于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讲，掌握这种扎实的朴学，无疑是学习的首要目的。当时完全谈不上什么具体的研究方向，对《文学遗产》上的文章，只能做一般的浏览，很多还不太能体会其好处，但当时若是在上什么选修课，，就喜欢去看看《文学遗产》上有什么相关的文章，授课老师的作品，更是认真学习的对象。现在还依稀记得，上楚辞课时，读过姜亮夫先生的《为屈原庚寅日生进一解》（1981），曹道衡先生《读楚辞校释》（1991），上《诗经》课时，读过姚奠中先生关于《诗经》考释的文章，还有吕艺老师的《孔子“兴、观、群、怨”本义再探索》（1985），这篇文章引起了争论，吕老师对于商榷文章的回应，也发表在《文学遗产》上，让我们初步见识了什么是学术争论。学习文学史时，倪其心先生的《关于卢思道及其诗歌》（1981）、葛晓音先生的《卢照邻生平若干问题的考证》（1989）以及像葛兆光《赵师秀小考》（1982）等，都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这些文章都以考据为本，使我很真切地体会了扎实立论的含义。

在以古典文学为研修方向的研究生阶段，《文学遗产》对我的帮助更加重要。杂志中的许多文章，都在扎实考辨的基础上，知人论世，对古典文学的复杂现象做出深入分析。记得选修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课时，我在课程报告里谈了许多“宏观”的感受，陈先生没有具体批评，但告诫我要更仔细地读作品，更仔细地理解杜甫所处的环境。我当时又重新学习先生的《杜甫评传》，也注意到其中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一部分，曾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这部分内容正式《杜甫评传》梳理历史纷纭最精彩的篇章。我的导师葛晓音先生，很强调我们要认真学习《文学遗产》。她说在日本拜访著名汉学家松浦友久先生时，看见先生非常认真地阅读《文学遗产》的每一篇文章，杂志上留下许多勾画的记号。我们也注意到，葛老师在《文学遗产》刊发的文章，都是精心之作，很多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北师大做博士后时，导师启功先生曾在家中为我们一些学生授课，先生的讲课内容后来经过整理，其中关于汉语诗歌问题的精心思考，就以《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为题发表在《文学遗产》（2000年）。在我们的心目中，《文学遗产》上的文章，就是学术功力的象征。

在提倡扎实为学的同时，《文学遗产》还以开放包容的格局，展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丰富而生动的面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风格，而同一位学者，其研究方式也会有多样的变化，这些都在《文学遗产》中得到呈现，一册在手，彷佛身临学术的百花园；这个百花园不是干花的陈列馆，而是鲜花荟萃，其间的学术成果都是以充满生机的状态呈现，从中可以感受中国学术正在进行的思考。

记得读书时参加《全宋诗》的整理，当时学界对宋代文学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但《文学遗产》已经开始关注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86年第3期是“宋代文学专号”，上面刊发的文章，如曾枣庄先生《宋代文学研究刍议》、吴庚舜先生的《加强宋代文学研究之我见》都是整理《全宋诗》时重要的学习文献。这期专号之后，《文学遗产》不断刊发宋代文学的专题研究之作，在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还相当匮乏时，这些文章都是很珍贵的学习文献。与宋代文学相类似的还有古典散文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古典散文缺少关注，而早在八十年代，《文学遗产》就开始重视散文研究，1988年第4期的古典散文研究专号，很多文章都受到学界关注，例如曾枣庄《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孙昌武《佛典与中国文学》，是古典散文研究学术史回顾中必然要提到的开拓之作，曾、孙两位先生本人后来都沿着文章的思路，做出了扎实而丰厚的研究，也启发了许多年轻学子投身这个研究方向。1988年第4期上刊登的“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问题座谈纪要”，是关于《文学遗产》召开的古代散文研究小型座谈会的纪要，在会上郭预衡、韩兆琦、谭家健等散文研究的重要学者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很有启发性的意见。这份纪要也受到研习古典散文者的关注。此后，虽然学界整体上重诗轻文的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我们还是不断在《文学遗产》上读到古典散文研究的重要专题论文。

今天，无论是宋代文学，还是古典散文，都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而其中许多研究方向，都与《文学遗产》曾经刊发的相关论文有关。回想当年对这些研究专题的关注，不能不感叹《文学遗产》长远的学术眼光。

