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先生的藏书与小说戏曲研究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县人。192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1929-1931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助教兼“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1930-1937年，先后任北平图书馆编辑、北平师范大学、北平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讲师。1937年夏，受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旋复回北平图书馆任职。1941年，日本宪兵接收北平图书馆，弃职家居。1942年，任北平辅仁大学讲师。1945-1952年，先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53年，院校合并，调入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

孙楷第是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与地位，为海内外学界所公认，正如邓绍基所言：“孙先生的治学范围很广，他在俗文学研究领域内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尤为学人推重和心折。人们几乎不需要多加思索，就会想到以下三件事实：对于研究古代小说的人来说，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是他们案头必备之本；对于研究元曲的人来说，孙先生的《元曲家考略》和《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是他们必须依傍之书；对于研究变文的人来说，孙先生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和《读变文》也是必须参考之文。即此三端，就已奠定了孙先生作为一个卓越的俗文学研究家的权威地位。” ^[1]

孙楷第不以藏书家自居，其生平所聚之书，亦不以版本为贵，仅视之为研究工作的“一套基本工具”（详见下）。即便如此，这批藏书还是在“十年浩劫”中损失殆尽。其藏书的散失经过，多年来始终都是学界挥之不去的令人叹惋、痛惜的话题之一。

 

一  孙楷第的藏书

 

（一）孙楷第藏书的散失经过

孙楷第藏书的散失经过，学界流传过很多种版本。2010年春，笔者就此事拜访了孙楷第之子孙泰来先生，有幸阅读了孙楷第因藏书散失、向周恩来总理上书求援的亲笔信函。这份致周总理的书信，写于1972年8月9日，正文约1500字，文后附录中国书店的“付款单”、孙楷第凭记忆开具的藏书目录（详见下）。经孙泰来先生同意，这里摘录相关段落如下：

 

一九六九年冬，文学所领导号召全体职工要带家属下去上河南干校。说：“有书籍的，可以把书籍送文学所存放。亦可以自己处理，但不可卖给私人。”我年老，行动困难。但我认为应当服从上级号召。遂决心随跟家属上河南。但行前最困难的问题，是我的书籍问题。一，缺乏劳动力。我的书比一我老（原文如此），我老婆有严重哮喘病。我的书比一般人多。且凌乱不堪。^[2]行期迫促，不易收拾。二，运输工具没有。我住西郊，离文学所三四十里。如何把这批书运至文学所是大问题。我的老婆曾去海淀向平板车组交涉，请他们转运。平板车组成员听说是书，数量不少，拒绝不拉。文学所有汽车，但车少而忙，亦不能解决我的运输问题。我们没法，遂烦人上前门和中国书店门市部接洽，愿将全部书交给中国书店。次日，中国书店的人来了。向我说：“他们的任务是保存文物，片纸只字都要。”我说：“我的书是人民给我的钱买的，现在，你们的书店是国营，我情愿把我的全部书籍给送你们，不要钱。”书店的人说：“要按国家规定办理，不能白要书。”书店的人费了半天功夫，把我的全部书籍（包括我的稿子、笔记，和已出版的著作。书籍是五百余部。册数我记不清，粗估计是四五六千册）都用汽车载走了。除了“毛泽东选集”四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二册、“乙种本”一册外，一本书也没有了。

我离北京后不久，中国书店通知我在北京工作的亲戚，叫他到书店去。五百多部五千多册的书，连同书箱四个、书架三个，作价四百二十六圆六角七分。书店把款交给他，开了一张付款单，未盖章。

一九七一年春，我在河南身体不好。干校领导照顾我，把我调回北京。住建外学部宿舍。

……

1972年，我年七十五岁，记忆力尚未完全丧失，我虽然年纪大了一些，我受了毛主席的教育，在我的力之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仍愿作点对于人民有益的事。对于青年同志，在政治方面，我愿向他们学习；在业务工作方面，我愿和他们合作，作他们的助手。从我自己方面来说，我的著作还有将成而未完成的。在我未死之前，我愿意自己完成它，我的已经印行过的几种著作，多年以来，经我增订修改，书上的批注不少，我也愿意在我垂暮的时候，把这几种书的批注作一总结，重加增订修改，使它们成了定本。

然而，要作这些业务工作，必须要书籍。我的书籍不是一次买的，是从我在北京上学时起，五十年间，陆陆续续买到的。所以，我的书，都经我摩挲过。这些书，有的是我备参考用然后不可阙的。我的书数量不多，重要的书阙的尚多。而且都是普通书，真正板本性的书没有。然而几十年来，我作文章，基本依赖这批书。十之八九的资料室从这批普通书中得来的，必要时才向图书馆借出。如同工人一样，这批书是我的一套基本工具。没有这一套基本工具，我不能作东西。再从感情来说，这批书跟我几十年，我和它们有了感情，有眷属一般的感情。我回到北京后，见不到它们，真如文选左太冲咏史所说的“长卿还西蜀，壁立何寥廓”。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才大胆地冒昧的把我将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中国书店的经过禀知总理。并且希望从中国书店取回我的书籍（酬赎）。我的这种希望，是否合符党的政策，我不知道。如果我的这种希望并不违悖党的政策，我诚恳地请求总理帮助我，教中国书店在一九六九年冬交给他的书籍全部将原书退还我。同时，我把中国书店交给我在京亲戚的四百二十六圆六角七分人民币如数送还中国书店。

 

孙楷第藏书的散失，离不开“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据孙楷第相关日记记载，从接到下干校通知到拔宅离京，中间的时间十分“迫促”：

1969年11月3日，社科院学部文学所军工宣队召开全员大会，传达林彪“一号命令”，要求全体人员下干校。

11月4日，文学所军代表通知孙楷第下干校，强调：“谁都要去，一个也不能阙。”

11月11日，文学所先遣队成员前往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阳地区。

11月15日，文学所全体成员出发前往河南。孙楷第携夫人离京。

显然，自接到下干校的通知，到人走家搬、离开北京，中间只有十天的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天之内，还要处理户口迁移、上交房屋、处理家中财物、准备干校生活用品等等问题。用杨绛《干校六记》的话来说：“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从这封“上书”可以看出，孙楷第面临的头等难题，就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藏书，这也是社科院学部很多学者都要面临的难题。 ^[3]如何处理藏书，除了信中所言，据孙泰来回忆，父亲也曾试图想过一些办法，如将部分书籍寄存于北京大学燕东园的朋友，但是当时人人自危，无谓令朋友为难；又如，试图联系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将书籍悉数赠予，但是北京图书馆的工作已经完全停顿，停止对外开放，没有人可以拍板决定接受这批藏书。万般无奈，才与中国书店接洽。中国书店派人来运书，是1969年11月12日，当时来了四五个人，用一辆三轮汽车、连运三趟，搬走了除“红宝书”之外的所有手稿及藏书。到了1969年11月19日，也就是孙楷第携妻离京后的第四日，中国书店通知孙先生在京亲属前往位于前门的中国书店收购处。中国书店提出要按收购的形式处理这批藏书，估价人民币426.67元。孙先生的亲属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应当面与本人商量。”中国书店拒绝了亲属的这一要求。在亲属的一再坚持下，中国书店开具一张白条证明，并表示“不能盖公章”。

