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

    治学之人，总有几家刊物和他的因缘较深。还在四十年前，1974年前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就在内部开放了一些旧书刊。那时我还在地处周口店古人类遗址附近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宣传处当干事，凭着微薄的薪金，竟在百里外的城里中国书店购回《文学研究集刊》五册，还盖有“西谛藏书”的印章，以及《文学遗产增刊》二三十册。不知冥冥中有什么鬼使神差，一二十年后，我竟然和这两个重要的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我买这些刊物时，它们已经停刊。我朦朦胧胧地觉得，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继续存在，古典世界的历史、典籍和智者就依然留存在它们传递文化基因的功能，就不应该数典忘祖。

    创刊于1954年的《文学遗产》，开头是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光明日报》第 3版创办的《文学遗产》专刊，1956年转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作为代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最高档次的权威性学术刊物，它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坚实创新的历程。它1979年复刊至今，也已经三十五年。《唐六典》：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如此说来，《文学遗产》也称得上老刊物了。因此，当编辑部的朋友们希望我写点回忆它的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谈论《文学遗产》的全部历史，在我从现代文学转治古典文学时，它已经在学术界存在将近四十年了。我只能讲我治“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第二年，1991年就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后来治古代诗学、提倡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直至近年研究诸子学，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在刊物最近二十年的版面上，留下了我一步步走入返本还原的古典学深处的曲曲折折的脚印。

    中国自来就讲究深究古典，推明古典，稽古典学之至意。唐人谢观《东郊迎春赋》云：“遵古典以立则，授人时而敬用。”《元史·礼乐志》说：“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清人袁枚《改诗》诗云：“脱去旧门户，仍存古典型。役使万书籍，不汩方寸灵。”我做学问，喜欢追问这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的深层有何奥秘。于是追根溯源，逆水行舟，由现代到明清、唐宋、战国秦汉，每到一处，就建一座营盘，因而历尽艰辛，却也饱览了沿途的无限风光。当然，我们讲古典学，既要深入古典的本质，它的存在方式和生命形态，这种深入的探寻，比古人多了现代意识、批判精神和世界视野。

    我第一次跨进《文学遗产》的门槛，是1991年发表《汉魏六朝杂史小说的形态》。从现代文学转治古典文学，我选择的第一个切入口，是古典小说，而且按照鲁迅写小说史先检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作法，首先返回中国“小说”一词的原本。因而提出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的判断。于是从《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散布于诸子书的《伊尹说》片段，考察中国小说发端期的原始形态。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对中国古典学的返本还原。《汉魏六朝杂史小说的形态》在文体形态的脉络上，是上接《穆天子传》的。在具体的思路上，我运用了文化学、叙事学的方法。我最初的两篇文章，曾经请沈玉成、曹道衡先生指点过，他们极口称赞我的艺术感觉和某些考证上的独到之处，还用《左传》上的文字现象肯定我的考证的可信性，同时也提示应该注意古典文学研究运用材料的一些惯例。编辑部的卢兴基先生还带着一个外地高校研究古代小说的年轻学者，就我的文章进行一次交谈。这些师友切磋，使我逐渐了解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状况和约定俗成的思路，为我以对话的态度进入古典学领域，提供了来自各种角度的背景提示和知识方式。《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鸟从深谷飞往高大的树顶，尚且知道以嘤嘤的叫声，召唤知音。何况我们人类，岂能不懂得通过与同行、与经典的精神对话，获取连天上神灵听了都有动心的文化奥秘？

    在古典学领域浸染日深，我就逐渐产生了一种想法，研究中国古典学，小说更多世俗的心理，而诗歌更多精英的表达。中国本是一个诗之国，《诗》、《骚》列于经，变乎经，唐宋诗词道尽文人风流，成为一代精神方式。不研究古典诗词，是难以触摸古典文学的精魂的。刘昫作《旧唐书·文苑传》说：“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章学诚《文史通义》说：“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具体而言，李白诗篇被称为“远宪《诗》、《骚》”，韩愈的歌谣又被称为“《诗》、《骚》苦语”，苏轼读孟郊诗，感受到：“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苏辙作《东坡先生墓志铭》，特别提到：“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古代诗歌闪烁着历代文人骚客内在的忧郁和精神的光华，中国古典学若不言及诗骚词曲，可能会顿失精神。因而在研究古代小说史之后，我转入古代诗学领域，陆续写成《楚辞诗学》、《李杜诗学》。1997年底，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由于文章较长，主编徐公恃先生建议将后半部分，起名《<离骚>的诗学机制》，发表于次年的第1期。至于《楚辞诗学》的其他章节，除了《〈天问〉：走出神话和反思历史的千古奇文》，发表在1998年第1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之外，其余文字都见于各高校的学报了。《风俗通义·皇霸第一》云：“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遗烈，抗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叱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时议者恨楚之疏远屈原，魏不用公子无忌，故国削以至于亡。秦因愚弱之极运，震电之萧条，混壹海内，为汉驱除。……高祖践祚，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礼学，制度文章，冠于百王矣。”可见汉人好言《楚辞》，除了刘邦和丰沛列侯皆是楚人，淮南王都寿春乃楚辞老窝之外，也与汉初总结历史教训，“议者恨楚之疏远屈原”的历史反思相关。