在具体的专业研究之外，《文学遗产》组织重要学者所进行的学术讨论，也给予了我十分深刻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多围绕古典文学的时代意义、理论阐释、审美精神等基本问题来展开，呈现出解放思想的活跃反思；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反思”，就逐渐集中到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史反思等问题的讨论上。这些讨论以更成熟的学科意识，推进了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思考。在九十年代末，对古典文学百年历程的回顾，成为学界的热点，而《文学遗产》围绕这一话题所组织的学术对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对其中唐、宋两代文学研究的对谈，曾反复研读，深受教益。在当时出现的许多学术回顾中，《文学遗产》的这些讨论，不是一味罗列现象，而是以深刻的识见，藏往知来，直到今天重读，仍然很有启发。《文学遗产》通过有生命力的学术，通过有深度的思考，积极地回应学术的时代要求，它的回应，不是昙花一现，不会因单纯的跟风而随风消散，这些都给我自己思考与为学以深刻的启迪。

当然，无论是对学术未来的战略性前瞻，还是对学科发展的深度反思，这些工作的价值和意义，都不是短期能够看出的。但作为一个《文学遗产》的二十多年的老读者，我对这份杂志之于学术的意义，多少能够有一点时间积淀下的感知。而如果我们完整地回顾它六十年的历程，这种感受无疑会更加强烈。阅读《文学遗产》，我不仅理解了什么是有功力的学问，也逐步体会到学问的广大，在这份杂志上，不仅能看到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是如此丰富，而且能看到研究者之间的呼应、交流与碰撞。每一个个体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具体的问题和领域，但众多学者的交流，就可以使我们对学科的整体处境和状态，有真切的理解，从而在更大的包容和承担中，做出新的探索。

我的体会，当然还来自向《文学遗产》投稿的经历。在求学时代，在《文学遗产》上刊发自己的文章，是我们每一个学子心中极大的渴望。记得我第一次投稿，是关于苏轼的一篇习作。我仔细琢磨了很久，但投给编辑部后，陶文鹏老师认为文章不适合发表。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他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让我有时间去编辑部面谈。记得去见陶老师那天，我十分忐忑，陶老师非常热情，也非常仔细地同我分析文章的优点和缺点。他说我有想法，也有学术热情，千万不要失去信心，让我以后有满意的稿子再投过来。后来又过了一年多，我完成了一篇关于欧阳修的习作，鼓足勇气再次向《文学遗产》投稿。这一次，陶老师非常热情地给予肯定，这对于正在求学的我，真是莫大的鼓励。

毕业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向《文学遗产》投稿。一方面是工作、生活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学位论文完成并出版之后，对海外学术的了解，对研究路径的反思，都让我对下一步的学术该怎么做有了更多的焦虑。经过思考，我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唐思想文化转型中的古文与诗歌，探索如何理解文学与思想的深层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进入了文章学这个以往较少涉足的领域。很长一段时间，陶老师见到我，都问起最近完成了什么文章，让我千万不要因为忙就荒疏了写作。2007年，获邀参加《文学遗产》论坛，发表了对李白浪漫主义解读之反思的文章。陈伯海先生围绕这个话题，阐述了“双向阐释”的精彩意见。陶老师在会上，给我热情的鼓励，让我把小文投给《文学遗产》，在我对小文进行修改的过程中，一次在会议上见到，他还关切地问到我修改的进展如何。这篇小文发表之后的几年间，我又向《文学遗产》投上了关于杜甫“诗史”和欧阳修“六一风神”的习作。这几篇习作，尝试从复杂的文化思想语境理解唐宋诗文的重要现象，努力想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学术需要自我超越，但避熟就生，需要对新知的热情，更需要探索的信心和勇气。几篇习作发表后，都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引起了学界朋友的一些关注，使我更有信心去独立思考，而《文学遗产》在一开始所给予我的鼓励，无疑是最珍贵的。

古典文学强调严谨的科学精神，也注重深厚的学术涵养，《文学遗产》作为涵育古典文学研究的沃土，它尊重科学、推重创新，但也没有简单地把这个园地变成学术的竞技场，而是在文雅温厚的气氛中，对学术加以涵虚和长养。近几年，承蒙编辑部的信任，我参加了一些稿件的初审工作。这让我无论是对学术的复杂性，还是《文学遗产》编辑中的艰辛，都有了更多的体会。编辑部要求，对每一篇稿件，初审都要从学界已有研究水平出发，做客观的判定，评审必须建立在对研究动态全面而及时的了解之上。判断稿件的学术价值，不能因存在瑕疵而忽视其创新之处。这些工作，意味着对学界成果的搜集与把握，对稿件学术创新的认识与理解，其间要付出不少心血，但由此形成的初审，加上严格而规范的外审，既坚持了学术标准，也为发现和培养创新，奠定了基础。

《文学遗产》给予我的教诲和启发，很难有第二个杂志可以替代，也让我在学校和工作单位的专业学习环境之外，有了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今天，它六十岁了，在我的心中，它是不老的，我相信也衷心祝愿，这个给古典文学研究者以温暖和鞭策的家园，这位我学术之路上难得的良师，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