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琴

2013年深秋，我有幸坐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室里，聆听美国著名辞赋学家康达维先生讲授的“汉学研究的材料与方法”。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介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每介绍一种，他都要作一番评说,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是我很喜欢的刊物（This is my favorite journal）。”等到最后说到《文学遗产》时，他强调性地说：“这的确是我最喜欢的刊物（This is really my favorite journal）。”在学生们的笑声中，他进一步介绍了《文学遗产》对于年轻学者的扶植与对论文质量的重视，随后他又介绍了他所熟悉的几位曾经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论文的著名学人。听着他的讲述，一份自豪与骄傲油然而生。这份自豪，不仅因为这份期刊属于我所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也不仅因为我与刊物编辑部的每一位同事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在读者之外，我也做过是它的作者、编者、审稿者，《文学遗产》给予我的提携与帮助，是任何一份学术期刊都不能相比的。

2001年4月，受到《从汉四家诗说之异同看〈诗序〉的时代》在《文史》上发表的鼓舞，我将自己反复修改的《〈毛诗〉首序产生的时代》文稿寄给了《文学遗产》编辑部。因为此文是自己多年思虑所得，在忐忑不安的等待期间，心中不免充满较多的期冀，不过，当我真正收到用稿通知时，仍然感到出乎意料、难以抑制的惊喜。2002年初，赴北京参加“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我接到《文学遗产》编辑部校对清样的通知。负责文章编辑的刘跃进老师得知我正好在北京时，便让我直接去编辑部取校样。就这样，2002年1月15日，我第一次走进文学所，来到了古典文学研究者心目中最神圣的学术殿堂——《文学遗产》编辑部。

穿过在记忆中显得格外狭长而曲折的走廊，在一间拥挤、简陋且书籍成堆的屋子里，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徐公持、陶文鹏诸位先生。当时刘老师外出办事，他把文章清样委托李伊白老师转交给我。李老师非常认真地告诉我看校样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注释的格式以及标点的位置等等。她的态度很和蔼，但语气中那种与生俱来的威严与犀利让我感到紧张不安。就在我不知所措时，她找了一支笔递给我，指指编辑部一角空闲的桌椅说到：“你可以坐到那边去看，今天能完成最好。”适时的指点让我顿时如释重负，令人敬畏的《文学遗产》因此又多了一份温情与友好。

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对当时还在求学阶段的我而言，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发表本身。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发表的喜悦，更多的是对将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与决心。此前我就萌生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求职的心愿，这一次拜访文学所以及《文学遗产》编辑部的经历，让这个藏在心里好几年的想法变得迫切起来。2002年3月，得知文学所准备进人的消息后，我立即提交了申请材料。3月19日的面试中，刚刚刊载于《文学遗产》的文章成为我进入文学所的重要基石。为此，我深怀感恩！

《文学遗产》编辑部与我所供职的古代文学研究室之间仅隔着《文学评论》编辑部一间屋子。地利因素加上专业领域的密切关联，与编辑部的熟络，似乎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在人际交往中天生缺少主动性的我，在进所一年之后，除了自己办公室的同事之外，仍然很少与其他研究室的同事打交道。对于《文学遗产》编辑部的诸位老师，也仅限于在楼道里相遇时恭敬地问候。

2004年2月，有一天刘跃进老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文学遗产》看稿子。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对编辑部而言，可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对我而言，不但可以了解和熟悉刊物编辑的规则以及工作流程，也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学术界，加强与学术界联系的窗口。于是，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兼职编辑的工作，并从4月份开始，正式承担起先秦两汉阶段稿件的编辑工作。

在此之前，我对期刊的编辑事务一窍不通。但置身学界，对高校推行量化考评制度之后，围绕论文发表产生的种种问题也有些耳闻。量化考评制度的特色之一就是把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期刊级别与作者的薪酬待遇等现实利益直接挂钩。因其貌似客观的标准带来的可操作性强、易于实施的特点，从九十年代开始就逐渐在高校推广开来。这种制度最早针对教师推行，到了九十年代末，各个高校也逐渐把研究生纳入了考核范围。没有一定的论文发表量，甚至有的学校规定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连答辩资格也得不到。于是，期刊编辑，尤其是权威、核心期刊的编辑，就成为学者个人乃至院系、学校争相交好的对象。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曾经目睹某核心刊物编辑被一所地方院校中文系的老师尊为上宾、盛情款待的景象。当时的我不谙世事，还对此感到不屑。十多年后，等我对以核心、权威为目标的考核标准带来的重压有所了解之后，才真正理解高校教师、尤其是没有多少学术资源的地方院校教师的无奈与艰难。另一方面，经历过学术刊物企业化管理的转型之后，许多期刊自负盈亏的运行模式，也给期刊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压力。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汇合，便使得学术界不可避免地朝着功利化的方向倾斜。在那个时期，版面费、人情稿成为曝光率很高的名词。这些非学术性因素的介入，也给期刊的学术质量与信誉带来消极影响。