据孙泰来回忆，自1971年春父亲安然返京以后，实际上就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找书、要书工作。首先是孙楷第夫人多次出面与中国书店交涉，提出因“业务需要”，希望要回自己的藏书；中国书店则声称，藏书早已拆卖，“需要书，开单用钱买”。实际上，当时中国书店已经没有正式营业了，孙楷第的藏书还比较完整。个人交涉无果，孙楷第便开始寄望于组织帮助。据孙泰来手稿《思难实录——爸爸失去图书、笔记、手稿大事纪要》，这一场事后看来纯属无望的追讨原书的经历，十分艰难：

1972年7月29日，文学所军工宣队致函中国书店，提出因“业务需要”，希望中国书店退还孙楷第藏书。

1972年8月9日，孙楷第上书周恩来总理。致总理信，由孙夫人亲自送往文津街中南海北门。8月12日，总理办公室将此信批交中国社会科学部军工宣队政工组处理。

1972年11月26日，时任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受孙楷第之托，亲笔起草了致“学部业务行政领导小组吴峻同志”的信函。信中说：“总理办公室批示，交哲学社会科学部处理，哲学社会科学部又批交文学所处理。文学所同志在这以后，多次曾向中国书店交涉，都未能得到解决。最后一次，中国书店负责同志说，此事他们书店无权解决，要解决此事，需要由北京市委文教组织组长范戈同志批准。”恳请学部向北京市市委提交报告、再转市委文教组范戈同志解决。信中还谈到了孙楷第的具体要求：“我退还书款四百余元，希望中国书店将我交给他们的全部书籍退还我；如有些书籍已卖掉，希望将剩下的全部退还我，我用同样的书籍代替亦可。”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或许指的便是那些做过批注的书籍。

1972年-1974年，三次致信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同志。

1977年元旦，《光明日报》披露了孙楷第藏书在“文革”中散失的情况。据说，中国书店正是自此以后，开始拆卖这批藏书。

“文革”结束后，中央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退还所有查抄财物，包括自动上交的财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院领导多次谈到孙楷第的藏书问题。大家都觉得，似乎终于可以等到比较满意的结局了。此后，单位、个人屡屡与中国书店交涉，唯一的成果，便是1980年11月5日，由单位出资“赎买”，从中国书店取回了六捆“乱七八糟”的书籍。

1986年春，孙楷第生病入院。家人觉得所剩时间无多，追讨藏书之事必须抓紧进行：致函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胡绳同志很快派统战处同志前来调查情况；致函孙楷第之前在北京图书馆的同事、时为北京民族学院教授的于道泉先生，因为于先生与中央领导陈云同志有姻亲关系。孙楷第虽然也认识很多朋友，但从未有过请托之举，这次为了藏书的事致函于道泉先生，算是默认了家人的做法。

可惜的是，十五年追讨藏书，到头来徒劳无功。1986年夏，时任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前往探望病重中的孙楷第，问及有何未了之事，此时的孙楷第已经口不能言，只是在手心写下了一个“书”字。

 

（二）孙楷第在藏书散失后追记的藏书目录

笔者从孙泰来先生手中得到的这份《孙楷第交于中国书店的书籍目录》，是1986年4月家人于孙楷第先生病中重新抄录的上周恩来总理书的附录部分。这是一份不完全的藏书目录，“仅就我过去几十年间常看常翻的书及印象较深者，写成目录”。记录书籍的格式为：书名、册数（函数）、编撰者、版本。书目分成六个部分，这里简单介绍如下 ^[4]：

1，全国解放后新出版的书：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还包括了从抗日战争以来到全国解放后出版的小说，“因书甚繁”，书名、册数均未记录。

2，经部：共34种。除“十三经”外，主要是各种训诂、音韵学著作，多为清刊本。

3，史部：共116种，有不少清刊本。值得注意的是，“目录类”作品有近60种。

4，子部：共105种。除传统“子部”书之外，主要是古代通俗小说作品及小说考证著作。小说作品，有《太平广记》（北京文友堂影印本）、《夷坚志》（涵芬楼校印本）、《效颦集》（上海铅印本）、《三灯余话》（坊刻俗本）、《情史》（芥子园刊本）、《世说新语》（影印宋汪藻刊本）、《醉翁谈录》（影印宋本）、《聊斋志异》（鲍以文刊本）、《宣和遗事》（影士礼居刊本）、《五代史评话》（董氏刊本）、《元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元刊本）、《元至治本平话四种》（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元刊本）、《京本通俗小说》（有正书局影印本）、《清平山堂话本》（影印明洪楩刊本）、《雨窗欹枕集》（影印明洪楩刊本）、《古今小说》（上海商务排印本）、《醒世恒言》（排印本）、《永乐大典本薛仁贵征西平话》（解放后铅印本）、《初刻拍案惊奇》（排印本）、《二刻拍案惊奇》（排印本）、《墨憨斋平妖传》（刊本）、《百回本水浒传》（李玄伯印本）、《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上海商务排印本）、《贯华堂原本水浒传》（中华书局影印本）、《金瓶梅词话》（解放后影印本）、《西游记》（乾隆刊本）、《封神演义》（翻明本）、《醒世姻缘》（同治刊本）、《歧路灯》（洛阳刊本）、《石头记》（有正书局影印本）、《齐省堂本儒林外史》（刊本）、《岭南逸史》（刊本）、《儿女英雄传》（聚珍堂活字本）、《还读我书室主人评儿女英雄传》（聚珍堂活字本）、《三侠五义》（聚珍堂活字本）、《风月梦》（苏州刊本）、《飞跎传》（刊本）、《文明小史》（商务排印本）、《花月痕》（闽原刊本）、《官场现形记》（上海世界繁华报排印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上海游惨录》（上海群学社排印本）、《九命奇冤》（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恨海》（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孽海花》（小说林排印本、有正书局排印本、拥百书局排印本）、《海天鸿雪记》（世界繁华报排印本）、《九尾龟》（上海点石斋排印本）、《小秦王词话》（抄）、《廿一史弹词》（刊本）、《刘智远诸宫调》（影印本）、《董解元弦索诸宫调》（影印明张羽序本、煖红室刊本、人民文学本）、《游仙窟》（北京印本）、《青泥莲花记》（白纸石印本）、《清金石成小说》（应即石成金《传家宝》，原刊本）等。“子部”书籍，版本方面比较重要的有：《仙佛合宗、性命圭旨》明刊本、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原刊本六种、清王象晋《剪桐载笔》康熙原刊本、《初学记》清人重刊元本、冯梦龙《情史》清初芥子园刊本、《聊斋志异》乾隆鲍以文（鲍廷博）刊本、张书绅评《西游记》乾隆刊本、《儒林外史》齐省堂本、《醒世姻缘传》同治刊本、《儿女英雄传》光绪聚珍堂活字本（原刊本）、《还读我书室主人评儿女英雄传》光绪聚珍堂活字本、《三侠五义》光绪聚珍堂活字本（原刊本）、清《石成金小说》（原刊本）等。此外，尚有手稿一种，即孙楷第笺注《刘子新论》底稿。