    1998年底，我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面临着《文学遗产》出版经费极其拮据的局面。我就着手借助著名高校的援助，与编辑部的徐公恃、竺青先生协力解决这个难题，而我当时正在撰写的《李杜诗学》的篇章，并没有在《文学遗产》上出现。直到《李杜诗学》一书出版两年后，2005年4月2日我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作了《李白诗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分析》的讲演，以醉态思维、远游姿态、明月情怀三个命题，解释李白继承了诗酒风流传统，又借助于胡地以及长江、黄河文明的综合气质，为我们民族的精神体验、审美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形式。新任《文学遗产》主编的陶文鹏先生是研究唐宋诗词的名家，他发现这篇讲演新鲜活泼，富有独创性，遂将之发表在2005年第6期上。2005年11月在绍兴召开“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我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文学研究所的代表，发表了《陆游：诗魂与越中山水魂》的主题讲演。我在开场白中说，自己对陆游研究是一个后来者，是来向专家们学习的。但几位资深的长辈教授说，不能这样讲，你对陆游诗歌轨迹提出的那些问题，极具关键性、启发性，并一再问及这篇文章在哪里发表。研讨会还特邀我和陶文鹏先生，为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分别作了题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分析》和《陆游与中国爱情诗》的专题讲座，在讲座完了喝茶休息时，我把长辈教授的意见告诉陶文鹏先生。他就把这篇关于陆游的讲演稿拿回去，发表在2006年第3期。上述这些，就是我由叙事学转向诗学之后，与《文学遗产》发生的因缘了。打通叙事学和诗学，使我的古典学研究的思路双轨并驰，变得丰富而充满情趣，产生了如杜诗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精神效应。

由于我还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于此期间我一再强调文学研究的空间意识，以及思考如何把少数民族文学写入主流的中国文学史。我日益自觉地感到，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知识的缺失，应该看成是知识结构的重大缺陷。为了到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做准备，我写了一份《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讲稿，认为文学史的写作不仅要把握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这一要义，同时需要树立起“大文学观”的理念，从文化表达的层面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因此，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重新考察中国文学的历史：一是精神层面的内外相应，即个体生命与历史时代命题的交互作用；二是文化层面的雅俗相推，即文人探索与民间智慧的互动互补；三是跨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重组，即中原文学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学的相激相融。我觉得这些命题，对于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更新相当重要，也就建议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当它在2003年第5期刊发出来时，我已经在剑桥大学不仅作了这个讲演，而且对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千九百余种诗学著作的状况进行普查了。

学术研究如果要追求精深和彻底，是不能回避或游离于对民族原始经典的返本还原研究的。没有抵达原始经典的深处，就谈不上抵达古典学的核心。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在于对先秦经史诸子之学作出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现代阐释，原原本本，却生龙活虎，令人大开眼界。梁启超1912年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以西方经验为参证，“敬祈诸君勉力为中国之学问争光荣”。他认为：“故凡人类间具有系统之智识，大学校莫不列为学科，固不问其按切实用与否也。譬如西洋大学有希腊罗马古典之学，北京大学亦有经训考证之科。以言实用，邈乎远矣，而大学校亦不得不列之为一科。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诸君受学于此最尊严之大学，负研究学问之大任。”他由此得出结论：“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此为全教育系统之精神，大学校之目的固亦不外乎是。……特别之目的维何？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和五四后的周作人，先后呼吁过，要以希腊之精神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带本质意义的是，深刻的古典学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可以成为一个民族从颓唐迷惘中自尊自重，觉醒振作起来的本原性的精神源泉。

早在梁启超之前，王国维就思考中国古典学，发现文学在古典学中的重要位置。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就说：“至文学与哲学之关系，其密切亦不下于经学。今夫吾国文学上之最可宝贵者，孰过于周秦以前之古典乎！《系辞》上下传，实与《孟子》、《戴记》等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今不解其思想，而但玩其文辞，则其文学上之价值已失其大半。”又在《去毒篇》中说：“吾人对宗教之兴味存于未来，而对美术之兴味存于现在。故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术之慰藉，现实的也。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何则？雕刻、图画等，其物既不易得，而好之之误，则留意于物之弊，固所不能免也。若文学者，则求之书籍而已。无不足其普遍便利，决非他美术所能及也。故此后中学校以上，宜大用力于古典一科。”在古典学中，文学牵系着人的性灵，而通向经学、哲学和宗教。由于文学高度关心人，关心人的生活形态和内心世界，有了文学之精神，古典学才能激活生命，变得精彩纷呈。