即使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文学遗产》顶着生存的压力依然坚守学术期刊的原则与道德。除了坚持拒绝版面费之外，为了解决人情因素对刊发稿件质量的影响，编辑部从1999年开始试行双向专家匿名审稿，至2002年，双向匿名审稿被作为制度执行。在我接受兼职编辑的差事时，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已经实施了两年多。当时陶文鹏、刘跃进两位先生对我提出的要求就是不管作者是谁，完全依据文章的质量筛选稿件；而且，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除了给外审专家的信件可以具名之外，在给作者的回信中，无论是用稿通知还是退稿信，都要以《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名义发出。因此，在兼职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从未以私人的名义与作者发生过任何联系，对稿件的处理也是在没有任何非学术因素影响的环境中完成的。

大约是2006年前后，有一次外出参加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在饭桌上相互闲聊时，有一位地方院校的老师听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便立刻说起了《文学遗产》。大意是没有关系想要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几乎不可能，他的文章投过去如石沉大海；他又以曾经风闻的《文学遗产》收取高额版面费一事向我求证。基于兼职编辑近一年的工作经验，我很郑重地告诉他，我从未听说过《文学遗产》收取版面费的事情，而且，《文学遗产》最看重文章的质量，关系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另外，《文学遗产》有很严格的来稿登记制度，想要查询稿件的处理结果，可以直接与编辑部联系。也许，这一番话脱离不了替《文学遗产》辩护的嫌疑，在他听来可能会有些不舒服。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而且，那个时候我早就不再担任兼职编辑，实在没有必要为辩护而辩护。 

在《文学遗产》做兼职，对于没有任何编辑经验的我来说，每周要处理完一大堆稿件的确是一件蛮辛苦的工作。曾经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向我传授审稿经验，说如果每篇稿子都一字一句地通读，那得累死，审稿时只需看一下文章的内容提要、开头、结尾，对其学术水平基本就心中有数了。但这样的经验，是建立在他深厚的学养基础之上的。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根本不具备扫一眼文章就能做出判断的能力。因此，对于每一篇来稿，都需要从头到尾的通读，然后有针对性的写出审稿意见。即使建议退稿的意见，也得说清楚退稿的理由。因此，处理一篇一万字左右的文章，平均需要两到三个小时。到2004年年底，我女儿出生之后，再从事这项工作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至05年1月，完成了稿件交接任务之后，我就不再担任兼职编辑的工作了。

卸任兼职编辑之后，我与《文学遗产》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在围绕《文学遗产》形成的学者群中，除了作者、编者、读者之外，还有一个介乎于读者与编者之间的群体，这就是隐匿于“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背后的审稿专家。他们大多是各个领域成果卓著的研究者，由于多年的学术积累，能够敏感把握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发现与探索，能够对文稿的学术质量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因此，他们拥有《文学遗产》所赋予的最大权力——决定文章的命运。他们虽然是被“匿名”的一群人，却在整体上对《文学遗产》的学术质量、地位与信誉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在做兼职编辑的时候，我也曾多次与审稿专家联系，请他们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稿件写审稿意见，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成为其中一员。2007年1月初，张剑拿来一篇讨论宋代诗经学的稿子让我帮忙把关，连同文章一起给我的，还有一份《文学遗产》专家审稿单。刚拿到那份审稿单时忐忑不安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我一直以为只有学养深厚的学界前辈才有资格做《文学遗产》外审专家，没想到这份荣誉会掉到我的头上。这的确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读者、作者、编者、审稿者，十多年来，我与《文学遗产》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这份刊物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与份量。它是培育年轻学者成长的学术摇篮，也是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明灯。“天数已周花甲子”，过去的六十年，《文学遗产》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衷心祝愿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