5，集部：共128种。除诗文词之外，主要是戏曲作品、戏曲书目、古今曲论。戏曲方面，主要有《古本戏曲丛刊》（上海商务影印本）、《清内府应承大戏》（商务影印本）、《元刊杂剧三十种》（复印本）、《孤本元明杂剧》（上海商务排印本）、《盛明杂剧初集》（影印本）、《清人杂剧初集二集》（影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排印本）、《影元刊琵琶记》（董康珂罗版印本）、《影明初娇红记》（日本珂罗版印本）、凌溕初校注《西厢记》《琵琶记》（上海影印本）、《牡丹亭》（上海影印万历本）、《目连救母记传奇》（坊刻俗本）、《百宝箱传奇》（石印本）、《桃花扇传奇》（山东刊本）、《齐人记杂剧》（山西铅印本）、《逍遥巾传奇》（影印稿本）、《张养浩云庄乐府》（孔德中学石印本）、《影元本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四部丛刊本）、《影元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四部从刊本）、《月露音》（徐森玉影印本）、《全元散曲》（铅印本）、《雍熙乐府》（四部从刊本）、《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明龙骧刊本）、《南词新谱》（北大影印明本）、《北词广正谱》（北大影印明本）、《九宫正始》（影印旧钞本）、《太和正音谱》（涵芬楼本）、《天一阁录鬼簿》（石印本）、《读离骚、吊琵琶、黑白卫、李白登科记》（康熙原刊本）等。“集部”书籍，版本方面比较重要的有：《玉台新咏》，徐乃昌覆明赵氏寒山堂本；《山谷全集》，义宁陈氏仿宋刊本；元郝经《郝文忠公大全集》，康熙写刻本；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康熙原刊本；顾嗣立《元诗选》癸集，清姑苏叶氏刊本；元白仁甫《天籁集》，清九金人集本；元萨天锡《雁门集》，乾隆裔孙萨隆注本、裔孙某光绪本；《读离骚、吊琵琶、黑白卫、李白登科记》，康熙原刊本。最珍贵的应是明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残），为明龙骧刊本，孙楷第曾于此感慨说：“此书1937年为北大学生借去一函，未还，卢沟桥七七事变其，借书人不知何处去，书残缺。惜哉！”孙楷第做过批校的，有王秉璋编《清升平署承应戏目录》、元白仁甫《天籁集》两种。此外，本部分还有不少孙楷第从他书抄辑的作品，如从格致丛书中抄出的明胡文焕《群音类选》，据北大图书馆藏旧抄本抄出的《足本传奇品》、据日本京都大学藏旧抄本抄出的《抄本传奇汇考》、从明初原刊本中抄出的《诚斋乐府》、从文集中抄出的清赵进美（韫退）杂剧《瑶台梦》、《立地成佛》等。

6，丛书：共15种。其中，孙楷第做过批校的有，《津逮秘书》中的《书史会要》曾用罗振玉仿元刊本校、《东京梦华录》曾用影印元刊本校；《顾氏文房小说》中的《诗品》曾有批注；《双梅影庵丛书》中《青楼集》曾用明淡生堂抄《说集》本校；《章氏遗书》中的《永青县志稿》曾有批注。

7，杂志：1种，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合订本。

这是一部不完全的、凭记忆写出的藏书目录，很多种书籍的册数、函数，甚至书名，由于“记不清”、“忘了”，只能留白。1969年11月，中国书店前门收购处开具的收购“白条”，则将孙楷第藏书分成三类：

1，古旧书，20种，297元

2，鲁迅全集1部、马恩全集13种，33.47元

3，古旧书，660公斤，196.20元（包括书箱4个、书架3个）

第一类“古旧书”，大概就是所谓的珍本、善本；第三类“古旧书”，则是称斤论两，不可不谓“贱卖”。这批藏书的数量，实难具体估算，我们只能接受孙楷第致总理信中所言的书籍“五百余部”、册数“四五六千册”这种模糊的说法了。 ^[5]交与中国书店的手稿、笔记若干，这份目录只是偶尔提及，亦无从窥其系统。批校过的古旧书、自著书及笔记手稿的丢失，丢的就不仅仅是书籍了，还有几十年的积累、几十年的心血，损失实难衡量。孙楷第批校的自著书，目前只寻回少数几本：一是《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由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的慕湘将军自中国书店购得一本，于1981年7月亲自登门送还孙先生；慕湘将军也是作家、藏书家，1988年去世后将所有藏书捐献给家乡蓬莱市，市政府建立了“慕湘藏书楼”。一是《沧州集》，孙楷第曾在六本《沧州集》上做过批校，长期专注于孙先生遗文搜集整理工作的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镰，已留心收得其中五本；剩余的最后一本，乃文学所青年学者程凯博士无意得之于琉璃厂旧书店，2006年闻讯后欣然捐出。至于孙楷第的笔记、手稿，经过家人朋友及杨镰的多年搜集，已经从各个旧书市场找回了《曲录新编》手稿六册，但《读曲札记》，却今下落不明。

藏书的散失，是孙楷第晚年解不开的一大心结。这批藏书，的确有部分珍本、善本，但更多的还是普通书，是孙楷第开展研究工作的“一套基本工具”。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藏书家，看重的不是版本，而是研究方便之用。他编撰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其资料来源，据北京大学潘建国统计，没有一本是自己的庋藏。 ^[6]

据孙泰来回忆，父亲生前常常对自己说：“我们干了傻事，谁同情傻子？”孙泰来认为，所谓“傻事”，父亲或许指的是便对国营书店的信任。这些藏书，陪伴了孙楷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中间虽然经历过各种艰难困苦，亦曾有过转让、散失 ^[7]，但是，都不曾像“文革”这样，一夜之间，损失殆尽。部分藏书被中国书店拆卖后，流入同行之手，这样的消息，更令孙先生伤心。清孙从添《藏书记要》说：“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 ^[8]诚哉斯言，孙楷第藏书散失的经过，实可以辨“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