两所所长我一直连任了十一年，由于对古典学不断进行返本还原之思考，在这十一年的后期，我逐渐感觉到，要探明中国古典学的根柢和精髓，需要对经史诸子之学下一番苦功夫，以发明其深层的意义和生命的活力。因此在当所长后期，我就对孔孟、老庄、墨韩、《孙子兵法》、《吕氏春秋》以及群经、秦汉文献、出土简帛，进行穷搜博览，潜心探究，陆续从知识发生和生命还原的角度，写出一批探索性的文章。长达四万余字的《诸子还原初探》，就由新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8卷刊载了。不到一万八千字的《<论语>还原初探》，就发表在《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上。这篇文章探讨了《论语》由孔门弟子后学编辑成书的复杂过程，还原其中呈現出來的教育体制、编纂义例、修辞观念、文乐思想、言诗法式的多重关系，追寻导致“儒分为八”以及演化为汉学、宋学的最初的隐微踪迹，为研究先秦诸子文本的编撰体制、成书过程及其思想体系的成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那时《文学遗产》已经创办了“网络版”，据编辑部的竺青、张剑先生告知，这篇文章在网络版上点击率是领先的，这对我多少也是一种鼓励。

似乎《文学遗产》与我的《论语》研究缘分不浅。这几年我潜心撰述《论语还原》一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的项目，完稿时已有九十余万字。于是我把导论的一部分截下，奉送给《文学遗产》，借助它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了解对我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见解的反应。这篇题为《<论语还原>的方法论效应》的稿子，在编辑部接受同行评议半年，终于发表在2014年第1期上。文章的要点认为，《论语还原》须推求原始，走近历史现场，进入文本脉络，发现一部“活着的《论语》”。关键在于将文本看作是人之所写、人之所编，是人之精神活动的痕迹，从而因迹求心，对文本进行深度的生命分析。这里提出三种“方法综合”：一是对本有生命的复原性缀合，二是对战国秦汉书籍制度的过程性辨析，三是对大量材料碎片进行全息性的梳理整合。作为案例，由此对《论语》中一些孔子之言进行编年学考定；对《论语》在春秋战国之际五十余年间的三次编纂及曾子学派的崛起，进行深度剖析；对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年份，进行全息性排除和考定，并以现代天文学对之进行验证。就是在这番研究中，我确定了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研究途径。后来一位资深的先秦文学研究者还称赞：“杨义先生在前代研究者止步处着力，拓展出宏大的研究局面，可见当代学术不逊前人，更有推陈出新、整合提升之功。还原研究启动了史源学、编年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实行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用传统方法助力还原过程，细读诸子生命，缀合诸子思想，分析诸子文化，对各个问题做出过程性辨析，推求原委，排除疑似，去伪存真，求证出一个个有机的生命真体。还原的方法是通观总体和综合的方法，目的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如考订孔子适周问礼时，对纷繁驳杂的材料，通过综合的方法发现深埋在生命里联系，通过编年学的定位，天文学的信息，确定了老子和孔子会面的确切时间是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廓清了纷纭千年的争议，在先秦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典学被称为西方的“国学”，由于以古希腊语、拉丁语为基础的西方古典学教学体系，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也是跨国度的，只能说是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返本还原。中国古典学则是一个文明古国发展成的现代大国的“国学”，对其本质、内涵、血脉、生命的返本还原，又充满创造活力的研究，乃是现代大国学术能力不能回避的试炼。在我有限的学术经历中，已经感觉到中国古典学的无比博大，我以古今小说史的研究，接触到它的血肉；以诗词研究，接触到它的神采；以兼及少数民族文学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接触到它庞大的体量；最后以诸子学研究，接触到它的根柢和精髓。这逆时间矢向而上的四个方面的研究，重中之重、源中之源，在于对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出土文献和诸子学术的研究。而我接触的领域，大多在《文学遗产》上留下自己的心迹和足迹，并未跳出它的如来巨掌。可见《文学遗产》的气度，是广纳百川的。与这样的刊物“心心复心心”地结缘，是可以把自己的学问做实、做深、做大的。有这么一份刊物汇集古典文学界的群体智慧，当是中国当代学术的幸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选自《文学遗产六十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