 

二  孙楷第的小说戏曲研究

 

（一）创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

孙楷第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首先就在于他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以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为基础，必须首先具备目录学的根基。由于通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古代小说也一直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不仅公私目录罕见著录，许多作品还因禁毁而亡佚。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科发轫的20世纪初，或许最为重要的工作，便是小说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小说目录的编纂。

潘建国曾将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创建分为三个时期：黄摩西、徐兆玮、鲁迅——专科目录的准备期；郑振铎、董康、马廉——专科目录的发轫期；孙楷第——专科目录的创建期。 ^[9]

孙楷第编撰的小说书目共三种：1932年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一卷；1933年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这几种小说书目的异同，孙楷第自己说得很清楚：“《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包括现存和已佚未见书的专门书目，在这部书目立，可以知道宋、元、明、清四朝有多少作家，有多少不同色类的作品。作家有小传，作品间有评论介绍。而为体裁所限，苦不能详。东京、大连两书目则不然。这两部书，对于读过的每一种小说，皆撰有提要，详细的记录了板本的形式，故事的原委；必要时照抄原书的题跋、目录；并且，考校异同，批评文字。为读者提出了若干问题，也相当的解决了若干问题。以此东京、大连两书目与通俗小说书目相辅而行，对于初研究小说的人是有益的。” ^[10]《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出版至今，东京、大连两书目依然并行不废，都是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可见并非偶然。

潘建国认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成熟与正式建立，其在通俗小说书目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非凡意义，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1，首次对存世及文献所载之古代通俗小说，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整理和著录；2，首次对所著录的古代通俗小说，从图书目录学的角度，作了系统的分类；3，确立了编制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学术规范；4，奠定了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史料基础。 ^[11]

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目录编撰，也要受到文献发展状况的制约。作为古代通俗小说书目的奠基之作，《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大醇小疵，也存在诸种缺陷，如孙目所收通俗小说的时间下限为1912年，但晚清时期的小说著录并不完善；小说的搜集受到地域限制，国内以北京为主、域外以日本为主，日本则又限于东京一地；对具体作品的著录也间有失误等等。不过，最大的争议，还是来自于孙目的分类体系，所以这里略作申论。

孙楷第小说分类思想的发展、定型，略有轨迹可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收孙楷第致胡适书信三十余封，其中第一封书信就谈到了关于小说分类的设想。此信未署撰写日期，据文推测，应在《与胡适之论醒世姻缘书》（1930年9月）之后、《三言二拍源流考》（1931年）之前。孙楷第在信中谈到自己受黎劭西先生（即黎锦熙）邀请编辑《中国大辞典》，因而留心于编辑小说目录：

 

窃不自揣，遂思为《小说提要》 ^[12]一书（与《小说书目》相辅而行），玄同先生亦力主张。乃拟定体例，仿四库提要例而变通之。于每书之下，论存佚及某本，次为提要，作者有略历，内容为提要，故事为考订，而书刻之源流异同，亦详述之。其分部：（一）曰宋元小说部，凡宋元一切旧本皆属之（拟不分门类）；（二）曰明清小说部上，由说话一派而来之作品属之，如“三言”“二拍”以至《今古奇观》所载是（门类当须斟酌）；（三）曰明清小说部下，明以来之长篇章回小说属之（回短而文体同者入此部），分三类：一曰讲史，子目四：一断代，如《列国志》等；二纪事本末，如《平妖传》、《女仙外史》；三列传，如《精忠传》、《于少保萃忠传》（公案书篇名拟附此目）；四通史，如《二十四史通俗演义》。二曰灵怪。三曰世态，子目四：一男女，才子佳人如《玉娇梨》，猥邪如《肉蒲团》，言情如《红楼》；二侠勇，忠义如《水浒传》，粗豪如《绿牡丹》、《彭公案》等粗劣小说；三风世，如《金瓶梅》刺土豪，《儒林外史》刺士大夫；四通俗教育，如《上下古今谈》（此类仅此一书，或不立目）…… ^[13]

 

简言之，孙楷第最初设想是分成三类：1，宋元小说部：属之以宋元一切旧本，拟不分门类。2，明清小说部上：属之以各种话本小说。3，明清小说部下：属之以明以来长篇章回小说，分讲史（细分为断代、纪事本末、列传、通史）、灵怪、世态（细分为男女、侠勇、风世、通俗教育）三类。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孙楷第小说分类的最后定型。《中国通俗小时候书目》正文共七卷，卷一为“宋元部”，分为讲史、小说、小说总集三类；卷二为“明清讲史部”；卷三为“明清小说部甲”，分为单篇、总集、自著总集三类；卷四至卷七为“明清小说部乙”，分为烟粉（细分为色情、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猥亵）、灵怪、公案（细分为忠义、精察）、风世（细分为讽刺、劝诫）四类。书前的《分类说明》，则是小说分类思想的正式说明；此外，《凡例》也涉及到了分类问题。

《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一卷，分为“短篇总集”、“长篇讲史类”、“长篇灵怪类”、“长篇烟粉类”、“子部小说”五类。《大连书目》篇幅较短，涉及作品有限，可以忽略不计。《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全书共六卷，卷一为“宋元部”；卷二为“明清部一·短篇”；卷三为“明清部二·长篇”，著录讲史类作品；卷四为“明清部三·长篇”，著录烟粉类、灵怪类作品；卷五为“明清部四·长篇”，著录公案类、劝戒类作品；卷六为“附录”，著录传奇、通俗类书、子部小说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东京书目》中的明清小说之所以分作“短篇”、“长篇”两类，乃权宜之举，孙楷第在是书《缘起》中说道：

 

窃谓吾国小说书，直接源于宋之说话人，分门别类，取当时说话之色目为称，于小说之源流系统，已足表示明了。观《梦梁录》诸书所记，则讲史与小说实为对峙之局：一缘讲史事而较长，一记琐闻而稍短。小说之中又有烟粉、灵怪、公案、传奇诸子目。其后文人造作稍变其例，乃有演小说而与讲史书抗衡者。是则中国小说只有讲史、小说二派，即短篇、长篇之名亦只足以示篇幅，不足以明性质，不必强用。余作小说书目首宋元部，以书少不分类。次明清讲史部。次明清小说部甲，以单行旧本及诸总集所收小说体例不背于古者隶之。次明清小说部乙，以文人变古诸小说隶之。今此书所记，略以时代次第之，分类稍与书目不同。^[14]

 

由此可见，《东京书目》出版问世之际，孙楷第的小说分类思想，实际上已经定型下来了。从最初的分类设想，到最终定型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二者之间既存在一贯之处，也略有差异。

首先，将古代通俗小说分成“宋元部”、“明清部”，这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一种时间上的划分。

其次，“宋元部”收宋元旧本，由于宋元小说现存数量较少，统入一部，问题不大。最初的设想是不分类，《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最终分为讲史、小说、小说总集三类。

第三，“明清部”收明清小说，数量繁多，分类比较棘手。孙楷第的最初设想是分成“话本”、“章回”两大类，这是一种体裁的划分；《东京书目》分为“短篇”、“长篇”两类，这是按照篇幅长短进行的划分，如前所述，也是权宜之举；《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明清部”，“讲史类”则独立成为“明清讲史部”，其余的作品分属“明清小说部甲”、“明清小说部乙”。“甲”、“乙”两类的分类标准，书前《分类说明》曾特别做出解释：

 

    录簿分类，宜以性质区画，不得以形式为判，故余此书不用长篇、短篇之名。

宋说话人之讲史，其词意较繁，后之讲史书是其苗裔。小说者其词寡，后之宋明短篇即出于此，本书目以小说甲类。又后而小说亦出巨制，同于讲史，斯为变体，本书目以小说乙类。……分回与否，绝不能引为小说甲类乙类之别。

 

细察甲类、乙类所收小说作品，正如潘建国指出的那样，二者的区分，乃是“话本”与“章回”的区分，是小说体裁的分类，与篇幅、题材等因素无关。可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对明清小说的分类，在“讲史”之外，还是分成了“话本”、“章回”两类；这种安排，源出于最初的分类设想，其实也是孙楷第的一贯主张。

总结起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除了在小说目录的分类上具有草创之功外，从小说史、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也具有不少的真知灼见：

首先，在进行图书分类的同时，突出并强调了通俗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点。例如，《通俗书目》在文体上突出了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分别，又由于讲史乃古代通俗小说较为显赫的门类，源远流长，数量繁多，所以单设“讲史部”。这样的安排，就不再是简单的、图书学的分类了，而是对古代通俗小说文体形式的一种总体把握。又如，《通俗书目》在沿用宋人说话名目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分类名目之外，还创设了“劝诫”一类，共收小说十七种：《醋葫芦》、《海烈妇百炼真》、《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疗妒缘》、《世无匹》、《常言道》、《玉蟾记》、《金钟传》、《绣鞋记警贵新书》、《雅观楼》、《花柳情深》、《枯树花新闻小说》、《扫迷帚》、《亲鉴》、《惨女界》、《聪明误》。对于“劝诫”类作品，《分类说明》解释说：“清以来有专主劝诫之作，与传奇用意似相近而又不尽同。且藉小说以醒世诱俗，明善恶果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则凡中国旧日小说，亦莫不自托于此，然皆以此自饰，从无自始至终本此意为书者，则清之劝诫小说乃自成一体，为古昔所无。”所谓“自始至终本此意为书者”，涉及到的是作者的创作意旨，因而也就引发了文学阐释学上的诸多问题，“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文本的意义一般远远超出原作者的意图，按照作者主观意图来设置小说门类，应该说是比较危险、容易引发争议的，如孙目“劝诫”类所收作品，张俊《清代小说史》多归入“世情小说”一类，胡益民、李汉秋《清代小说史》则归入“社会批评小说”一类。不过，这里想要说的是，从小说史、文学史的角度看，而不是从目录分类的角度看，孙目设立“劝诫”一类，尽管其定名恰切与否可以争论，但却是基于其对通俗小说作品的了解，是对这一突出文学现象的敏锐捕捉。

其次，《通俗书目》在诠次作品时，注重辨析源流，力图勾勒出小说演进上下纵横的历史过程。孙楷第在《凡例》中说：

 

其同演一故事或故事同属一系统之书，则不论著者之人，悉附于最初演此故事书之后，庶因类寻求，不至先后参差，亦《四库提要》于笺释旧文则从所注之书之例也。

 

所谓“演同一故事”，如“说唐”诸书，“同属一系统之书”，如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在这样的编排之下，小说发展变迁的历史演进一清二楚，具有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的价值，确实达到了“簿书分类，本以辨析源流，于庞杂众书之中分别部居，使以类相从，纵横上下，具见条理，则列朝著作之渊源系统与夫异同多寡，可得而稽考”（《分类说明》）的目的。胡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赞说：“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 ^[15]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资产阶级烦琐考证”时，曾有人连带对《通俗书目》的分类表示不满，认为他把《红楼梦》与《电术奇谈》、《风月鉴》并列，把《水浒传》与“反动”的《荡寇志》等量齐观。这种批评实在是无的放矢，小说分类本与价值判断无关。《通俗书目》将《红楼梦》列入“烟粉类”，系在《金瓶梅》诸书之后，反倒是准确描画出了伟大的《红楼梦》那“卑微”的精神渊源。

第三，《通俗书目》在品题上，借鉴了宋人的说话名目，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此书小说分类，其子目虽依《小说史略》，而大目则沿宋人之旧，此非以旧称为雅，实因意义本无差别，称谓即不妨照旧耳。”（《分类说明》）想要正确理解、评价《通俗书目》的分类，就必须回到对宋人说话名目的理解上来，回到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的传统上来。

例如，争议比较大的“公案”类作品，《水浒》入“说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皇明诸司公案》、《廉明奇判公案》、《明镜公案》、《详情公案》、《详刑公案》诸书，反不在“说公案”中，而是列入明清小说甲部下的“自著总集”。 ^[16]宋人说话家数中的“说公案”一门，至今学界对其内涵也未达成共识，孙目分类便是以他对“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 ^[17]明乎此，我们才能了解孙目为何将《水浒》归入“说公案·侠勇”类中，代表公案与侠义小说合流趋势的《三侠五义》与《施公案》等书也均入此类，而《于公案》、《李公案》、《九命奇冤》等书则入“说公案·精察”（“精察”也是来自于《太平广记》的品题）。至于今人视为公案作品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百家公案》等书，孙目承认其“专演公案”，但因书内各篇皆独立不相连属，实亦话本（短篇）总集，在形制上也与明清小说乙部著录的章回小说存在区别，所以列入“自著总集”。

又如“讲史”一类，《分类说明》说：“昔宋人记说话人讲史，谓之‘半实半虚’。以是为说，则讲史即难有标准。夫半实半虚谓之讲史，七实三虚如《三国演义》，不谓之讲史不可也。三实七虚如《隋史遗文》，则亦讲史也。推而至于过实，过虚，或文而近腐，或俚而荒率，然皆托稗官之体，亦自附于讲史书，不谓之讲史亦不可也，其标准本无一定，则以广博宽容者统之，固其宜也。……《水浒》唯方腊事信而有征，其三十六人虽人名非假，而事实容多捏合，又其书铺张壮烈，或不以演史为主，今径入公案类。”可见，是不是以演史为主，才是划分讲史类小说的主要依据，虚实的份额倒在其次。 ^[18]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下，“讲史”类收入了诸如《女仙外史》、《大明正德皇帝游江南传》这类毫无史实依据、纯属虚构的作品。

应该说，无论“公案”还是“讲史”，孙楷第的理解虽然貌似奇突，但自有其前后连贯、细致缜密的一致之思。就图书学、目录学而言，“分类本身就是目的，而且不能遗漏任何一部作品于门类之外” ^[19]，而就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而言，具体情况十分复杂，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部小说专科目录能够在分类问题上达致完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是非得失，都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孙楷第对古代通俗小说分类的初步尝试，依然值得我们珍视。

作为目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小说叙录，孙楷第另有相当的研究成果，这就是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撰写的小说戏曲部分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由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主持，以退还的“庚款”为资金来源，著录凡《四库全书》所未收之古籍，邀集了其时众多知名学者为其撰稿。孙楷第于1934年12月应邀加入，到退出的1938年的三四年间，共为五百余部古典戏曲小说撰写了提要。由于历史的原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最终未能完成，也没有公诸于世，无法产生应有的学术影响。孙楷第所撰提要，沧州二集中曾收入《跋明孟称舜编柳枝集》、《跋曲品》、《跋新传奇品》、《跋警富新书》等四篇，字句略有改订；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印《艺文志》丛刊，亦曾以《中国通俗小说提要》为名发表五十余篇。直到孙楷第先生辞世后的1990年，这些提要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题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题》问世。 ^[20]

 

（二）孙楷第的小说、戏曲研究

孙楷第晚年，曾将自己毕生的研究工作总结为五个部分：诸子研究、小说史研究、戏曲史研究、变文研究、楚辞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歌词研究。 ^[21]其在小说、戏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的贡献，学界多有论述，这里略作绍述。 ^[22]

小说研究方面，除了上述三种书目之外，尚有名文多篇：

《三言二拍源流考》（1931年） ^[23]，涉及“三言二拍”各种版本24种，在丰富的版本目录资料的基础上，不仅清晰勾勒出了“三言二拍流传表”，理清了各种版本之间的承继关系，还讲明了“三言二拍”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文章说：“若短篇小说，则自宋迄明似始终不为世人注意，其与文人发生密切关系，自冯、凌二氏始。……以二人名誉之高，足以转移一世之耳目，故书出即盛行，作者继起，争相仿效，遂开李渔一派之短篇小说，其遗泽至于清初而未斩。此关于一时之风气者一。《古今小说》及《通言》、《恒言》所收小说共一百二十种（宋元旧种亦搜括略尽）。凌氏《二拍》亦八十种。自来通俗小说总集，篇帙无如是之多者。今者宋元小说，流传至少，欲研究中国短篇小说自不得不以《三言》、《二拍》为基础。此关于短篇小说史料者二。综斯二端，则《三言》、《二拍》在小说史上地位之重要，自不难想见。”

《李笠翁与十二楼》（1935） ^[24]，原是为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所作的序言，洋洋洒洒竟至四五万余字。有论者以为，该文不仅是现代小说戏曲研究史上第一篇详尽的李渔传记，而且提出了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史上两个相当重要的观点：一是率先指出部分李渔小说是“笠翁自己的梦”，此前“三言二拍”等明代话本小说，作者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但小说发展至李渔，把个人经验编成故事、把个人灵魂写进小说，便成了文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对清嘉道以后小说的衰落做出了相当中肯的解释，文章指出：“明朝人不喜讲考证，万历以来，士大夫生活日趋于放诞纤佻，所以在这个时期小说戏曲也特别走了好运。清朝人好读古书，好讲考据，尤其是嘉庆以还士大夫的志趣几乎完全在穷经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时的风气；生在经学昌明之世，学问既要朴，生活方法也不得不单纯；据当时人的见解，连词章之学还觉得可以不作，何况于小说戏曲呢？学者默想到嘉道间朴学如何之盛，便知道戏曲小说在当时有不得不低微的理由了。”

《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 ^[25]，篇幅也是长达四五万字，包括四个部分：绪论、今本一百条的包公案篇目考、包公故事的产生于元明以来包公故事研究资料、故事繙作演进至于今盛传者。文章爬梳、比较了由宋至清的各种文本文献与传说资料，是研究包公案故事来源、衍变的名文，影响深远。据孙楷第致胡适书信，该文实属未完稿，原来的计划还包括另外四个部分：“原始故事未经重演者”、“故事重演后归于停顿者”、“无所系之后起故事”、“传说中的包龙图”。可惜因病搁笔，终未续完该文。 ^[26]

《水浒传旧本考——由明新安刊大涤余人序本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1941） ^[27]，以“大涤余人序本”百回本文字为基础，反覆寻求，推测“旧本水浒传应为分卷之本”、“旧本水浒传应为词话”、“水浒传词话应为元时书会所编”。虽然水浒传词话今无其本，但“今行百回本水浒传，除删去若干唱词不论外，其叙事白文中当有不少元本词话原文，则可断言也”，且《水浒传》成书与说唱文学、书会才人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水浒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最早提出了宋以来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形成了南北两个系统的观点，文章说：“水浒故事当宋金之际，实盛传于南北。南有宋之水浒故事，北有金之水浒故事。其伎艺人之所敷衍，虽不必尽同，亦不至全异其趣。……及元平金宋，南北混同。其时梁山泺故事之在南北，当亦因政治之统一而渐成混合之象。南人说梁山泺故事，可受北人影响。北人说梁山泺故事，亦可受南人影响。故水浒故事源于北宋，分演于南宋金源，而集大成于元。”

《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等五篇论文，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结集出版，题为《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 ^[28]郑振铎为此书作序说：“在这二十多年里，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他从古代的许多文献材料里，细心而正确的找出有关小说的资料，而加以整理、研究。像沙里淘金似的，那工作是辛苦的、勤劳的，但对于后来的人说来，他的工作是有益的、有用的。”这五篇论文，大都从考证入手，涉及到了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发生、发展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说：“明末短篇小说的发达，是有历史基础的。这个基础，是由东晋到明初，一千多年，许多在家出家有名无名的男女伎艺人筑成的。现在研究起来，从艺术的发展上看，没有晋南渡后至唐、五代的转变说话，就不可能有宋朝的说话，元、明的词话。没有宋朝的说话，元、明的词活，就不可能有明末的短篇小说。从文字上看，中国短篇小说之发展，是由模印话本，重订话本，进而为短篇小说的写作。一个研究中国白话小说史的人，必须对这种白话小说与乐艺的密切关系有了解。若不了解这种小说与乐艺的关系，便无法研究中国白话小说史。”这种认识，已成学界定论。

此外，孙楷第辞世后尚出版有《小说旁证》一书，专门考证小说的本事、出处。 ^[29]《小说旁证》“可以说是孙楷第一生中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著作” ^[30]，据孙楷第晚年自述：“从1929年到1933年的四五年间，我发觉四部群书中故事中多有为短篇白话小说所本者，辄手录之，约百余篇，厘为七卷，题曰《小说旁证》。以后读书有得，随时增添，积成七卷二百余篇三十万字的《小说旁证》稿本。对于征引四部群书之文，有校勘，有注解，有考证。清朝的大学者钱大昕先生说：‘读书要知道底本。’我的《小说旁证》，就是考出短篇白话小说的底本，为研究短篇白话小说开辟一条蹊径。” ^[31]

戏曲方面，论文代表作是《近代戏曲原初傀儡戏影戏考》（1943）、《傀儡戏考原》（1944年）、《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1939） ^[32]，专著代表作为《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元曲家考略》等。

《傀儡戏考原》等文，考察了傀儡戏的起源、演变、体制及与宋元戏曲的关系，得出了戏曲起源于傀儡戏的新看法：“宋之戏文元之杂剧即出于肉傀儡及大影戏。” ^[33]宋元戏曲是否起源于傀儡戏、影戏，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却不容否定。而且，孙楷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颇有开创之功：“自来学者对傀儡戏影戏无系统研究，自从我这两篇文章出来，始有专门论著。” ^[34]《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则是另一篇著名的考证文章。吴昌龄著《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久已亡佚，1928年日本发现明万历本杨东来评吴昌龄《西游记》，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但是，孙楷第却以充分的证据表明，此本《西游记》非吴昌龄所作，而是明初人杨景贤所撰；吴昌龄所撰《西游记》，其情节、文字、体裁与今本《西游记》皆不同，其曲恐怕久已亡佚，“其遗文可以见到的，今有《回回迎僧》一折。又今所传《诸侯饯别》一折，似亦是吴昌龄曲之一折。这是真正的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此说一出，立即为学界所接受，诚如他在文章中所言：“我这话或者令人乍听了有点惊异。但令人惊异的话未必便不可信。到大家认为可信时，便平淡无奇了。”

《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是研究元杂剧版本的名著，此书“虽从赵琦美所藏剧本谈起，但实际涉及到了今存元剧剧本的板本源流问题”。 ^[35]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又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重现于世、极为重要的戏曲文献之一。1939年8月，孙楷第由北京赶赴上海商务印书馆，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阅读了这批作品，回京后撰成《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一文，1940年刊于《北平图书馆季刊》。此后又修订增补，1953年易名为《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由上杂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收藏、册籍、版本、校勘、编类、品题等六章，重点考察了这批作品的“授受之源，一出一入，以及本之离析合并”。 ^[36]此书出版后，得到学界高度评价，余嘉锡誉之为“元剧之功臣”：“考镜源流以穷其变化，斟明体例以究其文词，毛举栉剔，细入无间，其用力之勤，与昔人之治经史诗赋者，殆无异也。” ^[37]

《元曲家考略》专考元曲作家生平行迹，“以元曲家事迹多晦，勤读元人集、明初人集，与《元史》结合”，而撰著此书。 ^[38]是书原计划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稿：甲稿、乙稿分别于1949年、1950年发表于《燕京大学学报》，1953年由上杂出版社结集出版；丙稿、丁稿，1957-1960年先后在一些刊物陆续发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元曲家考略》，则包括甲、乙、丙、丁四稿，共有85位元曲家的生平考略；戊稿收元曲家18人，未正式刊行，其中刘时中、冯海粟二人考略，经杨镰协助整理，发表于《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杨镰指出：“自正式出版后，《元曲家考略》已是治元曲史的学人必读之书。为元曲家考证生平行迹相当困难，点滴资料的获得，也许需要穷年累月或积十数年的努力才有进展。这本书的出版，大幅度地丰富了对元曲及元曲家的认识。” ^[39]苗怀明认为：“这些考辨建立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扎实、可信，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填补了戏曲研究的一项空白，为元代戏曲研究的深人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曲家考略》是元代戏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可以看作是一部元代曲家的资料汇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0]

孙楷第的戏曲研究，尚有多种未刊稿。据其晚年自述：

 

我于三十四五岁时开始作戏曲研究工作，垂老不倦。有“读曲记”十余册，记在北京、南京、上海所阅的明、清人曲近千种，皆有解题。从诸家传记、图书馆、地方志，抄出明、清曲家事迹数百条。（明、清曲家事迹，是我和我的朋友朱福荣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共同搜集的。）

……此外，所著又有《元佚曲故事考》稿、《天一阁录鬼簿校注》稿（即《曲录新编》稿的元曲部分），均拟补充整理，缮写为定本。 ^[41]

 

这里所谓的“读曲记十余册”，即《读曲札记》，文稿随藏书一起散失，下落不明。“明清曲家事迹”，尚属笔记形态。《元佚曲故事考》稿，有待整理。《曲录新编》今存六册，将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 ^[42]

孙楷第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史上，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用胡适的话来说：“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 ^[43]他的方法，其实就是清代朴学的训诂、校勘之学，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用考证的方法求实、求真。张中行曾称赞孙楷第是“乾嘉学派的殿军”、“家风纯正”，他一生考来考去，几乎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可见汉学的力量和汉学家的高明”。 ^[44]孙楷第的学术地位，奠定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主要工作，便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修订。《沧州集》出版后，他在六部排印本上做过修改。《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本身是增修旧作的成果，孙楷第本人却不满意，认为“征引书不过一百六十余种，殊嫌其少。其所据以考旧事者，亦无多新义可以自矜” ^[45]，此后仍然勤于搜集资料，随手改定，日前中华书局准备再版刊印的这本书，就是以孙楷第批注的自用本为底本，改动面积多达百分之八十。藏书散失后，他希望讨回自己的笔记、手稿、批校本，不过是想在垂暮之年重加增修，使之成为最后的定本。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既是孙楷第治学风范的体现，也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发生期的学术路径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注定要以基本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为重心。孙楷第的小说戏曲研究成就，是遍访公私藏书的结果，是精熟相关文献的结果 ^[46]，也是勤奋耕耘的结果。

作为一个读书、爱书之人，无论其藏书是否是珍本、善本，几十年的累积一夜之间损失殆尽，既是书的厄运，也是书生的厄运。

 

注释：

[1] 邓绍基《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

[2] 之所以“凌乱不堪”，乃是因为1967年孙楷第被逐出了北大镜春园，搬至北大东门附近成府路后罗锅巷，屋小书多，无从收拾。刘乃和《我所认识的孙楷第先生》一文回忆：“里屋的书堆得满满的，书架靠墙，在屋门口已看不见，因为书架前也堆着书，是用书将屋子塞满，中间无有走道，没有一点空隙，一直叠到小屋顶棚，人进不去，因为书的体积和屋子空间是相同的，一直堵住里屋门口。孙先生说，以后不能读书看书了，只求把书都能塞进去，暂时也不会拿动，屋进不去人也没关系。”刘文见《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

[3]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曹道衡先生在追忆干校生活时说，由于全家人都要下河南，由于“永安南里的宿舍要退回学部。这可苦了我，因为我的书多，只许存放一部分在学部，多数的不叫放，只好处理掉。弄得我重新开展业务工作时都无书可用”。曹道衡《困学纪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 这份追记的藏书目录，将收入中华书局日前正在编辑、整理的《孙楷第文集•集外集》之中。

[5] 1974年，孙楷第致北京市革委会主席范德同志信中称，交给中国书店的书籍是“二十几架书约上万册”。书信底稿，由孙泰来先生珍藏。

[6]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明清小说部乙”著录《枣窗闲笔》一卷，下注：“存，余藏作者手稿本，已捐赠北京图书馆。”

[7] 孙楷第先生的藏书，解放前亦有过散失，如前文提到的明刊本《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外借未还，遂成残阙；又如《龙图耳录》，此书原本仅以抄本流通，海内共三部，有汪原放藏本（谢蓝斋本）、傅惜华藏同治抄本（已佚），第三部即孙楷第所藏抄本，孙藏本在抗战时期因生活所迫出让与人，后来便湮没无闻了。因生计所迫，抗战期间，孙楷第先生还曾以四百大洋，将一部善本书转卖以周作人先生，所幸在生活安定后，又以原价赎回了该书。

[8] 转引自《藏书四记》，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9] 见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第七章“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创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潘文详细介绍了孙楷第编撰小说书目的缘起、经过，《孙目》的意义、价值，《孙目》的局限与不足。

[10]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重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 潘建国《中国小说书目研究》第七章。

[12]此《小说提要》，应即《近代小说书目提要》，初稿由马廉、孙楷第编成于1930年；1931年、1932年，曾两次对此书目进行增修，最后“裁篇别出”，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近代小说书目提要》原稿，今已下落不明。详细情形，见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第二节；《古代小说文献丛考•马廉不登大雅堂藏书及其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

[13]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2008年版。

[14]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缘起》，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版。

[15]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版。

[16]  在《东京小说书目提要》中，《皇明诸司公案》、《廉明奇判公案》、《明镜公案》、《详情公案》入“附录•子部小说”。孙楷第说：“以上四书，搜辑古今刑狱事。其俚拙无文，皆与《龙图公案》同。以云通俗小说，则未具小说规模，又不得与《疑狱集》、《折狱龟鉴》诸书比。然分类编集，亦窃取法家书体例。唯意在搜集异闻，供一般人消遣，则亦丙部小说之末流也。”所谓“窃取法家书体例”，实际上抓住了这类作品的要穴，石昌渝《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认为，明代公案小说直承“珥笔书”——即诉讼文书，包括状、诉、判三词，是供民众所用的诉讼文书读本——保留了三词的骨架，语言上虽然偏向俚俗，但总的说来没有完全摆脱文言的书案气。石文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17] 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收入《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18]这种虚实观，亦见于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34）：“清儒章学诚讥之为七实三虚，其实虚的真虚，实的也不见得实。总之，是稗官野史之书，其虚实真伪，不能用分数估计也。”收入《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19] 石昌渝《二十世纪古代小说书目编撰史述略——兼论有关书目体例的几个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0] 可参阅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研究》第九章第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田杉《孙楷第与〈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

[21] 黄克《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孙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22] 孙楷第的学术成就及学术评价，参见邓绍基《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苗怀明《孙楷第戏曲文献研究成就》，《文献》2008年第1期；余来明《孙楷第与中国古典小说文献学之创立》，《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等。

[23]收入《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24] 收入《沧州后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25]收入《沧州后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26]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2008年版。

[27] 收入《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28] 这五篇论文，后均收入《沧州集》。其中，《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原载于1951年《文艺报》，中华书局1965年版《沧州集》删除“艺术上的特点”部分，改题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中华书局2009年版《沧州集》，仍未能复其原貌。

[29]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小说旁证》的部分内容曾零散刊发过，如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1号曾刊出《小说旁证序》与八则“旁证”（《灯花婆婆》、《紫罗盖头》、《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冯玉梅团圆》、《简帖和尚》、《阴骘积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30] 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1] 黄克《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孙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32] 均收入《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33] 孙楷第《近代戏曲原初傀儡戏影戏考》。

[34] 黄克《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孙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35] 邓绍基《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

[36] 参阅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中华书局2005年版。

[37] 余嘉锡《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序》，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38]黄克《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孙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元曲家考略》最初似是与胡适合作，1947年孙楷第致胡适书信有言：“元曲作者。事变后我又续得了一点材料，都抄出了来。比事变前，我每共同搜集的多了一些。事变前我们搜集的，多半是限于四部丛刊中元人集子的材料。事变后，我所抄出的是四部丛刊以外的元人集子的材料。虽然不算博，大致元人集子已十取七八。……同时，我看到日本吉川幸次郎的“元曲作者考”（只几个人），晓得他也作这种工作。（他考的只有史九散仙，我们忽略没有考注。其余都不出我们所获，并且没有我每考得好，考出来的多。）我想，我与先生作的工作，有相当基础，平白让他争了去，岂不可惜。”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2008年版。

[39] 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0] 苗怀明《孙楷第戏曲文献研究成就》，《文献》2008年第1期。

[41] 黄克《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孙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42] 详见刘倩《孙楷第文集的编订与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月。

[43]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版。

[44] 张中行《孙楷第先生》，《读书》1989年第4期。

[45] 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后序》，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

[46] 张中行《孙楷第先生》：“他研究小说戏曲，大致说内容是在我国文献的后半段，可是文献的前半段，他同样是了如指掌。一次在未名湖畔闲谈，我问他，著作中引用这么多材料，是不是都有卡片。他说有些卡片，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记，譬如史部，前四史直到新旧唐书，他差不多都记得。”《读书》1989年第4期。